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云南张礼 于 2018-6-28 19:16 编辑
像隐士一一样生活
散文/张礼
世界越来越喧闹，为商者，利益熏天，为民者，为了满足私望，许多人尔虞我诈。更多的人沉浸于丰硕的物质生活中，社会再也安静不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离不开社会，而“隐士”，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脑海及视野中。或许将来的某天，人们会发现财富多了并不快乐，这时人们也许就会想到隐士，就会想到陶渊明诗化一样的田园村庄。 我这人有些隐士情结,可以这样说，我还是陶渊明、李叔同的铁杆粉丝，此文算是我对隐士情结的一种定位与缅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好象是古代先贤对隐士的定位。道家提倡“上善若水”，做隐士，要如水一般，包容万物。中国的文人历来都有归隐的情结，但对于大多数文人来说，也不过是在诗词文章里发些牢骚，或者在精神世界里撒个欢儿罢了。毕竟归隐，没几个人真能耐住那份寂寞与贫困。我认为陶渊明是个例外，千百年来，恐怕没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把隐士做得这样风流那般潇洒。 大多时候，文人的归隐，多是不得已的选择。归隐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守得住贫困，你要容忍来自世俗的嘲笑与猜忌。做隐士，你要能守住人性中那缕淡泊与宁静。 这里，我先说一个朋友刘兄的小故事。朋友刘兄在玉溪一个山清水秀的湖边，盖了一幢别墅，刘兄别墅建好后，引我们一班好友于周末去小住了两天，自然是好酒好肉招待。还没走入酒席，刘兄把我拉到一边，说： “其实我这人有点隐士情结，我喜欢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就想像他一样归隐田园，过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种菜种花，关心粮食，晚年做个幸福的人。” 看到刘兄眼睛里流露着幸福的眼神，我心里也很羡慕，巴巴地渴望自己也能过上神仙一样的幸福日子。其实刘兄呼朋引伴去他的别墅游玩，无非图个热闹，能看出来，他很享受这种众多朋友聚在一起的生活。我私下很怀疑刘兄，能否坚持他自己标榜的隐士生活。 过了数月，又在街上碰到刘兄，就问刘兄最近过得如何，周末是否还常去别墅小住。刘兄这时苦笑着说：“哪里呀，别墅刚盖好时常去，想不到有次痔疮发了大出血，别墅离医院又远，一时找不到好办法，差点要了老命，后来就去得少了。”我听后心里暗自就窃笑，刘兄嘛，哪里是做隐士的料，有点滑稽搞笑，他根本摆脱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 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自认为有点本事的人，没有得到想要的高官厚禄，就高调宣称自己要归隐山林，然后就等贵人来赏识他，把隐居当作日后出仕的捷径。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可见，许多贤哲达人，做隐士，并非其本来意愿，而是取决于“天下”的形势。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也是心口不一的。他尽管信誓旦旦地表示“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但在那样的春秋乱世，他仍然没有选择隐居，而是选择办学授徒，以及周游列国。似乎归隐从来就不是他人生的一个选项。 还有李白与杜甫。杜甫有诗《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据说他们曾相约一起归隐修道炼丹，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即使李白长安失意，即使杜甫四海漂泊，他们也从未打算将这一计划真正启动。在归隐问题上，李白的态度就非常明显。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话音还没落，就被永王李璘请出了山，趾高气扬地唱起“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来。 对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归隐从来就不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或者说“学而优则仕”才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选择。因为自春秋以来，儒家“修齐治平”的观点始终是占据他们头脑的主流思想。谢安出仕，就有着充分的理由：“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谢安认为自己可是肩负着扶危济困、拯救苍生的重任的。 俗话说：你永远也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归隐，也许只是文人仕途不顺，或有志难申时的无奈之举。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隐士，其实大都不是真心归隐，否则他们又何必写诗作文，又何必行医济世。所谓的归隐，更象是他们房前屋后的一块“自留地”。 而陶渊明与李叔同却不是这样的人，与假隐士不大相同。他们蔑视官场，认为做官有违自己的本性，辞官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为了表示自己与世俗生活的厌倦，陶渊明索性让自己与尘世完全隔绝，不与外界有任何往来，从官场退居到野外，过上自己的田园生活。其实，如陶渊明等人的隐居，或是做诗，或是撰文，或是行医，或是卖卜，仍然是在延续着他们的初心。有俗话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良相固然是济世之道，为医、为卜乃至写诗撰文亦是济世之道。由此便可知为何隐逸者中诗人居多、医生居多的原因所在了。 提起隐士，大多数人会想起竹林七贤，也就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而这些人注定不会安安静静的成为“真隐”的，他们特立独行的成份多，经常跑到台前，他们“隐士” 的程度都实在有限。还有明朝时的李贽，这些人其实不是隐士，而是时代先锋。这些人身上，出世的思想不少，大胆冒进的念头也多，他们本质上也不想安静。 这类人的隐士思想受到后人推祟，更多的在于个性的光芒，其具体的艺术创作成就与之相比，难免逊色。人活在当世，先锋的东西总要被保守的东西打击，这也是许多先锋人士不得志时，隐居修行的原因。 “大隐隐于市”，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隐不在于形式，更多在于沉静的心灵。我以为，现代的隐士，并非是形式上远离日常生活，躲避都市生活。隐，大多取决于一种心态，不忘初心，在红尘中给自己留一片心灵栖息地。 在我的映象里，杭州自古“隐士”多，如严子陵、林和靖、俞曲园等人。而现如今的“隐士”，西安城南的终南山落脚的最多。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许力工居士说：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 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有隐逸的传统，从最早的伯夷叔齐，到近世的虚云、印光，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此修身弘法。直到今天，终南山还被誉为是“隐士的天堂”。有不少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在终南山隐居修行。据有关人士不完全统计，终南山现有约三百到四百名隐士。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此外台湾、日本、韩国的不少修行人也来此隐居。他们中有的是来学佛问道，有的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仅仅只是找一处清净的地方来读书做学问。 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观音禅院住持果宣法师说：“终南山是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发祥地。隐士文化十分发达，特别是隋唐时期。终南山历史上的隐士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不愿意跟新政权合作的士大夫；一种是躲避战乱的逸民。再有一种就是看开放下的人。” 终南山之所以为世人所瞩目，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隐士文化”。终南山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后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隐逸生涯，辅佐武王伐纣，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名相。历史上的许多隐者，大多是“身隐心不隐”，也就是假隐，一旦遇有建功立业获取功名的机会，便欣然出山，屁颠屁颠地为主子效力去了。 终南山是名副其实的“隐士的天堂”， 终南山净业寺主持本如法师说：“终南山北抵黄河，南依长江，西遥昆仑，东指大海。站在终南山上，望长安红尘滚滚，繁华如梦。看秦岭层峦叠嶂，古刹钟声。” 终南山之所以多隐士，我以为原因主要是，首先是终南山的地理位置与山林环境独特，山大沟深，林木茂密，野果满山。许多地方自然还保持着原始状态，外界环境适合修行人隐居。其二是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有隐逸的传统。其三是，这里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这里的山民有护持住山者的风气，愿意供养来修行的人，在终南山搭建一处茅篷，往往会得到当地山民的支持。笔者看来，这些都是终南隐士得以延续至今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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