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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中国文人的自留地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有着隐逸的传统，上至尧舜时代的巢父、许由，下至元明时代的王冕，都是隐士中的典型代表。而陶渊明，更被视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而备受推崇。自古以来，拒不授官或辞官归隐者便会受到吹捧，出山当官者则往往会受到讥讽。前者如东汉的严光，后者如东晋的谢安。 据《世说新语》载：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 谢安在东山隐居多年，终于在“势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山为官，尽管是时势所迫，更兼他肩负着救时的重任，然而无论是在别人眼里，还是在他自己心里，这种行为都是不太光彩的。所以不仅饱受诟病，被人讥为由“远志”降格为“小草”，连他自己也觉得十分惭愧。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把隐居看得多么高大上不仅有违当事人的初衷，更不符合一般常识。隐居，虽然是古代士大夫普遍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但却未必是他们的初衷。 比如孔子。孔子虽然没有真正隐居过，隐逸的传统也不是从孔子开始，但孔子却是历史上第一个阐述其隐逸观点的人。而且，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整个古代社会隐士们的普遍心理。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又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可见，做一个隐士，并非其本来意愿，而是取决于“天下”的形势。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也是心口不一的。他尽管信誓旦旦地表示“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在那样的春秋乱世，他仍然没有选择隐居，而是选择办学授徒，以及周游列国。似乎归隐从来就不是他人生的一个选项。 还有李白与杜甫。杜甫有诗《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据说他们曾相约一起归隐修道炼丹，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即使李白长安失意，即使杜甫四海漂泊，也从未打算将这一计划真正启动。 大多数情况下，归隐，只是他们仕途不顺或有志难申的无奈之举罢了。这其中，陶渊明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们都很熟悉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并且深为其清高、有骨气所折服。然而换个角度想想，如果需要“折腰”的不是“五斗米”，而是“五担米”“五车米”呢?或者说，如果陶渊明身居高位，可以参与朝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恐怕就可以“折腰”了。陶渊明自己说得很清楚：“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能否“折腰”其实不是关键，关键的乃是“折腰”的对象究竟“乡里小人”还是“明君圣主”。 这一点，李白的态度非常明显。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话音还没落，就被永王李璘请出了山，趾高气扬地唱起“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来。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归隐从来就不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或者说“学而优则仕”才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选择。因为自春秋以来，儒家“修齐治平”的观点始终是占据他们头脑的主流思想。谢安出仕，就有着充分的理由：“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他可是肩负着扶危济困、拯救苍生的重任的。 而另一些真正“归隐”从未出山做官的隐士，虽然不肯接受官职，却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或多或少地干预着政治，主动承担起封建士大夫的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光，以及有着“山中宰相”美誉的陶弘景。他们的隐居，未尝不是从政的另一种方式。如孔子所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不过纵观历史，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实在少之又少。大多数弃官归隐者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此即孔子说的“无道则隐”。陶渊明所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只是自我解嘲的托词罢了。 做不了高官，或者说自己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对于一些士大夫们来说，“归去来兮”似乎就成了最佳的选择。此时的他们，才算终于博得个“隐士”之名。陶渊明是如此，与他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亦皆如此，古有有美名传世大多数隐士都是如此。无论原因怎样，都和以隐居之名行“终南捷径”之实者们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归隐，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使命的终结。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他们的头脑，从来就不曾须臾远离。即使以“种豆南山下”为乐的陶渊明，仍然免不了“猛志因常在”，更不用说终于被召出仕的谢安与李白们了。 其实，如陶渊明等人的隐居，或是做诗，或是撰文，或是行医，或是卖卜……无不仍然是在延续着他们的初心。有俗话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良相固然是济世之道，为医、为卜乃至写诗撰文亦是济世之道。由此便可知为何隐逸者中诗人居多、医生居多的原因所在了。司马迁《史记》专门为卖卜的布衣司马季主立传，原因亦在于此。传中司马季主曾说：“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其实和孔子的办学授徒甚至鲁迅的唤起民众并无二致，都是无奈之下另一种从政的方式而已。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隐士，其实大都不是真心归隐、享受田园生活的无欲无求之辈，否则他们又何必写诗作文?又何必行医济世?又何必佯狂“接舆”（接舆者，跟在车后面也。）?又怎能名留千古?俗话说：你永远也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们也不妨这样说：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真心隐居的隐士。如贾岛诗云：“此只在山中，云深不知处。”或如李白诗：“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既隔世绝尘，又难得一见，更不用说什么作品、名姓传世了——这才像一个真正隐士的样子。 那么，向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陶渊明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一说，似乎也有些不确。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来就不在于此，儒家的“修齐治平”才是他们终极的使命，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乐园（或曰“苦海”）。如果非要形容一下，所谓的归隐，更象是他们房前屋后的一块“自留地”，是他们在因天灾人祸而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可以与老天爷抗争的最后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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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6 20:38
发表于 2018-4-26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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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7 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