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爱国与尽忠的矛盾性谈起

放飞梦想

       从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爱国与尽忠的矛盾性谈起

       “辛苦道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和他的《过零丁洋》（八年级下册）在中国诗史——特别是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由它的文学成就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它的道德力量和人格精神所确立的。笔者至今还对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讲授这首诗歌时的庄严与激动记忆犹新。但是，如今当笔者看到中学语文教材中这首名作仍然在列时，心中却不能不有所踌躇和忧虑。

      文天祥（1236—1283），庐陵（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中状元，曾官至江西安抚使。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德佑二年，元军围临安，文天祥奉命赴元人军中议和被拘留，解送北方。至镇江得脱，回温州拥立端宗，图谋恢复赵宋天下。此后转战江南，顽强支撑。景炎二年（1277)在宫阮（今江西吉水县）被元兵打败，妻室儿女遭擒，仍顽强不屈。1278年10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北）兵败被俘，被敌人囚禁在船上。在船队经过零丁洋时，他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四年后，文天祥在大都从容就义，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毫无疑问，文天祥一直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是，立足现代意识，我们不能不首先对“爱国”的概念做一番审视。几千年来，在传统中国漫长的历史时空里，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无法摆脱这一事实：即他们所爱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是国民共有的国家，始终只是属于某人某姓之“天下”，所以他们的“爱国”行为往往是以向君王尽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为他们并无真正的属于国民的“国家”可以去爱。屈原所爱的是楚怀王的家天下，岳飞、陆游、文天祥所爱的是赵宋的家天下，史可法所爱的是朱明王朝的家天下。只要在历史的深处缺乏一种把社会逐步推向民主的力量，只要国家不能真正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国民就无国可爱，知识分子就永远也不能摆脱“学成文武艺，货身帝王家”的悲剧，“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就永远只能是画饼充饥。也许我们不能不说，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一个公民为国家的献身才能超越这种悲剧性的处境。因此我们对爱国主义也许不能不进行新的界定：真正的爱国并不是向某个个人或某个集体、阶层尽忠，爱国必须与追求真理和进步相联系——对中国历史而言，促使国家摆脱专制这一万病之根而走向民主，使社会有真正的进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近代以来为中华民主进步奋斗的仁人志士，才是这样的爱图者。

     面对文天祥和他的作品，今天的语文教师必须作如是观：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文天祥身上伟大的精神气节，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学生认识他身上这种无法超越的悲剧性处境；我们不是在否定文天祥的选择，我们只是强调必须面对历史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

       实际上，面对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我们都应该具有一种现代眼光，现代意识。何谓“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就是伴随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同时相应产生的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以科学、民主、文明、进步、平等、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一系列现代文明观念。现代意识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普世性，一是进步性：所谓普世性，就是指现代意识是超越地区、民族、文化而普世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谓进步性，就是指现代意识是从人类历史的深处摆脱各种野蛮、落后、专制、奴役的束缚，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现代意识同时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虽然其核心内容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

       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专制统治时期，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反映专制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影响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思想文化精英，凭借现代西方先进文化提供的借镜，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却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持续升温，我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完全放弃批判、反思的态度。其实这也是极其有害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从现代意识出发，将反思与传承结合起来，以努力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现行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所占比重着实不轻，这也就说明我们的责任非同小可。如何才能将现代意识渗透在古诗文教学中呢？如何避免让学生受到其中或隐或显但却必然存在的那些偏狭、落后乃至腐朽、有害的思想观念的消极影响呢?首先就是要以现代意识为思想价值准绳，对古诗文的思想主题有所反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其次，就是要以辩证法为方法论，在古诗文教学中以古今对照和中外对比来拓展思路，以联系、发展和整体的观点看问题，使我们所面对的古诗文的思想主题最终都能指向现代意识。

      例如，讲析白居易《琵琶行》（高中语文必修三），应大胆联系白居易自己“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私蓄歌女舞姬的经历；联系李白“挟妓纵酒”的行为；联系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感慨；联系苏东坡以待妾送人致使侍妾触阶身亡的铁事；联系柳永与风尘女子“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感情；联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传奇；甚至还可联系小仲马和他的《茶花女》……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在现代意识的“平等”、“人道”观念的指导下，获得以下认识：第一、在中外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非人道、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存在最为突出地反映着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娼妓现象；在此背景下，一些文人学士（甚至包括一些令人敬仰的大文豪）都普遍存在对女性的猬游、赏玩的心理，这是一种十分丑恶的历史现象；不必讳言，其中一些文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极为丑陋的，非人道的，必须严肃地认识到这一点。第二、人性又是复杂的，有一些文人学士，因人生遭际的变化，体会到人生失意或沉入社会底层，对一些风尘女子的人生悲剧感同身受，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体验，表现出同情、怜悯的人道情怀；更有甚者，极少数的人还能认识、发现这些底层女性身上存在的比文人学士更加光彩照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如对杜十娘），甚为难能可贵。第三、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由于民主体制与平等观念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古典化形态，经十六世纪“大宪章运动”萌发其现代形态，因而在这个东西方一样存在的文人猬妓的问题上，西方表现出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倾向，《茶花女》中男女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明证。

       再如，讲析李白的《将进酒》(高中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可以联系李白自己“停杯投答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等诗作中报国无门的痛苦；可以联系屈原沉江、陶潜归隐；联系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呼；联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患；联系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无奈和“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不甘；联系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哀叹乃至让人欲哭无泪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死不瞑目；联系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全然奉献自己仍然无法力挽狂澜的不解与绝望。

     立足这样一个历史时空，就可以引领学生在现代民主思想的指导下，探讨、认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边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另一边是立志“济苍生、安社稷”的仁人志士们报国无门、痛不欲生?为什么民族国家曾经的辉煌如过眼烟云、古老的国家积贫积弱、唐以后一代不如一代、文明不是在进步反而在倒退？是否民主与进步才是历史最重要的主题？是否民主、进步才能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仁人志士才能报国有门，国家才能有真正的富强，才能外侮不入、壮士扬眉?……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引导学生对《将进酒》人生苦短但却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无比痛苦的主题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长期以来，在中国前现代化历史时空中，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单纯肯定屈原的“爱国”、陶潜的“高洁”、文天祥的“正气”，不能思考、认识国家与个人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教育也长期停留在熏陶、培养年青一代的“忠君爱国”情怀上，让历史悲剧一再重演。实际上，这样的“爱国”教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奴化教育。如今，我们己经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获得了“现代意识”，对这些问题已经拥有了明确的新认识，如果有人还要漫不经心地一仍其旧，那就是不能容忍的了。

     语文素质教育决不仅仅只是提高学生在语言运用上的知识技能，还应包括对学生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的培养。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民主与法治建设如火如茶。我们的语文教学是用传统观念束缚学生的头脑还是用现代意识塑造年青一代的心灵，这不能不让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长思之。

         （原文作者：王霞   原载《语文教学之友》杂志，转载自网络。）

放飞梦想

文天祥和他的《过零丁洋》在中国诗史——特别是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其说是由它的文学成就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它的道德力量和人格精神所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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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1236—1283），庐陵（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中状元，曾官至江西安抚使。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