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腰奸”这个词[原创]

木祥

木祥


　　“腰奸”这个词，听起来很生疏，很可能有许多人都听不懂。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当然是一听就懂了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次腰奸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听到人们提到腰奸这个词的时候，我正在一个茅屋里接受批判教育。情况是这样的，那年，在一条叫怒江的江边上，我在朋友的怂恿下摸了一个过路女子的乳房，结果被告到了民工连队。连队的工人就给我定了个“腰奸”的罪名。

　　我青年的时候，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跳出“农门”，到县里或者是镇里找个正式工作。但我就是不争气，快到二十了，还是呆在家里，在生产队里挑粪割草，犁田耙地。父母对我终于丧失了信心，当着我的面长吁短叹，说我与我哥哥都是从一个娘肚子里怀出来的，怎么就没有我哥哥的那点本事。哥哥才十五岁就到一个水果糖厂工作了，敲钟吃饭，盖章拿钱。更让父母难堪的是，我不久就与一个他们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的女子好上了，草率地举行了婚礼。

　　我之所以要那么早地结婚，是要淡化父母要我跳出“农门”的念头。没有想到的是，结了婚不久，云南省要在滇西要招工人修怒江公路，条件是要具备“基干民兵”的资格。我和妻子都是贫下中农出身，都是堂堂正正的基干民兵，所以都报了名，不久就被批准了。后来我了解到，夫妻两个到怒江参加公路建设的，只有我们这一对夫妻，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单身汉。

　　我和妻子随着筑路工人到达了怒江，一直要把公路修到一个叫贡山的县城去。我们到达怒江的时候，民工布满了整个峡谷。

　　我和妻子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明正言顺的夫妻，只不过还没有生孩子而已。但到了怒江以后，她就变得好象不认识我一样，从来不和我说话，不和我打交道，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吃饭她自己到食堂里打了吃，睡觉也与那些女民工一起住到了一个大工棚里。妻子的这些做法，多少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仔细想下来我还是原谅了她。那时候，到怒江修公路的人，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就算是结了婚，也都是单身一个人到怒江修路的，和我们一样夫妻双双到怒江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我们两人在怒江过起了夫妻生活，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尴尬。

　　后来有人告诉我，妻子在怒江不理我的真正原因，是有点不喜欢我走着路睡觉的习惯。这我到是有点相信，因为，我真的能走路睡觉，而且能走着路做梦。走着路睡觉、做梦，一般人都不会，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特异功能。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着，路凸凹不平，但我能平稳地走着，大脑处于睡梦中。往往是，到了目的地，觉睡好了，梦做完了，走路的事也没有耽搁。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路上发生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除非是碰到有人叫醒我，我就又跟平常人一样清醒的走路和说话，记住自己的所作所为。

　　妻子不理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后来，觉得和我在一起的民工们都一样过单身日子，我也就无所谓了。并且，我在民工班里也有了好朋友，他们都是单身汉，大家都有共同语言。在班里，相比之下和我好的是张家贵，是个傈僳族。张家贵和我在一起，知道我和妻子关系不好，他就经常对我说，要我把妻子嫁给他。我开始还以为是他和我开玩笑，后来，他三番五次地说，说得很认真，这让我无法回答他。我的妻子，连我都不理了，我还敢把她嫁给张家贵吗？而且，我知道妻子现在不理我，等到把怒江的公路修到贡山城，修到独龙江，我们回到家乡，她依然还是会和我做夫妻的。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只是张家贵不懂得而已。

　　张家贵见我不表态，又说，你是嫌我老了吗？我把胡子拔了，还是年轻的。他还说，他是因为媳妇不在身边，才不愿拔胡子的。我不置可否。张家贵却真的喜欢拔起胡子来，在工棚里拔，在工地上休息时也拔。他拔胡子，没有一个专用的夹子，只好用两个硬币来夹着拔，看上去很吃力，很别扭。他用硬币夹胡子，一次夹着的胡子多少不等，所以很难掌握轻重，他总是经常被疼得呲着嘴，倒吸着气。时间长了，他的上下嘴唇上都起了红白色的象麻子一样大的泡。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记得起那些血泡的大小和颜色，我每次想起他脸上的那些血泡来时心里就一阵阵发紧。

　　尽管张家贵做了各方面的努力，拔了胡子，换了新衣服，但还是没有年轻了多少，我也对他没有产生多少好感。我真正对张家贵产生了一点好感，是在我的耳朵下面生了一个疔疮以后。怒江这个地方有点怪，如果你初到乍来，水土不服的话，一些莫明其妙的病都会生。才到怒江，我还好好的，还没有过多久，我的耳朵下面生了一个黄豆大的疔疮，白天黑夜都疼得难于忍受。我的妻子，也没有过问过我到底是怎么了的，她只顾到工地上去干活。只有张家贵，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棚子里，听到我疼得叫，就跑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生了一个疔。他看了看以后说，这个疔不要紧，他能把它“辇”出去。我说，你怎么能辇，你就把我辇一辇。他仔细看了看，说，你的这个疔生得很恶，不能一次辇出去，要作两次来辇才安全。于是，他先在我的疔上沾了一点口水，嘀嘀咕咕地念叨了些什么，就开始为我辇。说也奇怪，才过了不大一会，我耳朵下的疔疮，一下子就挪动到了肩上，疼痛也没有先前利害了。第二天，他又按前一天的方法辇了一次，疔疮就没有踪影。

　　于是，我对张家贵也有了好感。但不管有什么好感，他要我把妻子嫁给他的事，我却不敢答应。

　　我和张家贵有了良好的关系，这也给我带来过实惠。张家贵懂得怒江的少数民族语言，连长让他到老百姓家里去买菜，供应民工吃。张家贵对连长说，他一个人买菜，很难供应一百多号人。连长就让张家贵自己挑选一个民工，张家贵显然是挑选到了我。

　　说实话，买菜和到工地上去劳动相比较，算是一份比较轻巧的活，比起在工地上挖土石方来说，显得十分轻松。所以，我和张家贵到村子里去买菜配合很默契。张家贵会讲傈僳话，他负责联系村子里的农民，我专门称菜背菜，记帐，算账。每天，我们从事务长那里拿到许多的钱上路，晚上又把菜背了回来。在路上，张家贵总是这样对我说：如果连队不信任我们，哪里能让我们每天拿这么多的钱。听了他的话，我想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上山买菜这项工作相当卖力。每天，民工还不出工我和张家贵就出发了，但是要到很晚了才回来。

　　去买菜，要走许多的路，才能到老百姓家里。村子里的人家住得相当分散，从这家出来，到另一家就要走半天路。没有过多少时间，我们走遍了怒江边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所房子，村子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熟悉了。我们去买菜，村子里的人知道我们是修路的工人，都不要我们的高价。但村子里的老百姓不喜欢种菜，我们买菜还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和张家贵都感到一酬莫展了。只不过后来不久，我们在一个无意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叫杨秀的姑娘，买菜的事才容易了一些。

　　杨秀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傈僳族姑娘，听说上过初中，是当地最有文化的女子。在我的印象里，杨秀生得有点胖，脸红红的，留了一条大辫子。她有时候穿傈僳族服装，有时候穿汉族服装。他穿上汉族服装后，就很有汉人味，这时候，如果她不说话，你就看不出她是个本地的少数民族。我和张家贵认识杨秀的那天，她在一所小学里教书，我们听到一个傈僳姑娘用泥土味很浓的普通话教学生读课文，觉得奇怪，就在窗外听。课堂里的学生看到外面有人，注意力就不集中了，都拿着窗外看。这时候，杨秀走了过来，说我们站在外面，影响她上课。但当她知道我们是修路的民工时，就让我们到她的宿舍里去坐。下课了，她回到了宿舍，说，她是一个人一所学校，一个人教三个班的学生。她还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她会帮忙的。我和张家贵就请她帮忙我们去买菜。杨秀想了想说，她可以帮我们去找人，找哪个家里有菜，并为我们和老百姓讲价。通过杨秀指点，我们买菜方便多了。

　　通过杨秀介绍，我和张家贵还经常买着一条便宜的狗回连队去。狗不是食堂买的，而是买给连队干部的。我们把狗买回连队，只是连队干部才能吃到狗肉。修路的民工看到我和张家贵买狗给连队干部好象不乐意，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取笑张家贵：七连有个张家贵，天天要和母狗睡。张家贵听了很脑火。

　　我和张家贵经常到杨秀家里去，他们村子里的人可能有看法了。有一天，我们从杨秀家出来，有个傈僳人悄悄地跑来告诉我和张家贵，说杨秀家是富农，不要轻易去，怕上阶级敌人的当。在一条长满茅草的山路上，我和张家贵被说得如在云里雾里。我对张家贵说，杨秀家只有一所木楞房，为什么会是富农？张家贵也回答不出来。但我也就真的不敢轻易到杨秀家里去了。有一次，我路过杨秀家的村子，碰到了杨秀的母亲。杨秀的母亲问我，这久为什么不去她家。我吱唔着不好回答。见我不说话，杨秀的母亲告诉我说，我不去她家，张家贵却经常去。她说，张家贵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她家去一次，坐一久，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我听了心里沉了一下，我知道张家贵的心思。杨秀的母亲还说，她也知道张家贵的心思，但她的女儿已经和一个边防战士定亲了。

　　与杨秀家的母亲分别后，我遇到张家贵就问道，杨秀怎么没有说过她与边防战士定亲的这件事？张家贵说，这可能是杨秀的母亲故意抬高女儿的身价。后来，我们也没有问过杨秀，杨秀还是和从前一样对我和张家贵。

　　有时候，杨秀还留我们在村子里把电影看了才回民工连队。那时候，连队放电影的时候不多，我们在村子里碰到放电影，也就不放过机会。村子里放电影，是在一片山林里放，云幕就挂在两棵松树上。村子里去的电影队，一般是用一种脚踏发电机发电，映幕也小，好象还不到十毫米，比簸箕大不了多少。电影开始了，放电影的一边放，一边还要用傈僳语作一些解释，只不过只是张家贵和杨秀听得懂傈僳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看的电影片子，也是那几年常放的苏联电影，朝鲜电影，越南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我常听到张家贵贵念叨这样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打打闹闹；南斯拉夫电影，莫名其妙。电影场里，我们总是要闻到四处飘起的兰花烟的味道。杨秀问我们，能否闻得惯这兰花烟的气味。张家贵不做声。我说闻得习惯，我不好意思说闻不习惯。

　　时间一混到了夏天，民工们不适应怒江的气候水土，病多了起来。男的得了痢疾的多，疟疾多，浮肿的多。连队的民工病了，也不能轻易到其他地方去看病，只等到在连队的卫生所里已经实在看不好了，才能到团部医院里去看。有时候，病来得急，我们就用担架把病人抬到医院里去，往往是一天就要送好几个病人，张家贵和我都得参加送病人的行列。

　　不知道为什么，女民工不会得痢疾、疟疾多和浮肿。那些女民工正为自己不会得这些病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她们却容易患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语症。这些女民工头天晚上还好好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会无缘无故地说不出话来。自从女民容易得失语病以后，我就怕这种病会落到我妻子头上。在怒江，我从来不和妻子接触，不和妻子说话，但她的一切事，我都很关心。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这个担心是有依据的。没有几天，妻子就说不出话来了。虽然如此，但她还是到工地上去劳动，她认为，不说话也不影响到工地上去干活。连长去问她，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她的失语症，她比比划划地说，她到怒江修工路，想的就是跳出“农门”，如果去住院，这农门就难于跳出去。到了怒江两年了，妻子还记得我的父母跳“农门”的话。

　　只不过，尽管妻子不愿意去住院，但时间不久，她还是和一些老弱病残者被送回乡去了。我们留在怒江公路工地的，干起活来差不多都一个顶俩。妻子回家以后，我从来没有给她去过一次信，这让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现在，我真的无法用常规来解释那时候的思维。

　　妻子走了以后，我与张家贵更是打得火热。公路也越来越向贡山县城靠近，上上下下的弦都绷得更紧。为了加快进度，我们的路也越修越窄，越来越毛糙，好象只要勉强能通车就行。我记得刚刚开工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当时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

　　任务紧，劳动也艰苦。我和张家贵也不去买菜了，都到工地上去劳动。每天，我和张家贵象牛一样拉着“赶板”，把公路的土“赶”到怒江里去。虽然，我和张家贵的脊背很少有直起来的时候，但收工以后，我们也还有精力想其他的事，干其他的事。有时候，我和张家贵在工棚里住得无聊，就一起到怒江边走来走去，听滔滔的江水声、看着匆匆而去的流水无味地消磨时光。有时候，我们也自己到山上去买东西来做饭吃。我们到山上去买东西，一般不用钱买，而是用实物和当地人换。那时候茶叶和酒都要用购物证，我们就用自己的购物证买茶和酒上山去和老百姓换鸡和鸡蛋。老百姓家的鸡都是放在野外的，它们生蛋就在房子外的一个竹篮里，很少有人去管。所以，一些民工看到老百姓家里没有人，拿着鸡蛋就走了，老百姓知道了也不去追究。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自己家的鸡篮里有没有鸡蛋。

　　除了到山上买鸡买蛋，我们民工多数时间还是呆在连队里。在连队里呆长了，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听到哪里有电影，就一场不放过地去看。这天晚上，我和张家贵又一起去到一个叫“腊早”的地方去看电影。其实，那天我们也不知道“腊早”真地有没有电影，我们想，如果看不到电影，就去看一下其他连队的女民工也可以。我们走在怒江边上，看到江边的橘子树，结着很多的橘子。江边新鲜的灌木上结满了红色的叫不上名字的野果子。我和张家贵一边走一边吹着牛，吹的也都是男女之间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吹的是过去见到过的一个美丽的女孩。张家贵吹他在家乡时到野外谈过恋爱的傈僳族女子。我们吹的那些故事，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吹这些牛是为了安慰一下我们自己。这天晚上，我们俩在怒江边上一个比一个吹得起劲，谁都不去计较内容的真实与否。

　　到“腊早”的路不远，怒江的太阳下山得早，但天黑得晚。我们在黄昏里的风中信步前行。走在路上，远远的，我和张家贵看到前面来了一个女子。这女子穿着一身兰色的学生装，都洗得发白了。走近一看，这女子人生得不算漂亮，但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知识青年，有一种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干净利落。我们民工团里，修路的知识青年特别多，经常看见，一看见就知道。

　　慢慢地，我们看得清楚姑娘的脸了，她脸晒得有点黑，但黑里透红，显得很有些魅力。晚上，怒江的气候也还热，她穿得单薄，风把她的衣服吹得贴在了皮肤上，显示出很好的曲线。我有点动心，便对张家贵说，你敢不敢去摸一下这个知识青年。张家贵眨了眨他淡青色的眼睛，他说他不敢。张家贵又问我敢不敢。我说，我敢。张家贵说，你不要吹牛皮了，量你也没有那大的胆量。我说，你看着。这时候，我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走上前去，装做要和知识青年擦肩而过的样子，趁她不防的时候，便从她的身后把她的腰抱住，慢慢地，双手又摸在了她的乳房上… …但说实话，我当时一点也感觉不到接触异性的快感，我只是想在张家贵的面前体现一下我的胆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相信我怎么会有那样的胆量，为什么会干那样的傻事。

　　我现在仔细想下来，我发觉被我抱住的女子过了好一会都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好象是被惊呆了。过了一会，她才仿佛醒了过来，眼睛左看右看，看路上没有其他人，才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她先是小声哭泣，然后哭出了声来，边哭还边骂，说，你们这些挨刀的，我知道你们是七连的，我要去告你们。但是她始终没有动身子，让我就那样地搂抱着。不知道是过了多少时间，我松了手，知识青年就哭着走了。

　　我和张家贵都只有呆呆地看着姑娘的背影远去，但我们再也不敢往“腊早”方向走，赶快回到了连队的工棚里，大气都不敢出。那几天，我和张家贵都在想象着这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想，但愿这女子不要知道我和张家贵。

　　结果，知识青年还是到我们连队告了状，我们想躲藏也躲藏不了。开始，连长真不相信我会干这样的傻事，他怀疑干这事的很可能是张家贵。连长把我和张家贵叫到连部，让姑娘认到底是谁抱了她，摸了她的乳房。结果，姑娘毫不犹豫地指了指我。姑娘指到我的时候，连长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连长也不好给我的事定性，他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以后，知道我没有强奸知识青年的动机，只是抱了抱而已，连强奸未遂都谈不上。那时候法制还不健全，我想，要是在现在，一定会进一回公安局。

　　但事情总不能就这么过去，接下来是全连开会批判。我们的批判会是在一个大草棚里开，是民工们经常开会的会议室。当时，在怒江修公路的知青很多，听到我敢抱他们的知青，一个个都义愤填膺，踊跃发言。这些些知识青年给我了一个新鲜的罪名，把我抱女知青定了个罪名为叫“腰奸” 和“拦路腰奸”。后来，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到过这个术语。在批判会上，我从来不敢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从衣袋里拿出红宝书来，不停地念毛主席语录。大草棚里没有电，只有煤油灯，看不到毛主席语录上的字，我就走到灯下去，一段一段地读。读毛主席语录还真管用，知青们看我老实，我平时也没有得罪多少人，大家也就不真批，只是想让那个女知青出出气而已。

　　但批判会也不好就此结束，每天晚上都接着开，时间长了，一些民工就让我在会上讲抱那个女知青的全部过程，讲得越细越好，好象是听故事一样。后来，连队的一个民工和一个女子为谈恋爱打架，才转移了民工们的视线，他们都说要让那两个为恋爱打架的人交待交待问题。紧接着，林彪反党阴谋集团又被粉碎，我的这事，更不能算什么大事，我才得到了解脱。但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我无法在连队里抬起头来。只等到我们把公路修到贡山，我和全体民工撤回故乡以后，才没有人说起这件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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舄兢

写得真好
像主人公自述。

苇风

同感！在蓝衣飘飘的年代，年轻的心依然在绎动！

tanqisen

好，不错，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纯洁的写法了，商业化的写作离我们太近了，哎，

木祥

最初由 tanqisen 发表
好，不错，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纯洁的写法了，商业化的写作离我们太近了，哎，

谢谢表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