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99五十年间谭嗣同研究综述

良木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自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在北京就义以后，对他的研究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此后关于谭嗣同的宣传和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而且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50年更是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 50年谭嗣同研究回顾
　　
　　50年来，对谭嗣同之研究，以“文化大革命”为划分界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为第一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9年（暨“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为第二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谭嗣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谭嗣同全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整理出谭嗣同的研究史料，可以说是研究谭嗣同的最基本的史料。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廷福的《谭嗣同年谱》。该书记述谭嗣同一生的活动和著述，又有与谭嗣同有关的“当代大事”和“当代人物”，年谱前编列有谭嗣同“家世和家庭”。1958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注的《仁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克郡的《谭嗣同》（中国历史小丛书）。截至文革前，发表的有关谭嗣同的学术论文有50多篇。如郑鹤声的 《论谭嗣同变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李泽厚的《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 、冯友兰的《论谭嗣同》 、张德均的《谭嗣同思想述评》 、陈旭麓的《论谭嗣同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等。这一时期的论著较新中国成立前，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张德均具体将谭嗣同的思想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分析了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源流，尤其是与西学、儒学、佛学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有部分专文论述谭嗣同生平和著述的时间的考订及《仁学》的版本问题。如汤志钧的《〈仁学〉版本探源》 等等。同时要提出的是，由于受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所制约，研究者总是努力从党性原则出发，热衷于论述谭嗣同的哲学派别和阶级属性。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关于谭嗣同属唯心还是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争论。这种简单的“左”的思维，到文革发展到顶峰，谭嗣同的学术研究随之中断。

　　1978年，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为谭嗣同研究拉开了序幕。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了《谭嗣同全集》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的研究史料，同时，《湖南历史资料》发了一些谭嗣同的书信和家世的新资料。1988年，湖南出版了《谭嗣同资料汇编》，199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李一飞编注的《谭嗣同诗全编》，收录诗220首。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多数学者对以前划分“派系”的“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尝试着用现代的新理念去诠释谭嗣同。1978年到1999年21年间，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有200多篇，研究的角度和范围均有不同程度地拓宽。对《仁学》和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继续深入，不少学者还拓宽了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范围，论述了谭嗣同的民权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人口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学会思想、逻辑思想、历史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人生观、人本主义思想以及性科学思想。谭氏与其他维新人士的交往及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谭嗣同为什么在北京等死、为什么信佛、为什么写《仁学》、为什么去找袁世凯等专门问题，也有人著文作了评论。还有人研究了谭嗣同和洋务运动的关系、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和清前期浙东学派的关系。关于谭嗣同的一些史实的考订，也有一定的进展。如陈光崇的《〈谭嗣同年谱〉补证》 、邓潭州的《关于谭嗣同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中华仁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总计收到学术论文13篇，32位与会代表发言，同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1998年，在浏阳召开了大规模的谭嗣同学术研讨会，将谭嗣同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也涌现出了三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
《谭嗣同思想研究》，徐义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谭嗣同的政治主张、哲学额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原因。末附《谭嗣同著作年月考》和《谭嗣同行踪录》。《谭嗣同传论》，邓潭州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除使用文献资料外，还有一些调查资料。在体例上，先写传，在论述谭嗣同的思想，并专列一章，论述谭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
《谭嗣同评传》，李喜所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将“传”和“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传”中有评，“评”中有传，注重了谭嗣同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连贯性，还对学术界有争论的十几个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由此可见，在近50年的谭嗣同研究中，学术界取得了令人瞩目得成果，特别是近20年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随着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祭”的到来，对谭嗣同的研究走向高潮，涌现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视角。

二 、近50年谭嗣同研究的主要观点

　　? 政治思想
　
　　传统的观点认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可概括为三点，即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和积极拥护维新变法。有论者指出：谭嗣同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使资产阶级掌权并扫除束缚资产主义发展的障碍，这就决定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必然是要求平等。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谭嗣同以巨大的冲击。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更加坚定了反对列强侵略，力使民族自强。关于维新变法思想的内容，谭嗣同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废除君主专制、设议会管理国家、废除科举制、创办学校、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办铁路、开矿藏、振兴工商业、改革漕务、新修水利。从以上措施不难看出，谭的资本主义理想。但关于维新变法的动力，谭嗣同的认识是前后有变的，即：从前期猛烈的抨击清政府到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光绪身上，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救中国。这种思想一直指导他的全部变法过程。

　　? 佛学思想

　　谭嗣同所经历的接二连三的挫折，使这位爱国忧民的志士与佛门结下了姻缘。据他说他钻研佛学的目的是：“一愿老亲康健；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对于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学术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从事变法的思想武器。谭嗣同之所以皈依佛门是出于寻找思想武器的需要，并且将佛学运用到变法当中。在政治上，谭嗣同从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将佛学的教义归纳为平等，然后再用来说明改革专制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在伦理道德上，谭嗣同以佛学来批判纲常名教。在经济上，谭嗣同以佛学来批判专制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种种限制。谭嗣同之所以重视佛学，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佛学在他看来充满勇敢精神的。谭勇于为变法献身受佛学的影响很大。当然，佛学毕竟是一种宗教，必然会给谭嗣同以消极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悲观失望下的反映。1896年，谭嗣同在极大的政治失望和痛苦中开始他的北游，他的皈依佛门，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逃避现实的政治斗争，乃是幻想以宗教的超现实的力量以求得现实的解放。他把佛学与西学揉在一起，试图“相辅而行”。他在《仁学》中把佛学看作连天都无法比拟的神圣力量。从此，他放弃了以前的唯物论思想，完全接受了宗教唯心主义。这种“种瓜而不能得瓜”的局面，是谭嗣同悲观失望情绪的必然报应。

　　? 哲学体系

　　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及哲学体系研究在50、60年代十分盛行。大体有三种观点：
　　
　　1. 唯心主义。有学者提出，谭嗣同所讲的“以太”的内涵并不是物质，而是一种高于客观世界的、对于客观世界“司其动荡”、“主其牵引”性质的脱离物质的抽象。这种“以太”学说与佛家的“色蕴”、“四大众”之说有相通之处。谭嗣同是借“以太”指明“以质心力”，显然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

　　2. 唯物主义。有学者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以太”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因为谭嗣同讲过：“任举万物之中一物，如一叶，如一尘，如一毛端，如水滴，其为物渺乎其小矣，而要皆和无量之微质点粘砌而成”，“任剖其某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之凝构，曰惟以太。”“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矣。”可见，“以太”就是构成万物的原质和质点，这当然是承认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论者。

　　3.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倒退。前期，他尊崇王夫之学说，接受了王夫之关于道气的理论，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他写了《笔识》、《思篇》继承了王夫之的“气一元论”思想，这与后来著《仁学》时所表现的世界观，水火难容。光绪二十二年以后，谭嗣同转向从佛学中寻求解救中国的药方，他的哲学思想也就随之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他写的《仁学》，从结构到内容，唯心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 《仁学》及相关问题的争论

　　1. 《仁学》的思想源流

　　关于《仁学》的思想源流问题，在1998年9月28日至30日在谭嗣同家乡浏阳市举行的“谭嗣同暨湖南戊戌维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黄宣民指出，《仁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特别是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同时又较为广泛地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经济等学说，尤其是近代西方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学说。钟肇鹏认为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先秦儒学，二是墨学。罗检秋认为《仁学》的思想内涵是佛、道、墨家和西学。《仁学》虽汲取了《易》中的某些原理，但与佛之“灵魂”，道家之“道”更为相近，就现实伦理取向而言，《仁学》是以墨家、西学及庄子观念来激烈抨击三纲五伦的；《仁学》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也打上佛家、庄子的烙印，所以，《仁学》的伦理观念已离开儒学轨道，而至溶佛、墨、道及西学于一炉。周行之通过《仁学》中的民主与《吕氏春秋》中的民本对比研究，认为谭嗣同《仁学》思想，旨在“通天人之际”，而归总于“仁”与“元”，这与《吕氏春秋》的若干观点并非巧合。

　　2. 《仁学》的定位及其价值

　　部分学者认为，《仁学》是一部有创见但欠精密的仓促之作。《仁学》集中了谭嗣同能够接触到的中外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客观现实，全面表达了他的宇宙观、历史观以及改革现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见解，有很多独到之处。但思想资料来源的复杂性，决定了《仁学》的丰富博杂；写作仓促，决定了《仁学》的简明欠深；谭嗣同思想的激进性，决定了《仁学》的锋芒逼人。近代思想家的许多作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仁学》则是一个典型。 `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仁学》是开启新思想的杰作。《仁学》的内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来冲决封建主义，冲决封建伦常的三纲五常，用科学来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其某些论述比早期的《新青年》还要激进。我们应该肯定《仁学》的巨大作用。 黄宣民提出《仁学》增加民权的新内容，更具有近代的启蒙意义。同时《仁学》既言启蒙又言救国，其人权思想中又包含着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新内容。可以说“《仁学》是19世纪末中国的人权宣言。”

　　关于谭嗣同在《仁学》中构筑的哲学体系，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将西方自然科学中假设的“以太”引入中国哲学史，是一大开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是否开创中国哲学史上的新阶段”这一问题上，学界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谭氏哲学没有开创中国哲学的新局面，其思想充其量只是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的一个大杂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谭氏立足于自身所处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综合了旧有的哲学思想和新的文化要素，开创了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即机械唯物论阶段。
　
　　? 谭嗣同的历史地位

　　谭嗣同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对于谭嗣同的历史地位也一直是各个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朱亚宗对谭嗣同的历史地位作出新探。他认为，谭嗣同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形成其心物二元论的，其政治思想则经历了由缓进到激进的转变。李细珠从谭嗣同一生为传统功名所累这一新的角度，在分析其戊戌进京前后思想变动的基础上指出，谭嗣同属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关怀，其近代人格具有严重的传统限制。陈寒鸣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体认并确立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政治行为的实践层面表明谭嗣同不仅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更是一位卓立敢死的斗士；政治思想层面展示出谭嗣同的主张反满，已超越了维新变法的范畴，从而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从文化角度来看，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既为救亡图存，亦为谋求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王兴国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界定谭嗣同的地位，指出，谭嗣同开湖湘现代爱国主义之先河，将近代湘人学习西方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弘扬了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将理学经世派与今文经学经世派加以调和。在对于“谭嗣同对后世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其思想行动对革命派与革新派的启发意义。

三、谭嗣同研究之商榷与展望

　　50年来的谭氏研究虽有新突破，对谭嗣同各方面的认识也逐渐以公允的说法代替极端定论，但仍有些许可以商讨之处。如对谭嗣同的民权观问题的研究，谭嗣同的民权思想是他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他博得了革命斗士的声誉。传统的说法是认为其民权观点中，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平等式民主”的看法，与“卢梭式民主”相仿。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其思想中存在改良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就谭嗣同民权思想发生的内在逻辑而言，此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初期他注重综合地审视民权，也大力的呐喊“兴民权”，而后走向高远的神思与形而上的超越，极力地呼唤民主理想的实现，很少去探究民权之构架。在整个的变法过程中，谭嗣同提出的民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的张扬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其差异集中体现在他对民权的价值评价“是目的还是手段”。家国一体的传统思维使他很难将其民权思想游离于振兴中华的强烈急务。加上其“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 中国正统之学对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虽然， 他对西方之学有所了解，但是其思想深处的根基是改变不了的。同时，谭氏获取西学资料的渠道极为有限，并非一手资料，且对西学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偏向于自然之学，疏于西政治学。致使谭氏的民权思想与欧洲的自由主义绝有相当大之不同，谭氏之民权内容代表的是一种冷静的秩序理性，而非法国大革命版的暴风雨式的自由热情。

　　再有，关于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中西文化争论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有两条主线：一是以洋务派为首的“中体西用”论；一是康梁主张为代表的“西学中源”或“会通中西”说。而关于谭嗣同的中西文化观，在承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中体西用”的康梁更加激进的基础上，多数学者仍是将谭嗣同与康梁的“会通中西”说划分为一体，认为他们三者之间的本质是一致的，既是一种“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体系。这种认识值得商榷的。

　　但是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在对“中体西用”论的否定上，他比康梁都要走得远。其文化观的本质已不是一个“非中非西”的体系，与康梁之“会通中西”——“会通中西”之名行倡“西学”之实有明显区别。他痛快淋漓地直接抒发“尽变西法”的呼声，具有鲜明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特征。谭的理论核心是确立“西学为体”，批判“中体西用”。谭氏的观点就总体而言还不是很成熟，论证也不深刻。但是，其道器论、性善论、本末论对“西学为体”的论述，其“以太——仁”说对“中学为用”的论证，及其民主、平等思想对封建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尖锐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论的模式。谭嗣同的学说具有浓厚的“西学中源”数和“托古”论证方式的色彩，且在西学内涵方面显得相对贫乏，其理论论证叫为陈旧单薄，但其论证目的非守旧，复古，而是用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落后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所以，传统观点钟，将谭嗣同与康梁的“西学中源”说划为一体，是不确切的。谭在批判“中体西用”的道路上比康梁走得更远，走出了“量变”的范畴，达到了“质变”。其“西体中用”的文化观无疑是一种突破。

　　其次，对谭嗣同经济思想的研究。传统史学界对其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从其思想本身进行研究。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法，开门通商，采用现代机器大生产，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他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矛盾，憧憬大同社会。但很少有提及其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谭氏主张把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他并没有把贫富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的理想社会。相反，他主张中国经济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继续向大同社会推进。并且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力求为实现大同社会创造条件。可见，其实质是：第一步，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第二步，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使中国走向大同。其经济思想对现实有借鉴意义，其发展方向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50年来对谭嗣同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样存在较多有争议的问题。如谭嗣同为何选择献身道路的问题，基本成定论的说法是：处于牺牲我一人，唤醒世人的爱国激情。但，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则众说不一；还有关于谭嗣同就义前所留遗书的真实性问题；关于戊戌政变前，谭嗣同是否在华法寺秘访袁世凯的问题等等，均没有一个能形成统一的定论。此外，在过去50年间，对谭嗣同的研究主要主要集中在对谭氏本身的研究上，而对其社会背景研究相对薄弱。如对谭嗣同的家庭问题，谭嗣同交友情况，谭嗣同读书生活以及谭嗣同的性格和人格等等。

　　当然，近20年社会大变革的出现，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在很多领域中，史学家都在思考跳出原有的模式，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在谭嗣同研究中自然也有所体现。如部分的史学家已经走出了以前的“改革与革命是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开始思考谭氏“推进改革，呼吁维新，又歌颂革命，鼓吹反清”的合理性。还有对戊戌变法的认识，是否是真的维新派胜利了，中国就得救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应该把这件事放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是否是激进就值得赞扬，革命就值得肯定？同时，对于《仁学》一书也有新的看法。认为：《仁学》一书需要放进更长远的历史变迁中去考虑。《仁学》写成于1897年，但于1899年发表，对于戊戌变法实难有直接影响，而谭氏的许多思想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期间才真正发生影响，得以广泛传播。思想家的超前性，需要研究者在更长时间段中去发掘研究。相信在不断的反思与改进中，谭嗣同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