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

敬一兵

　　　　　　　　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专访王岳川教授

一 中国崛起与文化创新

　　　　问：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中国崛起”这一当代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您是如何从一个大的全球化语境进入到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

　　答：无可讳言的事实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全新的时代，作为当代人文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处于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崛起的大国的文化身份、未来道路和文化命运。

　　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有几个动向。一，中国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增强了，比如对传统学问(如北京的读经班)、服装(如对汉服唐装的穿着)、仪式(比如祭祀典礼)、礼节等的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民族文化自信力的一种表征;二，民族文化的独立自强意识逐渐强化，有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西化中心主义，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不公正报道和妖魔化中国的时候，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三，知识分子开始大分化，土洋不再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国问题意识凸显，盲目出国的人少了，留下来的对中国加以研究和阐释的人渐多了，学术规范也更严了;四，文学艺术对西方艺术的模仿已然走到了末路绝境，新的回归中国文化精神的文艺思潮时有出现。

　　多年来，我坚持文化整体上创新，在创新基础上输出那些整合了中西先进文化的新的普世性文化。文化输出显示出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对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同，是90年代思想的发展和反思。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以此让世界来欣赏和批评中国。

　　今天，中国是低势位的文明。而在古代，中国是高势位的文明。因此，虽然宋被元灭了，明被清灭了，但是最终这些游牧文明被农耕文明同化了。而在现代，中国主要是农耕社会和部分的现代社会，现代化还未完全实现，而西方是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在此情况下，中国就有可能被西方同化，因此，中国文化的边缘化处境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文明和文化有区别，文明是自然的生产力的体现，而文化主要是精神和价值的传承。中国古代滋养了东亚和亚洲文化，而现代西方滋养了世界文化，我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启蒙很重要，但是启蒙之后，中国应该有勇气有眼光超越西方文化。现在，亚洲最具有活力，她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精神应该得到批判性发扬。西方的自由主义应放弃惟我独尊的姿态，而应强调对话和互补，而东方的保守主义应放弃惟古独尊，而要强调创新并尊重多元文化。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现代性创新的关键，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意味着新文化要有自己的精神、身份和立场。文化输出显示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仁者爱人的有宽容精神的中国，是可以和世界各国合作的中国，是强调“三和”(和睦、和谐、和平)的中国。在我看来，让西方尊重差异并欣赏差异是文化输出和对话的关键。

　　近20、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新的思想拓展，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调对弱势、边缘的关注，强调差异性和对各种中心主义的消解。在新世纪，中国人开始真正去看世界了，这种看世界是以真正的经济崛起为前提，走出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让西方人惊诧于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要真正和西方文化对话，关起门来的创新、在镜子中的创新都是不够的。西方文化应该关注亚洲这个同一天下的另一文化，关注这一文化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和中国指纹。

　　问：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即文化实力还不够彰显，但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恰恰说中国文化永远是落后的，反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除非彻底加以改造，否则必将制约中国自身。对此您怎么看?

　　答：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受制于西方的一个逻辑，而只要我们钻进了这个逻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这个逻辑就是：西方人打破了东方的时空合一观，而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取而代之。线性时间观注重“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走向。我们中国人喜欢回头，喜欢温馨地记恋家园，而西方告诉我们，未来才是最好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价值谱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被毫不客气地安放进了前现代。

　　西方人已经走向、甚至走出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不断地去追现代和后现代吗?那我们将永远落人之后。我认为应该在文化本体论上恢复“空间”维度。我创化了一套新文化解释符码：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是大陆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为大陆文明，中国是经济、发明、创造领先的时代的标准。可惜，它仅仅看到了黄土，看到了自己的大地。所以，我们知道，谁发现了海洋，谁就发现了70%的地球。海洋文明，西方发现占地球70%是水，发现了大洋，就发现了整个世界。发现了大陆就发现地球是平的，发现了大洋就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我们在大陆文明时，发现大陆是平的，天圆地方是它典型的表现。当西方发现海洋，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中国人的思想被修改了。中国在1820年左右，即其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还在实行“海禁”政策。中国的指南针并没有使中国的船变成全球化的船，相反却使70%的海洋成为被西方人征服。到了全球化时期，地球变成了扁平的，它既是圆的又是椭圆的，也是平的。我想，中国在大陆文明时期成了最优秀的文明之一，在海洋文明变成战败、耻辱、落后、僵化的国度。中国有没有可能站在第三次文明——太空文明前列?如果我们去追赶海洋文明，会有一些补偿，但是代价太大——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印度有3艘，巴西有2艘。中国要维护自己的陆权海权，更为急迫地要发展太空文明，也就是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GPS)、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以及太空战技术的“空权”。中国已经有了神六，已经有了固体卫星导弹，固体的激光武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中国将参预太空文明的分布。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光电研究所瞄准了天上的几百公里远的卫星时，中国已经进入太空文明时代战争的先进国家。

　　中国有可能在太空文明时代和美国欧洲并驾齐驱，在空间维度上中国追上了世界先进国家。今天的中国，可以毫无例外地和世界最先进国家一起走在前列。太空时代不是你飞到太空去，而是你的生活被太空文明渗透。你今天想的问题不再是你那个村镇，我那个县市，而是全球乃至星际之间。进入太空时代，不管是卫星定位，人造飞船，还是登月球计划、外星球计划，包括太空空间战等空间战略，人类战争已经从陆地走向太空，陆军正在消失它的神奇功能，海军航空母舰正在成为海上棺材，太空成为争霸世界的头号领域。这个世界无疑变成了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探讨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这四个维度——社会的多元复杂、民族之间的纷争、军事方面的高科技竞争和科技战略，不无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正在崛起。今天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人，仅仅关注的是话语史，我们忘掉了军事史，也忘掉了经济史。在宋代和明代时中国GDP占全球的20%到30%，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今天中国GDP仅占全球的5%左右。可以说，我们处于一种落后的状况，出现一种思维的惯性，以西方的思维来作为中国思想思维的轴心，西方思想不经意地变成了中国思想的思维出发点，成为思维的逻辑展开，思维的最后结果，甚至用它作为中国思想评价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叫做线性时间观，即过去—现在—未来。中国过去不是这样，中国过去谈的是空间境界观。中国过去的空间境界观强调小人、君子、圣人。而在丹尼尔·贝尔那儿就变成前工业、工业、后工业，在马克思那儿就变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线性时间观。因此，我想，如果我们不把线性时间观去掉或者加以质疑的话，东方文化的创新和输出就会出现大问题。

　　现代性改造了传统的时空合一观，空间维度消失了，被还原成了时间维度，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后现代对于现代的颠覆，使之可以对传统造成某些复归和新的整合。但问题同样存在，后现代不仅消解了神学的价值，也消解了上帝。无论是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还是后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虚无问题。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和后现代性的平面世界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其实，引申而言，空间就是一个内在精神的提升问题。人类社会不可能只有物质一个维度。因此，我提出一种重新修复的本体论，一种时空合一的十字架，就是在时间的横轴上加一纵轴，就是境界轴，冯友兰先生曾提到过。最低的可以是生存境界，追求生活的富足、安适，往上是艺术境界，关注艺术的精神维度等，最高是天地境界，天地与我为一，四海之内皆兄弟，具有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胸怀。如果用过去、现在、未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中国就永远追不上西方。那么，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即使是在后现代时代，怎样越过现代性这一环变成后现代思想或者变成普世性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改写自己的身份。如果说大陆文明的天下的世界观，强调统一性。海洋文明是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强调竞争。那么，太空文明时代的世界观就不再是单一的天下和民族国家，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维度。一个国家可能没有海洋，但它必须有土地和天空。正是太空文明时代的空间取向和精神取向，使得所有国家可以有开放性的场域，即站立大地仰望太空。因此，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精神。

　　问：“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这一空间维度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否仅仅局限在国内或华语世界，西方人有可能理解吗?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文化间的误读和误解。

　　答：我恰恰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蕴涵在一般人停止思考或习以为常的地方。晚近以来，世界忽视甚至对中国声音充耳不闻，或者说得更准确，世界太重视经济上的“中国崛起”，太夸大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太自以为是地认为中国科技低端性，但真正过于忽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说服世界不同观点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而后才能共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但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乃至国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人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更很少谈中国宗教。中国56个民族，他们充其量谈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但却很少谈满族、壮族、傣族、白族、羌族等，似乎汉化没必要谈。西方国家基督教文明相对单一，尽管也有冲突。据统计，全世界60亿人中，有宗教信仰的48.7亿，其中基督教徒20.5亿，伊斯兰教12.4亿，印度教8.4亿，佛教3.6亿，占信教人口比例分别为33.05%、19.97%、13.48%、5.92%，中国佛教是全球几大宗教中信仰人口最小的宗教。尽管有人提倡“儒教”，但中国大部分人认可的是“儒学”。今天恢复太学、祭祀黄帝陵，很大程度上是重塑民族形象的文化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不重视自己宗教声音，和西方主动寻求对话，那么危险也不远了。

　　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自己更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不能再让西化式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横行下去。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黄祸论的国际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当代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整合起来，有目的宣传使之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西方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加以研究，表达西方对新世纪东方的新的向往，而不是一味沉醉于中国的歼击机、航母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上。大国崛起两手都要硬，现在经济上等已经很硬了，但另一只文化之手却空着。虽然国家也投入不少经费建设孔子学院，但我认为落在实处的很少，所以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我们需要发现和输出自己的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文化。如果我们把卡拉OK输出去的话，那是日本的，如果我们把波普文化输出去，那是美国的，中国人当然要输出自己的创造性的文化，可惜我们在“大文化创造性”方面还非常欠缺。

　　问：“大文化创造性”的文化这个提法很关键，请谈谈您对文化创新问题的看法。

　　答：首先是体系创新，迄今没有见到国内的精神自觉。当我们把孔子思想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深思更重要的文化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现在会原生态地输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在输出一种其来有自的西方文化形象。我们还知道，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生态批评，全都是在不断创新。难道当代中国人就缺乏创新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依然期待着中国的体系创新。

　　其次是范畴创新，我们除了天、地、礼、义、信、道、教以外，我们现在可曾在概念和范畴上有什么创新?就文学理论来说，先秦时，有“风骨”概念吗?没有。魏晋时有“妙悟”的概念吗?没有。唐宋时有“神韵”的概念吗?没有。可见每个时代都在推进自己的时代的文化范畴。那么，当代中国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思想呢?我想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艺术创新。中国是陆地文明当中的佼佼者，可惜在最近500年，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使中国从陆地文明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是个落后停滞的帝国，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西方掌握了世界的海洋文明，于是它就拥有了世界的殖民版图和全球殖民心态。这使得中国今天的诗歌，我们宏伟的“诗国”的“大诗”，变成了跟在西方后面自毁长城的“小诗”。

　　中国的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陆地文明时期的审美观照产物，比如说，“白日依山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在面临西方海洋性的文明的冲突冲击后，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如果我们还是写大地之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当面对海洋文明时，中华民族有新契机和新危机，很多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生养死葬的土地，找不到自己安身的栖居之所，就开始写一些西方的“丑诗”，写一些不押韵的怪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所以，诗人海子自杀了，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小诗人自杀了，这说明“西方现代性”强制性地进入全球性的时代造成今天很多人的“中国焦虑”。在21世纪的时候，这文化焦虑应该重新获得释放和解释。

　　在我看来，21世纪中国的诗歌，既不能完全走古典诗歌的路子，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现代派的路子，我们应该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这个创新，我认为，既要吸收古典诗歌，也要吸收现代西方人对人与大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冲突和张力的重新解释，来找到自己的中国方法、本体立场、东方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古典诗歌面临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诗歌语境中。如果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写诗，把他们的青春活力、对世界的看法、五洲四海的中西经历带入诗歌创新中，重新开拓出新世纪中国大诗，中国诗歌危机就会转化，就会再次奏响先秦《诗经》、唐代李杜那样的诗歌境界，以此显示中国诗歌的生生不已的创新生命力。

二 文学批评创新的文化含量

　　问：您逐渐把问题引向了诗歌领域，能否从您的专业领域谈一谈“文化创新”与中国文学和批评之间的关系?

　　答：当前，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说遭遇的困境更加复杂而严峻。当代中国文学遇到一个空前的危机，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危机，也在于整个世界缺乏中国文学。中国在不断崛起的同时，文化特别是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跟进的话，那将是很危险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原创性将遭到重大挑战。我首先注意到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点：

　　第一，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我看到很多作品和批评话语，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网络批评到现在的生态批评，一个一个地消化，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日渐沦落。反过来关注本土民生问题少，电影有《三峡好人》，但我不知道在小说诗歌领域关于三峡的作品有多少，但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美术界在成都的一次展览，有十位画家和艺术家对三峡的“135”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理解和艺术体验，文学界很多人可能放弃了思考。

　　第二，关注数量多而质量少。我经常收到一些作家寄来的小说，一次就是两三本长篇，但仔细翻阅后，几乎都是网络写作，一日千里、每天万言往前走。据我所知，今天许多作家开始用录音笔写作了，每天一杯清茶，心情极佳，坐在那里就用录音笔开始口述;或者两三个人坐在一起杜撰一段电影剧本那样的杂乱故事，然后请打字公司帮他们整理出来。这样的小说写作方法和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截然相反。有一个美术学生问他的老师：为什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成了千古名画，而我的画四年都卖不出去呢?老师问他，你画了多长时间，他说一天。老师说，你知道达·芬奇画了多长时间吗?四年。那你反过来试试看——当你画四年的时候，你的画就很好卖出去了。

　　第三，诺贝尔情结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在我看来我们批评家总是成了预测家，总是在讨论某某作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机率大，我不清楚为什么批评家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相反，文学究竟是什么，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成堆，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建设性声音。

　　第四，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评少。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我曾看过一位批评家的批评文章，发现近20篇文章里有10多篇都是在表扬作者。美术界的批评也是如此，过去美术界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现在美术批评家变成了策展人、合谋者，和美术家一起合谋对作品的解释。其实，我们的批评家某种程度上不是也变成了合谋者?和作者的合谋设下了“批评的圈套”。

　　第五，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网络一言不合，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反过来批评界的理性共识越来越少，几乎看不到批评家在某个共同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权威性，相反，我今天看到的是各说各的、各自为战，而且几乎是不表态主义。文学的公共性和批评的公度性正在颓败。

　　第六，作家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像某些作家，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搅得天地变色，批评家的权威话语权，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评剥夺。今天你敢去问问，谁能有当年的别林斯基那么大的精神震撼力?他在世的时候，其批评使得当时那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作家只能把自己作品塞在抽屉里不敢发表。别林斯基刚刚去世，这些妖魔鬼怪全都拿出来发表了。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有这样的魅力，“在”与“不在”和作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什么和批评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作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有瞟一下批评家。中国批评家的地位权威正在丧失。

　　问：中国文学批评界倒是“创新”事件层出不穷，比如顾彬事件就被炒得很热闹。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形象的区域化与缺席化的表征。最近国内一些教授就顾彬等汉学家对于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介入问题发生了争论。我思考的问题不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介入，而在于中国分享了多少关于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国际汉学界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导致了对批评话语权的争夺。为什么西方汉学家比我们还要着急，难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这里面隐藏了什么问题?我和顾彬也很熟悉，包括其他我认识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都非常着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时期中国已经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世界话语圈，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的、局部的形象，变成世界性形象的一部分，而当代理论家、作家、批评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重问题。中国科技、军事、经济正在走向世界，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创新力和影响力却仍然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

　　尽管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化奖，但授奖辞却说：他代表了一种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沿问题的一种思考。而东方，包括日本川端康成，法籍华裔高行健这样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却是：代表了本地区经验的某种阐释。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具备世界意义，缺乏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痛苦的高层次反思。这导致东方民族的声音在世界上变成了次等文化的声音。

　　在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亲和力正在萎缩，中国的文学形象和其他艺术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国形象的就是电影，但中国的电影大片形象并不佳，不管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为谁挂，还是奔走于黄土高原的宝鸡妇女说的方言，这些在西方文化解读中都成一种俯瞰中国的不佳形象;然后就是美术形象，近来，张晓刚、刘小东、岳敏君等先锋派画家的作品突然从西方一个外交官收藏时的低价位升值，暴涨拍卖到几千万人民币。当代拍卖行炒作非常热闹，代表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形象。还有音乐形象，一些先锋艺术家，包括女子十二乐坊在西方和东亚都是一种“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学形象，能够像电影、绘画、音乐甚至建筑体育馆“鸟巢”那样的建筑形象一样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我想，今年奥运会后，体育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更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的文学形象。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怎样面对世界?我认为文学形象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力量、品牌需要重新确认。

　　问：我注意到您的思想深处有一种文化“警觉性”或文化“洞察力”，也即是说创新与否并非表面文章，文学批评的兴衰与否不能从社会效应的轰动与否来看，假象往往会欺骗我们。

　　答：当代社会无论对于思想、文学、学术还是文化，充斥着太多的炒作化与肤浅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批评的建构没有找到一种中国式的思想，甚至有人在诋毁中国思想，相反，于丹们却拿着中国古典思想炒作。我认为中国的央视CCTV利用其高端话语权，严重干扰了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严重干扰了中国思想产生的秩序。

　　我曾经在央视面对了一次主持人的话语暴力。主持人极力将一个15岁的女孩子捧成最有前途的未来女作家，主持问：你今后想怎么发展，是不是想读北京大学?那个女孩回答说：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去一下。问她今后怎么创作，答曰：可能稍不留神就写出一部《红楼梦》。我当时非常震惊，说了三点：第一北京大学不会收你这样的片面发展的学生;第二我不认为你能写出《红楼梦》，你的生活底蕴局限了你;第三我认为人类的创作模式有四种，第一是写人与自我。写自己下半身的那点事情，只是圈内的四流作家;第二写人与他人，写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瓜葛，是区域性的三流作家;第三写人与社会，代表了民族之根的作家，可以称之为二流作家;而只有写出天地人神，写出世界性的对人类命运思考的人，才是一流作家。托尔斯泰、海明威就是那样的作家。我说，您就是那种写人与自我的那点私生活的作家，要成为伟大作家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播出时候，把我这一段全部剪掉了，因为我没有话语权。可以说，今天，央视一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制片人，就可以把所有“不行”炒作成“行”，把“行”说成“不行”，钱钟书到今天也无可奈何。

　　我看到中国当代批评的声音太微弱，我们的学者太掉书袋，许多批评家连作品都没看，上来就说我先谈三点，因此盲人摸马、夜半临池的现象非常严重。我这些年基本上做文化问题，但回顾我们的批评问题，我觉得应该采取康德的绝对理念，康德很绝对。康德曾经过反复思考，说人绝对“不能撒谎”。他的学生问，当你的朋友被敌人追捕，藏起来的时候，敌人问你他在什么地方，你说不说?康德经过痛苦思考，最后说：“不能撒谎”!康德说，也许我这次不撒谎，我的朋友就会被抓起来。但如果人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撒谎，人类就成了撒谎的动物。这个世界，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去圆它，十个谎言就需要一百个谎言去圆它，那人类就变成了绝妙的撒谎动物。中国人可能比康德精明，但失去了绝对性。今天，我认为应该坚持我们的绝对品格。

　　同时，也要让世界知道，不仅仅有诺贝尔奖，中国作家、占据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在关心人类问题，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问题。文学创新和文学批评创新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创新成了老生常谈或变成一个标签的时候，也许中国文学和批评都会失效。

三 大国形象重塑

　　问：透过刚才的问题，能感觉出您对中国文化形象问题的多方面关注，能否谈谈您对于中国形象问题的看法?

　　答：中国形象归根结底是“他者”眼中的形象，表征了西方看中国的眼神变化。从历史上看，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总带有神往之感，而19世纪，随着欧洲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渗透，欧洲人开始俯视其他非西方民族。海德尔(Johann Friedrich Herder，1776-1803)是俯视中国的代表人物：“中国文化列其特征为：四声语言、水利文化、混杂而乏具体形式之花园、重细节忽大体之建筑、华美不实之服装、奢侈之游乐、以至缠足与养长指甲等等。其更达于侮辱之词句，则谓中国人为涂满香料与油之木乃伊，而内在之循环如同冬眠动物。然则海氏如此自信宣讲‘蒙古血统’特征，其基本意象无非欲证明世界上有一极端优秀之‘高加索血统’，实为白人中心理论之先导。嗣后十九世纪欧洲商人与野心殖民主义者之东方发展，更以粗浅之感悟而加深其对华诬蔑。更欲肆其对东方之侵夺榨取，必形容此类民族之低劣卑下，其所奴役杀害，待以非人，皆为公理之至当。在此动机之下，于是豚尾、小脚、鸦片、遂成为对华观感之不可分部分”。20世纪上半叶，战争频仍。这100多年的落后挨打，丢掉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接近1亿人的非自然死亡，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历史的转型没有停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可以清楚地看到：“2000年我国比较发达地区(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澳门、台湾等6个地区，它们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和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都超过世界平均值。其中，香港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北京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意大利相当，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葡萄牙相当，天津第二次现代化指数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比较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最高水平”。该报告的结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21世纪是决定命运的世纪。如果中国在2050年左右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21世纪末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就能重新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于是，在当代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呈现为这样的形象：“一个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有生气的文明，她有传统的古诗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记载;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诚可相争;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有一种社会组织，其结合的人民，经历的世界，比任何已知的历史为长久;她有种政体，几乎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鼎革后才被摧毁;这一社会，当希腊尚为野蛮的民族居住之时，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当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问：您对于中国文化形象问题的梳理给了我新的启示，能否这样理解，“形象”背后是某种文化策略问题，我们当前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理解也是“建构”的产物?而您本人提出的重塑文化形象，其灵感来源和内在思路是什么呢?

　　答：我提出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与重塑中国形象，是源于对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等问题的一些思考，全球化问题被许多人误读和争论，在许多人心目中，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样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现代化模式，只有一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就是全盘西方化。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批判在于，现代性一种根本的方法认识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僵化保守的，从康德开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经被区分得很明确了。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迷恋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用工具理性来判断价值理性，用线性的时间来界定文化的价值?我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命题，绝不是像梁启超和张君劢那样，幻想着东方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如今已经不是奢谈“拯救”的时代了。但是我坚信，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中西文化存在的历史都印证了它们的合法性，尤其是当前的东西方进步与落后的差异是历史的差异，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东方文化。事实上，中华文明经历过的辉煌和它至今的生生不息，恰恰证明了这种文化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和西方文化相印证和互补的。

　　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赛义德提出了东方被西方妖魔化的问题，但是他主要指的是阿拉伯，是近东地区，没有提到我们的远东。那么谁来发现远东，谁来发现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沦为边陲的中国，毫无疑问，只能靠中国学者自己。

　　而在深入了这种研究工作后，我愈加坚信人类新世纪的重要思想命题就是“发现东方”和重塑中国形象，而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之间存在的极度反差又每每使我叹息。一个民族，她的文化就是她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在中西交流中我们输出的太少了，以致今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赤字。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铭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面对历史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自己处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世界对于中国又了解多少?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穿越种种迷障和幻影，恢复被误读和遗忘的文明以本来面貌?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再也不能像灰姑娘一样等待西方来发现，来表述。我赞成赛义德的观点：我们能够也必须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述。

　　这里的“中国形象”的含义和“中华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华性”是相对现代性而言，最早提出的是美国的华裔学者周蕾。周蕾提出的是从“中华性”到“现代性”，把前者看成是没落的、僵化的、死板的东西，要扬弃以后走向现代性。中国一些学者则强调从“现代性”之后走向“中华性”，这一问题在学界争论很大。“中国形象”完全跟他们不一样“中国形象”是面对西方、南方、北方各种各样的他者来认识自己，是在全球化中当中依照其它的编码系统来自我确认。我之所以提出“中国镜像”，就是坚信中国形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普遍联系的。

　　中国形象是现在风靡世界的“形象学”研究的问题。它研究的是什么时候西方开始对中国憎恨，从什么时候中国开始对西方了解，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西方开始对话，西方什么时候对中国崇拜五体投地?18世纪。什么时候开始憎恨?19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所以中国形象是一个形象学问题，镜像学问题，是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与重塑、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很可能会冠以“宏大叙事”而遭质疑，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出启蒙神话和解放神话的消解意味着宏大叙事的终结，赛义德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宏大叙事从来就没有消失，他所针对的正是那种后现代写作的风格，后者认为文本不指涉现实，而只是能指的狂欢，是语言的游戏而已，赛义德认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充斥着饥饿、贫穷、战争的威胁，知识分子的写作和研究还是有文本之外的指涉性的，写作和研究绝不是游戏，而必然有着现实意义和价值关怀。

　　事实上后现代本身正在变成一个宏大叙事，甚至起到了和西方话语霸权共谋的作用，用平面化来消解深度，消解一切对于价值、意义的追问。我倒认为，利奥塔关于宏大叙事消解的看法意味着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神话的终结，意味着现代性的关于解放和进步的虚假承诺最终落空，是有深刻的意义的。然而，不能就此而谈意义的终结，尤其是人文理性的终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绝不是在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或是一个小团体内的术语游戏，虽然科技已经一统天下，但人文知识分子还是要继续自己的反思与批判，将对真理的探求与对现实的关怀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的“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绝不是仅仅局限在学院体制内的，而要走出研究所，走向民间，走向个体，和每一个关心民族文化的个体共同思索这些超越性的问题。在这个课题中我尤其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经过西方现代性整合的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的状况，正因为如此，我对民间、大众一直怀有真挚的感情，无论是不是宏大叙事，我希望现在开始的工作绝不是小提琴的独奏，而是将要开始的整个乐章的序曲。

　　问：话题涉及到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是您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中国现在只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输出能否切实有效的被西方接受?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答：我常常想，明朝虽然比不上汉唐的辉煌气象，但仍是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但是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传教士们不怕旅途的艰险，并未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日本在80年代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发现西方人将自己看成是“经济动物”，加之日本本身的国际形象欠佳，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全面输出日本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以求获得他国的文化认同。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但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成为东方文化的正宗代表。而中国今天是否还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经济强国中输出文化的重要性呢?无疑这是需要前瞻性意识和精神历险性的!

　　你提到的“一厢情愿”，其实就是担心文化输出，西方人不感兴趣怎么办?刚才的两个例子表明，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既不能说又不能听的中国，一个只是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大国形象。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这依赖于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崛起和国人自信心的增长。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源源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文化吐纳”。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放弃对立心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文化拿来中，开始对其质疑、提问、反省、对话，使西方意识到当代中国开始耳聪目明，并且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只能是平视。达到这种文化状态才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平台和全球文化正态分布，发现东方的立场才是文化生态的和世界主义的。

　　问：那么，在“发现”和“输出”过程中，我们应秉持怎样的立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完成这一理想的关键又是什么?

　　答：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发现和输出的基本立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古、今、中、西是四个关键词，每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在面对这个十字轴，文化的问题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

　　晚清以降的学人痛苦地思索着东西问题，出现了“中”与“西”的体用之争，大致有以下四种排列组合：一为“中体中用”说，19世纪末清朝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官僚的大多数持这一观点;二为“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及其《劝学篇》为代表，目的在于获取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三为“西体西用”说，如陈序经及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四为“西体中用”说，20世纪30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已提出，80年代哲学家李泽厚重新做出阐释。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简单地说，我对上述诸种说法均不同意，而是坚持“中西互体互用”说。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动(拿来和输出)的良性循环，人类的文化才会是多元生成的。

　　正如赛义德所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我注意到，当今世界所有文化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精神互动的，所有文化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异质混杂的。没有所谓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文化，也没有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彼此依存而休戚相关。

　　我主张“中西互体互用”就是因为在运用了现象学的搁置与还原后，我发现“东西问题”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而真正的问题“古今问题”却被忽略了。我们应该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体与用，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态看待多元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根本上讲是古今问题，是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的“飘逝”与“涅槃”问题。

四 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

　　问：今天的对话从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开始，经由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创新问题，最后还原到“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一落脚点上。您能否谈一谈西方霸权话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这些问题?

　　答：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直接影响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值得空前重视。

　　简单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全球化推行的方式是“三片文化”与“三争文明”!第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哪一个学生不看?现在你还在看印度的电影吗，虽然印度是全世界生产电影最多的国家，每年有1000多部，是美国的两倍左右。但我们的视觉趣味被美国锁定了，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经被美国人改造了——非大片不看。第二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你可能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你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重量。第三是芯片。我们的电脑里面不是装Windows吗?只要上网，美国情报系统只要需要都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我们电脑里所有的材料复制拿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与人之争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间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发动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今天东方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结果。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中国“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随着中国国际形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的声音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一些亚洲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真正崛起了!于是，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污蔑之谓“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

　　我认为，大国文化应放在国家形象首要位置。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是的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的，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当代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问：大国崛起之时的文化输出和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对此您怎么看?

　　答：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想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在“物质现代化”以后，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问题。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文化有什么普世性的当代意义?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古今始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具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100多年的近代史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美好的德行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自豪。我们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这些人今天也许是微弱的，但是明天，他们将影响世界进程。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二、三十年后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认为，新世纪没有任何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中国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坚持中国“精神现代化”和世界“文化现代化”，是未来人文学者的重要工作。对此，我们应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五 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问：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当代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另一方面，如何使被西方中心文化长期边缘化的中国文化世界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这的确是关涉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而成为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去建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去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

　　其一，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的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对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其二，认清“去中国化”在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

　　历史资料表明：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前些年我去韩国，从仁川机场到汉城市里，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看到中国字。韩国的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书法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200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化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占人口总数的7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三，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而去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问：可以说，文化创新与文化输出是您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那么，作为一位从事思想与知识创新的学者，您是如何在您的学术生涯中体现出不断创新这样一种状态，并最终促使您对东方文化世界化进行思考和实践的?

　　答：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并非我一开始的选择，而是我学术生涯的自然生发的某种必然趋势。创新并不仅仅创造某种东西，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旧的，提出一种新的;二是相对于低浅的，提出一种高深的;三是相对于特殊的，提出一种普世、共识的，第三种尤为最重要。创新就是从一个点生发开来，做大、做深、做高、做强。因此，创新总是需要一种超前意识和敢于突破的勇气，不气馁、不焦躁、不畏难。

　　从我个人学术经历上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不断创造推进，并不断顶着压力和敌对，坚持前行，而且时间和实践证明我是对的。我想起《老子》上的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士往往与你心有灵犀，能一拍即合，这证明“德不孤，必有邻”。中士属于一般的人，他们意识到某种趋势即将来临，但将信将疑，需要高人的点拨和启发。而一些下士不理解很正常，因为他们读的书太少，眼光太短，加上一些人盲视而自负，需要长期陶养才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士，大部分人将为生活所迫而终生碌碌无为。下士、中式、上士是一个从低浅到高深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特殊到普世的过程。因为，“大道周遍宇宙”，只是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而已。能体悟大道、大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才是具有了一种世界性、整体性的眼光，从而引领时代潮流。所有的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推进与开新。

　　这里，可以总结我近30年的个人思想史推进脉络：

　　1981年，我写了《杜甫诗歌意境美》，成为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有人不认同，但今天已经成为共识。

　　1986年，写《艺术本体论》，扬弃艺术反映论认识论，当时政治批判如黑云压城，如今本体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识。

　　1987年，着手翻译《文艺现象学》，推进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很多人不理解，如今已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1989年，写《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西方后现代如日中天之际引介入中国，并进行理性的批判分析，当时各界学术人士批判我的人很多，如今后现代成为语境和重要思想方法论。

　　1997年，写《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后殖民文论的著作，如今后殖民成为当代国际文化语境和重要学术领域，研究著述不可胜数。

　　2002年，写《发现东方》，全面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文化发展战略，遭到很多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必要发现，也没有必要输出，而现在“文化输出”被写进了十七大报告成为了国策。

　　2003年，写《全球化与中国》，提出全球化不是同质化和美国化，而是尊重差异化和文化对话，一些全盘西化的人反对，今天证明我坚持了“政治正确”。

　　2005年，写《文化书法与走近经典》，遭到很多书法界人士反对，现在“文化书法”“走近经典”成为书法界最认同的理论和中国新世纪书法发展的方向。

　　2006年，写《太空文明时代》论文，并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遭到很多人反对，现在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印度都成立了太空司令部，中国也准备登月，说明太空文明时代已进入大发展时期。

　　在今年，2008年，我又写了《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肯定又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等引发的世界范围的多项危机共振，将证明世界不能走西方美国一条路，东方文化的世界化同样重要。

　　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不单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强调中国立场的重要性。从研究古代学问到中国文化世界化，无论关注对象有何变化，研究方法有何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中国立场与中国精神。正是在这种立场和精神之基础上，我能够不断从时代中超越出来，去探索未知和即将到来的文化思想方向。真正的学者不是占有真理，而是投身真理。对投身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和世界化，我无怨无悔。

敬一兵

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一篇文章，大家一起欣赏！

夫子山闲人

欣赏学习
感谢分享

敬一兵

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的反省。再次学习。

夫子山闲人

广角、长焦，
欣赏、学习。

笨小暖

  确实精彩！需要细细消化，才能纳入养份！ :victory:

敬一兵

感谢二位提读，问好！

柯英

很开阔的视野，认真学习！

渭水河

文化创新应该说任重道远。

敬一兵

迄今没有见到国内的精神自觉。当我们把孔子思想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深思更重要的文化问题。

夫子山闲人

读之受益
再读一次

夫子山闲人

原帖由 敬一兵 于 2010-4-15 08:10 发表
迄今没有见到国内的精神自觉。当我们把孔子思想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深思更重要的文化问题。

所言极是
同感握手

敬一兵

原帖由 夫子山闲人 于 2010-4-15 08:16 发表


所言极是
同感握手

握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