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物质脱贫与心灵沙化的时代记录——评罗伟章的《变脸》

王锐

物质脱贫与心灵沙化的时代记录
——评罗伟章的《变脸》

■王  锐


　　从《我们的路》、《大嫂谣》到近期推出的《变脸》（原载《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罗伟章的小说一直在关注下层农民工的脱贫生活。可以说，如何脱贫，一直是困扰我国广大农民的根本问题。在漫长而艰难的脱贫路上，我们留心的焦点是如何摆脱物质贫困，至于脱贫中和脱贫后，农民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异化现象，却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如果说《大嫂谣》还重在展示农民工脱贫的坎坷和坚韧，而《变脸》则更深一层写到了身体备受煎熬下的农民工，心灵所受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蜕变，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物质脱贫中心灵沙化的时代隐痛。它昭示我们，脱贫不仅仅意味着摘掉穷帽子，蜕去贫困的外壳，更该深入躯体，完善和净化自己的精神家园。以道德的堕落和良心的泯灭去换取物质上的自足和富有，则诱发了新的贫困的产生。物质上的沙漠虽然泛青，却是暂时的；心灵的绿洲一旦沙化，则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沦陷，必将导致物质上的再度沙化。这一思考，具有深层次的警惕意义和前瞻性。


　　对贫困山区的农民而言，考大学跳出农们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体面的脱贫之路。小说主人公陈太学低声下气、挨苦受累的主要动力就是供儿子考大学、光耀门楣。村民何奎因儿子考上大学，能在大城市工作，逢人便是“我儿子说……”，全村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过年时他家“人气也最旺”，这些都惹得陈太学满肚子窝火，立誓要送儿子上大学。还有，让陈太学战战兢兢、奉迎巴结的张宝国也是山村里走出的大学生，一步步混成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这同样刺激着陈太学，企盼儿子也能通过考学脱贫，过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而不像自己那样如狗般让人使来唤去，一副奴相。但儿子陈福“不是读书那块料”，连考几年也没个结果，弃学赴外地给人当小工了。陈太学一生的厚望终成泡影！毕竟，能走上这条幸运之路的村民还是个别的。外出打工便是大部分村民不得不选择的另一条脱贫之路。


　　和同类题材的小说一样，《变脸》也描述了农民在这两条脱贫路上的辛酸生活，所不同的是，小说没有表现辛酸过后的希望之光，而重在暴露脱贫中难言的苦痛和脱贫后无奈的蜕变。奔波在脱贫路上的农民不管是否脱贫，有一点是共性的：“变脸”了——心灵沙化了！小说以足够的耐心细腻记录了他们的心理变化过程。
陈太学生在山区，在包工前，“家里那个穷，裤腰都只能用稻草捆”，娶媳妇也只能将就个“过婚嫂”。“贫贱人家百事哀”，一家老小几张嘴吃饭，儿子要上学，全得靠他张罗。陈太学开始进城打工，从一个在别人手下求食的小工翻身混成一个小包工头。包工初期，他住着破旧的租房，生活节衣缩食，却也“从没赖过农民一分一厘”，总是按月结账。为此，农民工都乐于给他做活。这时的陈太学在物质脱贫中还尽可能做着让自己心安的事，舍得吃苦，讲良心，生活的层层挤压还没有让其丢失农民的本分。


　　为了能揽到活，他想方设法讨好批工程的张保国。为请客，他连早饭都不敢吃，而等着去席桌上多吃，不至于太心疼“碗重碗碟重碟”的浪费；他拿着预支农工的工钱尾随张保国赴成都，花去“全套服务”的奢华消费，而自己蜷缩在大厅沙发上过夜；为了拉关系，他学会了自己不感兴趣、以前不敢玩的麻将赌博，察言观色贿赂张保国等人；甚至还支付张保国包养情妇的花费。在张保国面前，陈太学丧失的是做人的尊严，言行唯唯诺诺，命运掌控在他人手中；而在农民工面前，他的朴实、厚道也逐渐为自私、冷酷所代替，腰包是鼓起来了，心却愈空、愈黑！


　　陈太学把花在张保国身上的钱理所应当摊在农民工头上，像其他包工头那样，采取种种不良手段勒索牟利。初次溜出工地躲账，赖农工的钱，他还有安慰自己的借口：钱都放血般花在张保国身上，他自己也两手空空，不赖不行！这种邪念一旦萌生，做人的原则和良知也就在私利的驱动下渐渐沉睡、死去。他扣押工钱，提高伙食费；工人洗澡、洗碗用水，起睡点灯，住简易工棚，都要扣钱；还对工人干出的活百般挑剔，挖空心思找扣钱的理由。看到累得吐血的农工，他仍没有丝毫的体恤之心；抓到偷钢材的小兵，他眼睁睁看着往死里整，不顾念同乡之情和昔日得到的帮助。此时的陈太学满脑子只有发财的念想，对待管自己的人和被自己管的人实践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原则：对上，他竭力迎合，缩小自我，卑微中丢弃人格；对下，他布令施威，夸大自我，貌似强大中迷失良知。


　　陈太学在上上下下的奔波折腾中见到了从没有过的票子，却气不顺，心不宁。他为证明自己的出人头地，有意在过年时炫耀自己的富有，还计划大摆宴席羞辱何奎，以此平衡他精神上的失意。但又无视兄弟乞求的目光，不舍得救济一把。他的穷面貌是变了，变得让乡里人眼馋心热，可他的心也变了，变得让同乡的农工陌生、痛恨！陈太学原有的相对单纯的人性世界被物欲沙化了，淹没了旧有的的绿色和生机。而《大嫂谣》中的“大嫂”，虽是年过半百的农工，生活更为艰辛，却让我们在同情其遭遇时肃然起敬，人性的光芒并没在困境中颓废；陈太学则让我们在可怜其处境时忧患重重，表面上的物质泛青掩饰不了他精神上的贫瘠和无着无落。


　　如果说陈太学的“变脸”还掺杂着沿袭已久的小农意识，是逼仄环境下为了单纯的脱贫而不得不变的结果。那么，农民出身的张保国则把农民身上的本分撕得粉碎，走上了一条无止境追求物欲享受的永不回头的堕落之路。与陈太学相比，他早已不把物质脱贫当作生命的终极目标，他的选择带有更多主观愿意的成分，而不像陈太学那样有太多的无奈和外围环境的施压。他野心勃勃，依附权贵获得权力，进而以权为自己牟取实惠，玩弄陈太学于股掌之间，花天酒地，放纵自我，最终自食恶果。张保国表面道貌岸然，内心势利、阴暗，既看不起和自己同样出身的陈太学，又抓住他的弱点为自己捞利。尽管他也偶尔动摇过自己的追求，但却很难跳出自己营造的欲海。


　　张保国是现阶段腐化官僚的常见形象，作者写他，主要是为陈太学的“变脸”服务——官“变”了，民岂能不“变”？这多少揭示了“腐由官生”、“变自上作”的社会乱相，而农民工的“变”则更多带有被逼无奈的因素。在小说中，连小兵这样干活不惜气力、热情卖命又挣不到钱的农工，都身不由己地干起了“偷盗”，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此之“变”是一股精神上的潮流还是倒退？另外，张保国的堕落全是咎由自取吗？张保国倒台走了，又来了更阴狠的贺经理，陈太学仍旧在自轻自贱中苟延残喘，还得继续“变”。我们的社会是否给农民工提供了在积极脱贫时心灵求真尚善的必要条件？当“变”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意识行为，而“不变”的心理操守被人们遗忘在道德的角落，社会是否该为自身发展的过度倾斜而添置新的砝码？不能否认，在心灵深处，人人都呼唤物质、精神的全面返青，渴望和谐友好的社会氛围，但形式化的口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人们已日渐麻木的神经。在物欲泛滥的今天，不仅仅是农民工，整个社会的道德归宿该取向何方？


　　《变脸》带有明显的暴露和批判意识，它带来的思考已超越了农民工的范畴，是全社会追求物质生活丰盈的背景下共同存在的心灵沙化问题。在罗伟章的小说《水往高处流》中，作者还把目光集中在教育界的“变脸”上——被铜臭腐蚀的校园。看来，“变脸”现象是他在长期创作中不断发现的经典总结。什么是“脸”，什么叫“脸面”，“变脸”中什么该变，什么不该变，都值得每一个读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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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姝

挺好的。
朋友，你好。

猪儿粑

嗯，值得一看的《变脸》，欢迎新朋友，问好！

武俊岭

可惜，对于罗氏的小说《我们的路》，我看了好几次都没看完。
《变脸》没有见。
但这篇评论还是有自己的东西的。

一了

最初由 武俊岭 发表
可惜，对于罗氏的小说《我们的路》，我看了好几次都没看完。
《变脸》没有见。
但这篇评论还是有自己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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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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