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多样化
——结合一个杂志的小说谈小说套路
文/王克楠
打开2016年《千高原》的“世纪讲坛”第一篇，雷达先生的《现实主义之树长青》涌现在眼帘。雷达先生是前辈，也是笔者崇拜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这篇短文给我们再现了更为广阔的现实主义创造作道路，看到了“人类的理性的力量、实证的力量和判断的力量”。雷达先生承认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物化、工业化、娱乐化时代，但现实主义的创作并不过时。
安文龙写出了城市的孤独感，作者采用了曾经是热点的农民工进城素材，他的《谁们的城市》是一篇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好小说。农民进城干活，是为了是摆脱沉重的农业劳动和获得一份自己满意的收入，这里面有“追求公平”的意思，但是小说主人公保顺和小茹进城后，有诸多的不适应，老板的脸难看，居住条件差等(保顺和小茹住在地下室里)，吃的是“客人吃不完菜被集中到一起，放到蒸箱里热”的剩饭。小说主人公原来以为到了城里就可以挣到钱，但日子依然紧巴巴，幸亏家中父母身体好，不用花钱治病，尚无因病而贫困之虞。为了挣到钱，保顺还有出去打零工，以补家用。小说也侧面写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城市里的人大量下岗，农民工进城，大舅哥说“城里像你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多着呢。”城市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小说借助修自行车的师傅说到了城市的弊病：堵路，汽车的尾气，“人人都骂环境不好，可是公交车上就是没有几个乘客，现在的人啊，自作孽哩。”
人的社会关系即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小说里描写的有夫妻关系，也有亲情关系，比如保顺和大舅哥的关系：保顺是普通农民，大舅哥则是老板，看不见的“阶级差别”就使得他们的关系十分微妙。保顺的儿子要结婚，女方要彩礼，保顺的媳妇找哥哥去借，就碰壁了，大舅哥的“我没有钱，酒店又不赚钱，别的生意也赔钱”，一句话就堵住了保顺的媳妇嘴巴。虽然这位哥对保顺两口子冰冷无情，保顺两口子依然能替哥哥着想，在酒店尽管多干活，认为自己是其中一个老板的“亲戚”。 保顺两口子还保持了农民的朴实，暂时没有被腐败的城市异化掉，老板让保顺媳妇拿着钥匙，就把她感动了，“人家老板对咱放心，把钥匙给了咱，咱能不好好给人家干吗？”
小说的情节发展，有主要线索和次要线索之分，但是有的时候，闪光点却死在次要线索。安文龙《谁们的城市》不仅写出了城市的孤独感，还为整个社会的“无处不腐败”而深深担忧。从小说的叙述里，可以看出整个社会面临腐败的危机，不仅官员腐败，在保顺打工的酒店，到处都是腐败，虚开发票，让客人住房不掏钱，几个人私分，公务员在酒店包房，“一个局长最爱吃那酒店里的鲍鱼面，他妈的，一碗60元，一年下来光吃面就花了一万多元”……还有酒店进的食材，老板为了降低成本，牛羊肉都是僵尸肉（住店的客人不知道，吃得还蛮好吃）。酒店里是大杂烩，厨师长和小姑娘之间暧昧，王保安骗了保顺，骗他说，让他找人员到城市里即将成立的“保安公司”来上班。小说还写到了城市里的广场舞和棋摊等，揭示房嫂来跳舞是为了排泄忧愁，下棋不停说话的老汉，也是为了借下棋排忧……总是来说，城市的原住民是忧愁的，是不幸福的。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说，这篇小说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并没有把人物脸谱化。一般人写小说，写到了酒店老板，总是凶神恶煞的。这个小说写的老板却是有自己难处的，虽然心黑，但是“情有所原”，即是为了得到利润，“不得不降低成本”。作者对打工生活相当熟悉，小说的现场性强。安文龙《谁们的城市》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写法，是站在局外讲述宝顺和媳妇进行打工的“遭遇”，孙福短篇小说《我死以后》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法。用第一人称，文中的“我”还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真实的作者本人。散文需要情境，小说也是需要的，这篇小说首先去了一个前提——我死以后，是前提，也是悬念，吸引了读者去猜想这个死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理论家说，小说就是为了揭秘人际关系的。孙福短篇小说《我死以后》一开头就把“我”和妻子以及和同学雷明的紧张关系带了进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怀疑妻子和雷明关系暧昧，但是一直没有证据，这一次，终于有了证据 ，因为“我”死了，他们就可以在急救室表现恩爱了。小说写的就是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的小说是意念小说，生活里不可能发生，写在人的潜意识“真实”地发生的事情更难写一些。这篇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把人的意念和现实生活的实在结合到一起写，互相映照。本来人死了，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作者把已经死了的“我”处理得更加灵气，无所不能，尤其是死者对环境的反应，一点也不差，死者能回忆出怎样被农用三轮车撞死的，还对妻子和同学雷明的苟且义愤填膺。小说还具有浓郁的反讽色彩，“我”被撞死了，老婆也在病房里哭，不过哭的不是夫妻感情，哭的是万一找不到肇事者，二十万赔偿金就会飞掉——不仅老婆是这样想的，老婆的情人雷明也是这样想的。
虽然孙福短篇小说《我死以后》的主体结构是意念小说，但是情节和故事却是现实的。小说描写了死者从医院被车拉回到乡村，在死者二大爷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葬礼，买棺材，“我”的儿子从外地赶回来，泣不成声。人是有内心世界的，“我”虽然成了鬼，也是有内心世界的，小说中有不少的内心独白，其中就有对自己是否真的死了疑惑，有对于阴间生活的好奇，有变成了鬼之后无法对已经红杏出墙的老婆进行惩罚的焦急，还有对儿子的骨肉牵挂，有对已经背叛自己的妻子的美好回忆等等。小说可以实写，也可假设，用了假设，有时更容易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平时总是被现象遮掩）。小说家都是有自己的审美或者审丑倾向，不过，高明的小说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让读者品出来。《我死以后》，安排了“我”与黑白无常对话的情境，借黑白无常叙述的阴间的“生活”来反衬人间的生活，“阴间的鬼无欲无求，没有战争，没有阴谋，没有勾心斗角，猫狗虫鱼，一切是平等的……”，可以使得读者感想：这样平等的阴间，究竟反衬了人间的不平等。
孙福短篇小说《我死以后》的成功之处在于表达了人性的复杂性。小说文本既写了“我”对妻子外遇的气愤填膺，欲杀之而后快，又写了对她的深情，“我从头到尾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说实话，如果那天我有能力，一时冲动把她杀了，现在我肯定会非常后悔。”小说的成功还有一个特点，在于情节上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第一个意外，“我”的儿子在二大爷的劝说下，没有对野男人大打出手；第二个意外，是“我”的妻子并没有在葬礼后马上和雷明苟且，而是说，“你要真心娶我，等惜福百天后，拿六万元彩礼来。”第三个意外，是“我”期待黑背无常帮忙把肇事者老六揪出来，遭到了黑白无常的拒绝。这些个意外构成了小说的波澜起伏，虽然从篇幅上，此小说仅仅是一个短篇小说，却具有回肠荡气的魅力。
凡是优秀的小说家，大都有着这样的写作体会：向生活进行质疑，会使得小说提高力度和强度。谭应开的短篇小说《第三个人》，通过一系列的悬念，质问生活到底怎么了？散文需要入境，小说也需要的，一个小说作者的本事，就看能不能很快把读者引导到“小说语境”，否则，罗里吧嗦，外行人也许看不出来，而内行就一把就抓住“小辫子”。谭应开的短篇小说《第三个人》，没有刻意拉长小说的叙述，而是开头就把读者引导到了特殊的语境：一轮明月，树林和小溪，花香里的忧伤，主人公小米的内心感觉“无眠的小米感到身体内部的燥热，像一只虫子到处游走”……总之，作者把小说的倾向提示给了读者，让读者感到非常亲切（让读者感到“亲切”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在处理情节上，作者平和而神秘，借助于王婆婆的话“听到存在后面的树林里有个女人在哭”，于是悬念就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女人呢？这个女人和小米有无关系呢？这篇小说的优秀，在于悬念里套着悬念，点出了主人公小米看到了树枝上有一个黑影，“一个人就蹲在窗户外的大槐树枝丫上，那个人还在晃动还在枝丫上晃来晃去”，这个人是谁？读者不由想到，这个黑影和前面说的“哭声”有关系吗？
谭应开的短篇小说《第三个人》在展开人的内心世界是动态的（即是用了动作），有老公的抚摸，有儿子的蹬被子的铃铛声等，展现了一个乡村女子对家庭的眷恋。心理感觉也是重要的，小米总是感到“那根枝丫伸过来了”，于是，小米把那棵树的枝丫锯掉了一截，“那个枝丫照样伸过来，它能自己长？”小米不解，读者也不解，读者跟着文本一起求解。怎样求解呢？作者营造了形而上的怪诞，让死去了秀给小米交谈，让俩人飞起来，在城市，见到了“秀的老公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又看到了自己的老公，老公呵斥了她，还推了她……似乎是一个梦境，但是提醒了小米——两口子不能长期分居——对于打工者来说，就是简单而深刻的哲理。
小说的道具是重要的，主人公小米的儿子脚脖子上的铃铛，即是道具，还有猫脖子上的铃铛，同样是道具。道具里藏着小说的秘密，道具把小米带到了闺蜜好友秀的坟前，通过侧面描写道出了乡村女子秀的命运。秀也是外村嫁到这村的女子，是一个勤劳善良，心灵手巧重感情的女子，可是却自杀了，成为小说的另一个悬念，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美丽的女子自杀呢？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三种可能性，究竟是哪一种可能？答案交给了读者。当然作者暗示了秀是因为老公有了外遇而自杀的……还有，善良的秀还提醒了小米不能长期和老公分居。诗歌的优秀者在于收敛，而不是张扬，小说也是这样，作者谭应开无论对进城打工的“现象”含着怎么的悲情，他当然可以去张扬，但是他依然不紧不慢地叙述着，比如用白描法，描写因为老伴打工去世而呆痴的王婆婆，作者只写她呆板的动作，并没有展开抒情。
中国当代小说是充满活力的，各种主义纷飞，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仅仅从现代先锋派小说来看，有现代小说，零度小说，还有后现代先说等……众多的小说流派，都无法回避小说必须面对生活的母体。如果没有小说里没有生活和对生活的解读，小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无论各路小说再表现方法怎样地五彩纷呈，也会坠入无意义的尴尬境地。笔者欣慰地看到，《千高原》自从创刊以来，尤其是在2016年，以更多的篇幅来刊登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是《千高原》的小说主流。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是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除了描写生活现象外，更重要地是要揭示当下人们的心理现实，也就是说，面对生活的复杂性，各自采取怎样的生活态度去应对。从《千高原》2016年的小说，尤其是头条小说来看，给读者呈现了现实生活里真实人物，有农村女子小米的善良，有进城打工对农村夫妻“爱情”的考验，有丈夫对妻子的外遇的无奈，有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理念，也有无法进入城市改变农民身份的尴尬……
一部中国小说史，即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对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取舍。2016年，一年的时间，对于时光的河流来说，仅仅是一瞬，而对《千高原》小说的成长来说，却是重要的年份。很多小说作者在时间的跨度内，得到了迅猛成长：由青涩而成熟；小说的叙述有单钱而复线；小说人物由外在而内心，小说的情节由注重故事性而转向人物内心的刻画……于是，《千高原》的小说的可读性更强，小说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近，可以说，近到了无“隔”的境界。比如雨萍的《暗疾》，写的是生活的“另一面”，有打工者的无奈，写了女人用出卖身体的方式谋生……生活当然是猥琐的，却是真实的，生活中真的有人这样生活的，何况“笑贫不笑娼”已经蔚然成风。伏晓黎的《成年家事》的叙述有一些散文化，但揭示了民国年间一个家族的内幕，即是家族里的大伯的胡作非为。世界上的胡作非为无法是无限制地放荡欲望，“大口地吃肉，没命陶醉地喝酒，飘飘欲仙地抽鸦片，昏天黑地地睡觉，流水落花一般地赌钱，粗野疯狂地日弄女人……”，小说无情地暴露了一个家族从内到外的腐败，残暴，家族内斗，让读者看到一个无法再维持辉煌的家族。
小说是文学体裁里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对于什么是小说，小说是什么，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在写作和阅读的同时，进行着讨论和甄别。小说是什么呢？小说以鲜明的叙事性吸引读者，把日常生活里的“生活”拿到了小说里进行“表达”，而且 因为作者的资质和深度不同，同样一块材料，表达出来的滋味千差万别，即使是同样集结在现实主义大旗之下，不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侧重，有的作者甚至好像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另一边……比如谭应开小说《第三个人》里的对树的枝丫的描写，比如孙福写《我死以后》对死亡之后以系列的事件的描写，虽然从表面看是荒诞的，是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却因为其内在精神的强大，依然令读者读之难忘，并对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2017年3月14日于西山书院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7-4-6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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