本帖最后由 槐下客 于 2019-7-17 00:28 编辑
苏轼是永远饮不尽的醇香之酒，迷醉了无数的情痴；苏轼是永远说不完的精神之王，熏陶了无数的灵魂。
苏轼是一只鸟，在寂寥无人声的朝廷中唱出了春天的旋律，因此，这只鸟被囚禁乌台，被流浪蛮荒。
苏轼是一缕风，在泥塑木雕般的政坛里吹起了诱人的涟漪，于是，这缕风被驱入原野，被放逐山林。
苏是是一束光，照彻了人类心灵的角角落落，让暗黑、污浊、美丽、良善、绮丽、斑驳等等所有的状态显现成像，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束光被扔到天涯海角，想让他耗尽能量，自生自灭。
可是，那些放逐者忘了，鸟的天地恰好是辽阔的天空，无边的自然；风的自由只能在繁茂的山林，空旷的原野；而光更适合到需要的地方才能更好的驱逐黑暗，泽惠众生。苏轼原本就属于自然，属于山林，苏轼的身影更适合的地方就是万千百姓间！
中国的古代史上，有谁的足迹能够超过苏轼走过的范围呢？二十岁走出眉州，扬名汴州，然后是陕西凤翔、浙江杭州（两次），然后密州、徐州、扬州、常州（两次）、定州、颍州、惠州.......走遍天下十四州，苏轼的被贬、调迁，帮助他完成了中国古代文人最希望做的事情——壮游天下，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已经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而苏轼的足迹，何止千里！何况不管到哪里，苏试都不是简单的随遇而安，而是处处和百姓打成一片，建功立业，造福生民——苏轼的升沉起伏，倒成了命运给予的自我宣传广告的无限机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晚年的苏轼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身入官场，本就不能自主；宋朝惯例，官员三年一调转，这就决定了苏轼到处迁徙的无奈；何况，自乌台诗案开始，得罪新党，忤怒旧党，苏轼行走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不谄媚，不苟合，就更是注定了他的浪迹天涯。我不会蝇营狗苟，他定要蛇鼠一丘，奈何奈何！
但是，苏轼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却从不随其流扬其波。
他活成了一个标尺。
厄运，是人生的试金石，是弱者的炼狱，是强者的熔炉。——苏轼不是弱者，很少怨天尤人。
绍圣四年（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被流放儋州。花甲之年，他来到了海南岛，也算是完成了他人生可能到达的中国版图最南端。在这之前，他本已调回京城，在朝中担任要职，本可以高居庙堂之上的，他却偏要对废除新法的执政者说三道四，那么，只有你再次出京，才能不再妨碍我的眼睛。
你不是要“浩浩乎冯虚御风”么？那你去试试琼州海峡的惊涛骇浪吧；你不是觉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可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么？那就再给你一片无垠的大海；你不是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么？那你就去天涯海角去浩然去快哉吧。
就这样，苏轼被押上一叶小舟，闯过骇浪惊涛，漂到了海南岛。
那时的海南岛，绝不像现在这样风光旖旎，游人如织，是世人所向往的旅游胜地。当时那里是“生黎”“俚人”聚居之地，属于化外蛮荒：山岚瘴气，猛兽蛇虫，水旱疾疫，封闭野蛮，语言不通......因此，唐宋时期，海南岛是天下四大流放地之一，而流放海南也许是极刑之下的最重的处罚了。唐朝王义芳、杨炎、吴贤秀、韦执谊、李德裕，宋朝卢多逊、丁谓、李光、李刚、胡铨、赵鼎，这些大部分做过宰相的高官要员都因为党争或其他原因而有过流放海南的经历。海南，成了唐宋时期禁锢不同政见者的牢笼，成了存放异己者以免他们释放毒气污染他人的保险箱。
“五月畲田收火米”，这就是李德裕们看到的黎族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真是状况；“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这就是李德裕们贬官到这里时对这里自然的感受；“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这就是李德裕们思乡的程度......
奇怪的是，这里也成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竞技场，成了一些人净化心灵的浴兰汤。前者如上面的所有人，后者如上面的原来名声很差的丁谓。他们都在海南留下了很好的政绩，得到了当地人的纪念。直到现在，海南岛上还有着香火鼎盛的五公祠，祭祀的是上述人物里的李德裕、李光、李刚、胡铨、赵鼎。
苏轼不在五公祠里。海南岛上单独有苏公祠。在这方面，苏轼以一敌五。
苏轼在海南留下了无数的第一：第一口水井，第一座学堂，第一块松墨......苏轼给海南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东坡路、东坡巾、东坡豆、东坡话......
苏轼是以罪人的身份来的海南，朝廷是准备让他自生自灭的。他虽然还戴着个官帽，但是却不能住官舍，不能有朋友。当时，有个姓张的官员来看望大文豪苏轼，回去马上就被处理了。年过花甲的苏轼，还能够如何？所以，初到的他，心情是极度悲哀的。他被赶到了一座破庙里，因为让他住官房是会受牵连的。此时的苏轼，甚至想到了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埋骨之所——之前他是希望归骨常州的——“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这该是悲伤到了何种程度，才会使豪迈如斯的他做出此想啊！他开始自我宽慰，自我解嘲——“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是海南的百姓让苏轼再次焕发了豪情。他们给苏轼送来了果腹的粮食，尽管他们并不富裕；他们把祭祀用的肉鱼留给苏轼，让他改善生活；他们把苏轼拉到家里，去饮还浮着绿蚁的薄酒，孩子们还为他跳起欢快而古朴的舞蹈......处处无家处处家，朴实的海岛百姓，让苏轼再次真正领略了什么是武陵桃源.....
苏轼很快把海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才智再次喷发。他教会人们挖水井，使得当地流行病极大程度的缓解；他教人们精耕种，改变了单纯靠狩猎的比较原始的黎族生活；他教人们用药材，祛疾病，改变了人们单纯靠巫术来抗衡自然疾病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大力的搞基础教育，他建私塾，要求塾师用中原语言（四川普通话）来教学，提高了人们和中原交流的能力；大批的文人追随苏轼来到海南，使得海南的文化水平急速提高，在苏轼离开后不久，就有大量的海南文人考中功名，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名流，出现了海南文士教中原的文化倒流现象......
国家不幸诗家幸，苏轼不幸海南幸，最终，终生漂泊的苏轼得到了最大的幸。
“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轼如是描写自己在海南的生活。这，岂不就是武陵源中的活神仙？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首诗应该是苏轼结束海南流放回归中原渡过琼州海峡时的作品。是的，孔夫子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他毕竟只是感慨了一番，苏轼可是真是经历了一次。“礼崩乐坏，返而求诸野”，苏轼可是真的在海南岛上寻到了“轩辕奏乐声”了......
不必再问苏子海南之行感慨如何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有这句话，足够了。
厄运，是人生的试金石，永远是弱者的炼狱，也永远是强者的熔炉。
苏轼，是无冕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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