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袭明 于 2017-9-13 14:27 编辑
“万历十五年究竟是怎样的一年?” 这大概是每一个初读此书的人共同的问题,然而,读过一次之后我并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带着满腹疑问,我再次翻开了这本书…… 万历皇帝的名声一向不好,历史学界流传着这种说法:“明亡,实亡于万历。”这样的认识也曾经长期占据着我的思维空间,以致得出:“万历是明朝的罪人”“万历让明朝走向灭亡”……的结论。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我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背影,一个可怜的青年。 万历皇帝十岁丧父,这时没有人顾及到这个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作为皇太子的他坐上了尺寸并不适合自己的龙椅接受群臣的朝拜,成为大明朝的第13为皇帝,在旁人看来,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凭自己的好恶置人于死地,却不必受任何人的束缚……多么令人向往的职业! 实则不然。 明初实行“八股取士”以来,考生的思想不知不觉第被束缚在“孔孟之道”,“存天理,去人欲”的囚笼中。在科举中脱颖而出者莫不是这些“道德”的忠实信徒,经过百年的发展明代的文官集团相当成熟,文官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自己引以为信条的“道德”。而这种道德的核心之一便是“忠君”,对君而言,这种低成本的控制群臣的手段,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皇帝的言行与“道德”相悖时,文官们又会群起而谏之,甚至不惜当庭受辱,失去官爵。由此可见,文官们终于君的前提是终于信仰;即所谓“士大夫精神”。这种“道德”与西欧过去长期存在的教会极为相似,不过前者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后者是将精神层面的层面的物质附加在一个或一个群真实的肉体至上。 皇帝与这延至千年的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聪明的皇帝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可是万历不能,在他之前的正德也不能,一个荒淫无道迷溺豹房,一个二三十年不上朝理政。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圣君”。所谓“圣君”用孔夫子的言语说,只是“面南而坐”而已。这样的“圣君”更像是国家的象征,没有个人的意志,君权不过是以他们的肉身为载体,这种合格代表如:尧、舜、禹。万历绝不属于此行列,他自即位以来无时无刻不受张居正的管教,压抑着他无法喘息。张居正死后,万历也未尝到一丝轻松,反而有一股更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文官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皇帝本人,连生活小事都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皇帝个人在这一轮轮的强大攻势下显得形单影只,力不从心,但倔强的性格让他不肯认输,于是他选择了一种在他看来很有成效的方式来对抗-------以暴制暴。只不过他的“爆”是种“冷”暴力。 从万历十五年起,万历朝的官员们再也没有在早朝中见过这位皇帝大人了。 这场皇帝与朝臣间的拉锯战旷日持久,大明的政府机构从此陷入停滞,帝国的政坛变成一池泥淖。 这场斗争没有最后的赢家。他们都是活在时代模式下的身影。在“道德”代替法律作为行为准则的时代,在“祖宗成宪”的笼罩下,一个活泼的性格,一个年青的思想必然遭到扼杀 久居深宫的万历不会知道,1588年,就在他废黜早朝的第二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大西洋霸主;东方近邻也对大明虎视眈眈…… 万历十五年没有新闻,这一年那叫朱翊钧的意气风发青年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倦懒万历皇帝。 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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