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剑兰探春李宗凡

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3月—1898年9月），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幼年丧母，自幼喜今文经学。十岁时，拜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师，他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好。不喜时文八股，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

1877年，谭嗣同在浏阳又师从涂启先，学习中国的典籍，接触了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此后到兰州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谭嗣同作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僚。时中法战争爆发，愤而作《治言》。阅读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译著，受其影响。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浏阳筹办学馆未成。

1885年，谭嗣同多年来，只身漫游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大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他“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同时，还研究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探索西方“新学”。

1886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识了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1888年，谭嗣同在学者刘人熙指导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同时又搜罗和阅读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以丰富自己。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等人联合在京会试的千余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谭嗣同深感民族的灾难，他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行为极为愤慨。始立志变法，“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变化维新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谭嗣同捐资为候补知府，到南京候缺。
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将佛学、西学和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及儒家、墨家等学说，溶为一体写成《仁学》一书。他认为“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精神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与梁启超等积极推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新政，筹办新式工矿企业。谭嗣同参与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的工作，支持《算学报》的发刊，还一度筹划在南京开《矿报》，在武汉开《民听报》，大力进行变法宣传的思想启蒙。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8月，谭嗣同应召入京，光绪帝召见并亲授其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事宜。9月18日，以慈禧为首的反对势力，准备借秋季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兵变，罢黜光绪，推翻新政。知道这一消息后，光绪皇帝立下密诏，说“位且不保”，要康有为等人赶紧设法营救。谭嗣同则自告奋勇地去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殊不料袁世凯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密告，荣禄再告西太后。西太后立即令荣禄发兵，先软禁光绪帝，再搜捕和通缉康有为一应维新变化官员，同时宣布“临朝听政”，维新派康、梁逃亡日本。梁启超力劝谭嗣同一起出走，遭谭嗣同断然拒绝。日本使馆也表示可以提供“保护”，他也毅然谢绝。谭嗣同被捕仅三天，就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人，被冠以“大逆不道”罪，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刑部狱中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给康有为的遗书：“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南海先生 ,谭嗣同绝笔敬上。”
还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了这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死时年方三十四岁。关于谭嗣同就义的祥细过程，梁启超先生写的《谭嗣同》文中有记述，我就不重复了。
他的主要著作是《仁学》，死后才在日本东京出版，连同他留诗120多首和其它著作，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附梁启超：《谭嗣同》文、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
“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
‘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如今又有了一段公案，有人批露谭嗣同的好友王照，说狱中诗非谭嗣同作，而是梁启超为掩饰其变法过程中的历史真相而篡改了的，由于康梁名声太大，人皆不信王照之言而误传至今。又有人说是1908年的《康梁演义》上，明白说是录了林旭的诗，而这诗是作者从谭诗里化出来的，以此证实诗是谭嗣同作。笔墨官司以搅乱读史人视线，其实无聊得很！我不知梁启超有什么历史真相要掩盖，就梁、谭二人的豪气，谭远胜于梁，这诗的风格与谭更贴切，大家何苦争呢！
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主要参考书目：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谭嗣同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8。
《谭嗣同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谭嗣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江苏人民出版1983、中华书局1980。

秋雨醉霜林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壮哉！谭嗣同`

半山人

生平辉煌~~

赵金海1976

文武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