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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孔子如何看待钱、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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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远牵 于 2020-5-19 18:24 编辑

     作者:刘一



  孔子曾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据《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可知他年轻时,曾做过掌管粮仓与负责放牧的小吏。在这些琐碎的工作中,孔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对于财富,权位,美色也有一番深刻的理解。

  孔子肯定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强调要用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句话被历代的儒商奉为座右铭。同时,他对财富有一种释然的态度:“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如果能够赚到很多钱,自然是好;如果赚不到,也不必过于忧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让财富成为人生的羁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如果视金钱为衡量人生幸福的唯一标准,穷人皆想成为富人,甚者乃至于铤而走险、犯上作乱;而富人皆怕变成穷人,甚者乃至于压榨百姓、为富不仁。社会的动荡,十之八九皆根源于此。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既考虑到百姓对于财富的需求,又教导人们超越财富的束缚,追求更为高尚的道德与更有意义的生活。他指出,既然贫富的差距不可避免,那么,穷人、富人都应该秉持各自的操守。最基本的要求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学而》)子路最能践行此语:“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他穿着破衣烂衫,与那些衣着高贵华丽的人站在一起,没有谄媚之心,更无丝毫羞愧之色。为什么呢?《弟子规》作了很好的诠释:“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然而,孔子还有更高的要求:“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颜渊最能践行此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当然,孔子本人也是此语的践行者:“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颜之乐,一般人固然是难以体会;但每个人都可以去追寻那些本属于自己的快乐,只要他愿意抛开财富的束缚。

  古今中外的贪腐问题,无非钱、权、色三个字作祟,其中尤以弄权为害最甚。因为权力既是获得金钱与美色的保障,其本身亦将伴随支配欲的扩大而愈发膨胀,最终大权独揽,祸国殃民。孔子论权,对于今日启发犹大。孔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我们不能与鸟兽同群,只可与人为伍;即便天下无道,身处乱世,也应为改变现状贡献自己的努力,不可脱离社会。因此,他对于接舆、长沮、桀溺等隐者,虽敬佩其志行的高洁,但对这些人消极避世的举动始终不敢苟同。孔子视出仕为儒者的使命:“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做官的初衷在于全君臣之义,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此乃儒者应尽的义务,与个人的荣华富贵无关。既然出来做官,就要尽职尽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称职,然后再去计较待遇的高低。官员们遇到职位的升迁,要反躬自省:“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不要担心得不到那个官职,先要考虑自己能否胜任它;不要担心上级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先反思自己是否具备那些能力。
  儒者虽然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但居上位者并不一定会买账,国家的政治环境也不会总是安定清明。面对那些事与愿违的状况,孔子不会去计较权力的得失;但他会坚守自己的责任,虽不做官,亦通过其他的方式为社会贡献力量。孔子曾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如果执政者慧眼识才,他自然好好地做官,逐步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若执政者弃孔子而不用,他便将自己的政治才能暂时收敛起来,转而授徒讲学,整理文献。他曾经称颂卫国的大夫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帮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可谓是非颠倒、善恶倒置;若继续留在朝中做官,圆滑者势必同流合污,正直者则必遭小人迫害。此时应果断放弃官位,另寻报国之道。
  
          
        孔子曾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他还曾告诫人们:“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季氏》)可见,在“色”的问题上,孔子保持十分警惕的态度。对于如何解决“色”这个问题,孔子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们不妨将之称为“软硬兼施”,即“硬抑制”与“软疏导”相结合。 所谓“硬抑制”,也就是克己复礼。孔子曾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克制自己,用外在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将声色犬马的诱惑降到最低点。只有在生活中处处留意自己的言行举动,避免在细节上出小问题,才不至于在“色”上出大问题。这种主张颇似墨家的苦行,虽行之不易,然若能坚持下去,可以获得自我道德感的巨大升华。   所谓“软疏导”,也就是诗乐怡情。孔子看重诗与乐的陶冶、教化功能,常教导弟子要“学诗”;他酷爱音乐,同别人一起唱歌时,如果听见人家唱得好,“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为达到陶冶性情的功效,孔子重视诗歌和音乐的选取,强调将其中思想纯正、曲调和顺的加以提倡,而将那些放荡、无节制的加以摒弃。前者以《诗经·关雎》为典型,孔子称赞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样的诗可以中和内心的不平,合理抒发情感而不至于放纵欲望;后者以“郑声”(即郑国的乐曲)为代表,因为“郑声淫”(《卫灵公》),那些弥漫淫秽的音乐使人放纵情感,不利于养成中正平和的性情。孔子这套“软硬兼施”的方法,能够使外在的规范逐渐转化为内在的操守,经过不断的陶冶和修养,最终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的理想状态。到那时,“色”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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