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谭嗣同墓（余杰）

汪紫高

　　　　　　　　　　　　　　　　　谒谭嗣同墓

　　作者：余杰来源：今晚报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编辑刘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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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执着坚定 为人诚恳透明

清河杨柳

戊戌六君子，为变法流血第一人。

北极星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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