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史记》的悲剧

李小龙

　　
　　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它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书中悲剧作品约占三分之二以上，悲剧人物则多达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的气息，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书所未有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史记》是通过描绘悲剧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作者的哲学观点。从司马迁的创作选材上可见，《史记》是一部非常个性化的史书。

　　这种个性化的创作直接源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人尽皆知，司马迁是在遭受宫刑后“发愤为做”《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在《太史公自序》中会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相当骄傲，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自负，但这个骄傲自负的高贵身躯却遭受了宫刑，荒谬的现实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为这句孔子的训言，因为父亲的遗嘱，司马迁在有足够自杀理由下却没有轻生。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或者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司马迁这种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司马迁在选择悲剧人物和评价悲剧人物产生了前面所说的个性化。司马迁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经历的肯定，因为这个观点，作者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两者对比，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司马迁对魏豹和彭越的评价中阐述的最明了，司马迁说，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诸侯王后被擒下狱，这是任何人都要为之而羞耻自杀的，但他们却苟且隐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旦有机会，还会呼云唤雨。很明显，魏豹和彭越当时的处境和司马迁在狱中的处境很相似。但司马迁并不是一味的重生轻死，他赞同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样，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司马迁热情歌颂赞美的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其实和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是殊途同归的。　
　　
　　《史记》还有很多象被毒杀的赵王如意一样的平庸人的悲剧，但是，很明显，《史记》中的悲剧是以歌颂悲剧英雄为主的。因此，书中大量的悲剧并没有让我们消沉悲观，而处处让我们感受到“天行健”的阳刚之气，激励我们奋发，勃起，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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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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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庄主

路贼宪文，山西陵川人也，民国九年生于附城镇河东村。斯时，河南信阳一巫师夜观天象，见黑气一道遥起太行西北，须臾，化作煞尘纷绕半夜，复归于晋。掐指一算，骇对妻小曰：此魃精下界也，后四十年非害命百万不能止，必为吾中原之大患。

    民国二十年，闫公百川、冯公焕章合兵讨蒋，战祸绵延八月，死者60余万，晋人丧夫失子者无不哀戚。路时年10岁，见塾师向隅而泣，作诗讥之：屠得百万方为雄，却笑腐儒泪汹涌！乃父闻言，奇之曰：小儿有此壮志，他日必名标青史，光耀路氏门庭也。

    宪文闻父言，亦跳梁自许，于学堂设监狱、法场为戏，且时讽乃师误人子弟，唆其父克扣束脩，恶茶粗粝待之。塾师先罹绝嗣之痛，复遭虐待之苦，未经年而染沉疴，菜色鹄形，难胜执鞭任也。路父子益恶之，终寻嫌逐也。塾师以老病之故，四处求馆不成，竟沦为丐流。一日过路门，宪文辱之曰：老狗咬文嚼字，能当饭否？塾师气塞，晕绝阶下。路令家丁弃之厕下，任其呻吟嘶号，以验死期为乐。师挣扎四昼三夜，脉息方绝。路复命抛其尸于山野，纵犬噬之，狂笑曰：吾知治人有甚于五刑者矣，饿之为上哉！

    四乡之儒闻路所为，皆股栗魄散，无敢就馆者。路父乃送之本镇洋学堂，读所谓高小也，先前所识些许孔孟之教，亦荡然尽废。民国二十四年中上党师范学校，知者皆曰：弑师者，竟为范耶！而宪文洋洋自得，专事欺贫凌弱，号称“学霸”。校师中有匪党之学运代表，见陆好勇斗狠，乃授以德马氏邪教经典，以暴力学说导之。宪文如枭得腐肉，奉若神明，勒逼同窗上街闹事，摇身为学潮中坚也。校方惧乃父财势，不敢拘束，更遑论除名。

    民国二十五年，日寇起衅于平津，前锋直指河东。晋督闫长官百川无奈，乃组牺盟会，行联共抗战之策，聘晋籍之党人徐帅向前、薄侯一波为助，编练新军。共酋毛见机行事，命三晋学运分子皆浑水摸鱼，陆亦伪装进步入其会中。越年自协助员训练班结业，先后任平顺县总动委协理、陵川县附城分会协理，期间串联无知学子入团参军，借壳生蛋尽成匪之虫蚁。越年，以功密入其党。民国二十七年，受命回乡创建土共组织，除伪陵川县委宣传司头领兼武班头、129师赵潭支队民运主办。竟胁其父倾家助逆，率党徒驱逐县长，厉行赤化，阖县城乡皆为匪所踞。

    民国二十九年，加任伪子弟兵政委。未几，日寇百余人扫荡，陆闻风丧胆，置父老乡亲于不顾，仓皇率部抛甲弃械逃窜。途中，有民兵欲回头杀敌，宪文斥曰：岂不闻敌进我退也，侈言拼命者，饿杀之！众皆恐，随之逃平顺。其父为倭人所拘，屈从伪职，作书召之，宪文不应。薄侯见其立场坚定，重用焉。历任伪平顺县统战、宣传司头领，武委会掌印兼武工队副监。

    民国三十二年，日寇撤离陵川，陆乃衔尾“收复”家乡，谎报战绩升伪县令兼独立营管带。其父避居乡下，宪文恐牵连于已，乃大义灭亲，报上级“誓与老贼划清界限！”命心腹将其捕拿进城，项挂“汉奸”牌以铁丝穿鼻游街示众。陆父不堪子辱，绝食而亡，终前曰：生此狼儿，追悔莫及也。
   
    任内，以征粮派款为急务，四乡士绅尽为绑票，小农纳粮不足者，皆枷号于市曹，境内民皆饥困贫乏，至有卖儿典女者。而陆谕之曰：汝等钱粮若不缴吾党，则必系蓄意资敌媚顽也。违吾令者，当循昔年腐儒例处以重典！民惧且怨，多有逃投倭寇者。姚乃行连坐之法，一家投敌，邻里皆禁闭寒窑，不与供食。乡人莫不胆落，咒曰：陆某还乡，口粮抢光；鬼子进村，挑了宪文！

    民国三十四年，随王逆树声南下，入豫后历任伪沁阳县宰兼独立营管带，南下大队四中队领队等职，取倭俘之军械，趁火打劫，大肆招兵买马。抗战既胜，共军李先念部六万余众盘踞中原，不服王化。总统蒋邀美军特使马氏谈判调停，然该匪奉毛酋之命死撑顽抗，乃令大军四面进剿。王树声率陆等所部西窜鄂豫边区，途中经国军、民团多番截击，二万之众抵武当山仅剩千余。陆更为信阳民团伏击，狼狈奔逃间，米袋丢弃被缴，险些饿毙山林，乃立毒誓曰：吾若归豫，必万倍还报尔等。
        
    无何，树声弃队潜逃山东投陈粟，余众群龙无首。陆乃聚众整编，得迁前敌指挥部政委。复率众四出劫掠，国军屡次进剿，虽斩俘其部众甚多，但始终未能捕获宪文。淮海一役，国军仅存之精锐一旦覆没。陆乘机反攻，竟杀回豫中会师刘邓。小平嘉其坚贞机敏，除为潢川专员兼财政司史。
        
    红朝改元，陆以镇反之功，升信阳府通判，贪功好杀，民皆谓之“辣手陆判”。时潘复生任豫督，闻宪文恶名，疏之。陆乃搜罗潘右倾之罪状，密告吴巡抚芝圃。吴依其奸谋，数构陷于太祖、哀宗之前。时太宗掌书记处，奉旨反右，乃将潘督去职，定为“潘、杨右倾反党集团”，令吴取而代之。芝圃督豫，立拔陆为信阳知府，并合周边多县以实其地，计有口八百二十五万有奇，中原三分有其一也。
        
    红朝九年，太祖欲赶英超美，亲绘赤帜三面，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令各省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吴督领旨，备受鼓舞，命陆速创典型，早立殊勋。宪文立命各县调青壮200余万，上山伐木，剪发筑炉，成热火燎原之势。唯地处平原，铁矿匮乏，乃令收缴民间铁器，大至锅盆，小如顶针皆成原料，砸碎付之一炬，以废渣充钢材生铁，半月即上报20余万吨，日均8000吨，居全国之翘楚。曾督大喜，以陆为首功报太祖，上深嘉许之。
        
    春夏间，哀帝、太宗先后南巡信阳，嘱宪文再接再厉，以粮为纲，创“高产卫星”。陆不辱宠命，令其盟弟、府主簿赵光兼任遂平县尉，驻喳呀山，合村庄立公社，随即全府推之，皆人民公社化矣。复创亩产3200斤丰产田。陆不满，命百尺竿头，更上层楼。不数日，平西县放出特大卫星：亩产跃升至7320斤。通判张公道藩疑焉，命主簿王秉林察之，王惧陆，伪奏其产皆实。

    复应太祖“治淮”之旨，于上游大修水库，前后调民夫四百余万，于平原建梯级水库20余座。建前，有识专家皆谓此举重蓄轻排，险情极大，然陆一意孤行，斥之右派阻挠，危言耸听。库成，因未配套排涝，低洼之县盐碱成害，尽成不毛之地也。是年，信阳丰稔空前，然因炼铁、筑坝延误歉收，抛撒与鼠雀者十有其一。宪文力排众议，报产百亿，征购16亿斤，民粮有空乏不继之虞也。
        
    而复欲“飞入共产”，秋冬于全府大办食堂2万余所，放任百姓寅吃卯粮，随意浪费。有限之口粮速耗无几，食堂皆成粥场，至有关门大吉者。十年春，丁壮皆成羸弱之伍，无力耕种，土地抛荒者甚多。而陆不以为然，曰：休耕轮作与深翻密植相辅相成，今年定可丰收。播后，旱魔作祟，信阳各县百日无雨，百姓皆祈祷龙神。宪文闻之，令尽行驱散，捉拿巫人治罪。复出妙招，将太祖圣像悬挂于阡陌之间，未几果雨焉，而麦谷已旱死大半。
        
    张公心急如焚，召集守令计议，欲令多种薯萝之物以度荒年。陆以道藩自作主张，不许，令早估秋产，从速向吴督、朝廷报喜。是年，全县收成不及去岁之半，仅20万斤稍过，然同僚皆思迎合上意，欲报粮72亿斤。而宪文为应庐山会议大批快上之势，强令再行增报，张公冒险报实情于吴督，芝圃不悦，怪宪文所用非人。陆大怒，乃召州县守宰，令重新报产，并使批道藩之过。然众皆不言，或则避重就轻，难上纲线。宪文无奈，仍以前数报之，定张公为“严重右倾分子”。吴督以征购不能少于去岁故，复令强取16亿斤入库，民之口粮、籽种皆为充公，食堂更无过季之储也。
        
    秋后，部分社队断粮，民煮薯叶、野菜充饥。保甲见之，即按府令破其釜，批其身。众不堪其苦，外流逃荒者日增。宪文接报，恐竭泽而渔之事发，怒令封锁交通，查验介绍，有无证出境者，皆拘押饿毙之。复命王秉林带队至鸡公山公社搞“一教二整”，王见谢桥大队断炊多日，有浮肿死者，乃先后二次报陆速放粮相济。陆曰：吾治下岂有此等事，汝可硬顶，行“三同”之法，粮必自现矣！然仅顶三日，该队已饿死数十人。王复祈之，陆怒，斥之为右倾软弱、不肯深入。复使徐国梁代之，于其社开现场会，令保、里造假囤，以粮秕为里，上撒薄谷，诈称反出粮食数万斤。周边县社闻之，相继开会虚应之，瞒产之粮矫称有几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上亿者。
        
    宪文明知其伪，仍令文饰提炼为八股巨制，号称信阳反瞒产经验云。报至省府，吴督深颌之，令转报太祖。太祖正忧难为无米之炊，览奏喜出望外，遂谕颁行天下，皆开展“反瞒产私分斗争”，搜刮民粮以供市民之需，并远济阿尔巴尼亚等“明灯”之友邦。
      
       平舆县令曹铭心慈手软，不忍殃及黎庶，致该县反瞒产居全府之末。陆怒其态度暧昧，斥为右倾动摇，令赴省三级干部会请罪。并坐镇信阳小组会，上纲上线，狠批恶斗，曹检讨数次仍不许过关。且阴使爪牙梁德柱、付良太、许文波、杨守绩、马龙山等一哄而上，按头罚站，前推后顶“炒豆子”，观者无不心惊胆战。为免批斗皆放手残民，不复顾纲纪也。

        确山宰邵鲁明仰承路意，召万人反瞒产大会，拘社队差吏农夫，效李闯拷打追比之法，勒缴历年窖藏之陈粮朽谷，竟逼出瞒产多达“三千五百万斤”。陆闻报大喜，亲临助阵，将邵所创之经验，拔高为“号召交红心、反对交黑心”，命全府州县皆推而广之。相继开万众之会52场之多，严刑酷炼，穷搜民食，颗粒皆入仓充公，号称“挖干榨尽”，其惨如群蝗过境。

        罗山县宰许文波推波助澜，复行“组织五类分子反瞒产、预备党员转正反瞒产”之暴政，路乃遣府粮道潘耕前往，召光山、潢川、正阳、息县、淮滨等“落后县”集会取经，逼民自相残杀，务求“全歼”，然事未行而食堂皆无炊烟，青壮先成饿莩矣。

        商城县民饥困之下，有残食骨肉者，县二宰张念仲为掩真相，令捕头拘“富农”逼啖尸体，扛骨游街，诬称“阶级敌人报复”。县宰王汉卿得其实，报与宪文，陆不置可否，阴纵各县学张之所为，以混淆视听焉。光山县宰马龙山恨副职张福洪悯农，拳脚相加，踢阴爆头而后快。陆闻反誉之“对敌坚决，能下狠手”，各级官吏一发不可收，逢会必斗，逢斗必打，草菅人命，竟成合法。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计全府打死群众达6700余人，致残3400余人，令百姓除坐以待毙外，不敢再有它想。

        万户绝粮之际，社队牲畜无人喂养，差吏有请宰瘦弱牛驴救急者。陆怒止之，曰：圣上有令，畜乃公产，擅杀者同罚。下惧批斗，牲畜死者亦不敢分与社员，饥益重也。并严令“凡杀牛，不管何人，勿论大小，一律法办”，各县共逮捕“杀牛犯”2053人，死于狱中454人。黎民为保香火，多将孩童弃于县、社公所之外，亦有孤儿自来求救者，冀能得官吏怜悯收养。然陆闻报，谓之“此必刁民所教，显系敌人示威破坏”，令皆驱之沟壑，自生自灭，饥冻死者不计其数。

        是年冬，陆下乡视察，路遇伏尸，有民告之此饿莩系徐楼社员，路令随从拘之到公社，民骇而遁焉。途中小车抛锚，有母女下跪乞讨，宪文斥之速还家，否则逮捕。经光山、罗山，饥民拦车投诉者不绝，陆不胜其烦，命司机横冲直撞，扬长而去。见者皆骂之禽兽，而陆曰：此目无尊长之民，多死早超生！

        回府，陆恐惨状外泄毁已盛誉，乃传令三条：各州县速派员掩埋沿途尸体；办好信潢公路两侧之食堂，差的一律远离要道；外流者一律收容关押，令管饭却不发粒粟。复闻死绝村与时俱增，树皮皆被饥民剥光，乃命集中人力扒房砍树，掩耳盗铃，数百里村落化作废墟，较当年日寇扫荡，更有“三光”之怖也。民谣曰：听到包车响，一定有指望，眼看包车走，活命也难留。

        闻中央地质部及苏俄专家要来固始查矿，路未雨绸缪，令军区团丁全副武装，大道野径皆立岗设卡，拦路扣留外流饥民达46万人次，抵押饿毙上万。其口号曰：好人不外流，外流没好人。民益饥馑，食尸杀人之惨案频发。信阳五里店十五岁童生罗富学，1959年12月父母饿死，与四龄小妹相依为命，饥急乃杀妹食肉，路接案亲批准捕并判刑十五年。复又捕杀光山马畈公社食人之社员张建华、闵世千、杨耀中等，皆瘐死于狱中。

       红朝十一年，相国周公接报，来电查问，陆电复：夏季大旱，血气运转不周，天冷血紧，餐饮不洁，故多疫病。公安司韩仁秉报1959年死人23万，通判王达夫恐陆不悦，令核实，经宪文审阅以19万之数报省厅。吴督亦恐，催要死人之数，路复欺诓枉命，仅报“病者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省派员核查，路复令淮南各县统一口径，压缩虚应之。中监委李公坚不信，约陆复核，宪文借口无空，退避三舍，终不与实情也。省查灾专员陈志骙、张富等责守令隐瞒，陆反诬其“情绪失常，思想右倾”。

    光山县白雀公社教师李玉伦、信阳县民胡修玉、府营建司差役邢贵良不畏强暴，以匿名反映灾情，陆大怒，令捕探追查线索，绳之以法，皆被摧残几毙，幸为朝廷查灾之员搭救。

        自陆主政，信阳府饿死者人百五十万，畜二十一万，毁村庄过万，绝户者仅官报即达五万余户，阖境哀鸿遍野，白骨杂陈，昔日繁华，荡然无存矣。

        事发，哀帝、太宗皆曰豫灾须从重查办。吴督恐，欲斩路及马龙光、刁文三从恶以自免。张公厉声斥之，谋未遂，芝圃面红耳赤，罢为四川督副。王将军震按豫，见其省惨不忍睹，怒令拘捕官吏2万余，陆等列为首恶，拟立行斩决！后太祖赦其死罪，以渎职判刑三年，除党籍。然仅三月即获保外就医，迁博爱县农场安置，任厂副。

        文革兴，豫之红卫兵揪芝圃出蜀，清算斗毙。陆闻之，施借尸还魂之计，设灵堂而避于暗室，诡称已死，遂得免。二十六年，板桥水库溃决，殃及豫皖苏三省百余县，淹毙饥疫死者数百万众。暴雨初起时，当地急电请空军炸坝泄洪，然主政者当晚打桥牌困乏，昏睡不理。祸成，太宗悔焉，乃巡豫善后，陆夜叩行辕，泣告诈死之事。上怜之，令复其党籍。

        红朝三十年，太宗废华帝而登正统，传令大赦天下，并亲为吴等平反，陆亦升任百泉农专之长。宪文见昔日同僚多达官，犹愤愤不平，上书胡悯帝耀邦公，欲翻案昭雪，得省部级待遇。有司不许，乃反复申诉，胡搅蛮缠，帝怒，曰：为尔平反，愧对河南数百万饿死之众！

        陆始惧，归校而魂不守舍，如行尸走肉焉。三十二年，病退。著《信阳事件始末》，百般狡辩，诿过于天，余罪则归于上级、同僚。人不齿其为，皆咒之“老不死”，未几宪文患癌，肿瘤如樱花绽放，扩散九年犹不息。四十四年9月3日，陆梦无数冤魂索命，惊叫而亡。近年，其女路霞继其遗志，借官媒造假掩丑，网民无不愤慨，群起讨之，陆臭名远扬，遂为本传之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