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节选） 文 | 祝勇 张择端在12世纪的阳光中画下《清明上河图》的第一笔之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为这座光辉的城市留下了最后的影像。 他只是在完成一幅向往已久的画作，他的身前是汴京的街景和丰饶的记忆，他身后的时间是零。 除了笔尖在白绢上游走的陶醉，他在落笔之前，头脑里没有丝毫复杂的意念。 一袭白绢，他在上面勾划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而忘记了无论自己，还是那幅画，都不能挣脱时间的统治，都要在时间中经历着各自的挣扎。 那袭白绢恰似一屏银幕，留给张择端，放映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大片——大题材、大场面、大制作。在张择端之前的绘画长卷，有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唐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北宋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等。故宫武英殿，我站在《洛神赋图》和《韩熙载夜宴图》面前，突然感觉千年的时光被抽空了，那些线条像是刚刚画上去的，墨迹还没有干透，细腻的衣褶纹线，似乎会随着我们的呼吸颤动。那时，我一面摒住呼吸，一面在心里想，“吴带当风”对唐代吴道子的赞美绝不是妄言。但这些画都不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规模浩大、复杂迷离。 张择端有胆魄，敢画一座城，而且是12世纪全世界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今天的美国画家，有胆量把纽约城一笔一笔地画下来吗？当然会有人说他笨，说他只是一个老实的匠人，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画家。一个画家，不应该是靠规模取胜的，尤其是中国画，讲的是巧，是韵，一钩斜月、一声新雁、一庭秋露，都能牵动一个人内心的敏感。艺术从来都不是靠规模来吸引人的，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规模，如果规模大到了描画一座城市，那性质就变了。张择端是一个有野心的画家，《清明上河图》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我们对张择端的认识，几乎没有超出张著跋文中为他写下的简历：“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他的全部经历，几乎只有这寥寥16个字。除了东武和京师（汴京）这两处地名，除了“游学”和“习”等几个动词，我们再也查寻不到他的下落。我们只能想象，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他，终于有一天，春花的凋零让他感到莫名的惶惑。他拿起笔，开始了他漫长、曲折 、深情的表达，笔墨洇开的地方恰恰是艺术的开始。 他画“清明”，“清明”的意思，一般认为是清明时节，也有人解读为政治清明的理想时代。这两种解释的内在关联是：清明的时节，是一个与过去发生联系的日子、一个回忆的日子，在这一天，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反向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张择端也不例外，在清明这一天，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日常的景象，也是这座城市的深远背景；而张择端这个时代里的政治清明，又将成为后人们追怀的对象，以至于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对这个理想国有了这样的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皷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清明，这个约定俗成的日子，成为连接不同时代人们情感的导体，从未谋面的张择端和孟元老，在这一天灵犀相通，一幅《清明上河图》、一卷《东京梦华录》，是他们跨越时空的对白。 “上河”的意思，就是到汴河上去，跨出深深的庭院，穿过重重的街巷，人们相携相依来到河边，才能目睹完整的春色。那一天刚好有柔和的天光，映照他眼前的每个事物，光影婆娑，一切仿佛都在风中颤动，包括银杏树稀疏的枝干、彩色招展的店铺旗幌、酒铺荡漾出的“新酒”的芳香、绸衣飘动的纹路，以及弥漫在他的身边的喧嚣的市声……，所有这些事物都纠缠、搅拌在一起，变成记忆，一层一层地涂抹在张择端的心上，把他的心密密实实地封起来。这样的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有人说，宋代是一个柔媚的朝代，没有一点风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未免草率。如果指宋朝皇帝，基本适用，但要找出反例，也不胜枚举，比如苏轼、辛弃疾，比如岳飞、文天祥，当然，还须加上张择端。如果内心不强大，支撑不起这一幅浩大的画面，零落之雨、缠绵之云，就会把他们的内心给塞满了。 唯有张择端不同，他要以自己的笔书写那个朝代的挺拔与浩荡，即使山河破碎，他也知道这个朝代的价值在哪里。宋朝的皇帝压不住自己的天下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张择端，却凭他手里的一支笔，成为那个时代里的霸王。 这一次，画的主角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身份，比以前各朝各代都复杂得多，有抬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驾船的、拉纤的、饮酒的、吃饭的、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挤在共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摩肩接踵，济济一堂。于是，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 在宋代，臣民不再像唐代以前那样被牢牢地绑定在土地上，臣民们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形成真正的“游民”社会，王学泰先生说：“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那些拉纤的、赶脚的、扛大包的、抬轿子的，甚至算命测字的，大多数是在土地流转中被排挤出来的农民，此时他们的身份是游民。”而宋代城市，也就这样星星点点地发展起来，不像唐朝，虽然首都长安光芒四射，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但除了长安城，广大的国土上却闭塞而沉寂。相比之下，宋代则“以汴京为中心，以原五代十国京都为基础的地方城市，在当时已构成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内商业、交通网。”这些城市包括：西京洛阳、南京(今商丘)、宿州、泗州(今江苏盱眙)、江宁(今南京)、扬州、苏州、临安(今杭州)……就在宋代“市民社会”形成的同时，知识精英也开始在王权之外勇敢地构筑自己的思想王国，使宋朝出现了思想之都(洛阳)和政治之都(汴京)分庭抗礼的格局。经济和思想的双重自由，犹如两只船浆，将宋代这个“早期民族国家”推向近代。 
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知道，在道路的每一个转角，会与谁相遇；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下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那些来路不同的传奇，会怎样混合在一起，糅合、爆发成一个更大的故事。 他似乎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都不是互不相干、独立存在的，相反，它们彼此对话、彼此交融、彼此存活，就像一副纸牌，每一张独立的牌都依赖着其他的牌，组合成千变万化的牌局，更像一部喋喋不休的长篇小说，人物多了，故事就繁密起来，那些枝繁叶茂的故事会互相交叠，生出新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又会繁衍、传递下去，形成一个庞大、复杂、壮观的故事谱系。 他画的不是城市，是命运，是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当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面对张择端的原作，我最关心的也并非他对建筑、风物、河渠、食货的表达，而是人的命运——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这座城市——也是他作品的活力所在。 日本学者新藤武弘将此称为“价值观的多样化”，他在谈到这座城市的变化时说： “古代城市在中央具有重心的左右对称的图形这种统制已去除了，带有各种各样价值观的人一起居住在城市之中。 ……奋发劳动的人们与耽于安乐的人们，有钱有势者与无产阶级大众，都在一个拥挤的城市中维持着各自的生活。 这给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都市特色的感觉。 ” 在多变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在辨识、寻找、选择着自己的路。选择也是痛苦，但没有选择更加痛苦。张择端看到了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这些微弱勇气汇合在一起，就成了那个朝代里最为生动的部分。 这幅画的第一位鉴赏者应该是宋徽宗。当时在京城翰林画院担任皇家画师的张择端把它进献给了皇帝，宋徽宗用他独一无二的瘦金体书法，在画上写下“清明上河图”几个字，并钤了双龙小印。他的举止从容优雅，丝毫没有预感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这幅画，都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途。 
北宋灭亡几十年后，一个名叫张著的金朝官员在另一个金朝官员的府邸，看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尽管它所描绘的地理方位与文献中的故都不能一一对应，但张著对故都的图像有着一种超常的敏感，就像一个人，一旦暗藏着一段真挚浓厚又刻骨铭心的深情，对往事的每个印记，就会怀有一种特殊的知觉。 北宋的黄金时代，不仅可以被看见，而且可以被触摸。他在自己的跋文中没有记录当时的心境，但在这幅画中，他一定找到了回家的路。他无法得到这幅画，于是在跋文中小心翼翼地写下“藏者宜宝之”几个字。金朝没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灭掉北宋一百多年之后，就被元朝灭掉了。《清明上河图》又作为战利品被卷入元朝宫廷，后被一位装裱师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盗出，几经辗转，流落到学者杨准的手里。不过，它只在杨准的手里停留十几年，就成了静山周氏的藏品。到了明朝，《清明上河图》的行程依旧没有终止。宣德年间，它被李贤收藏。弘治年间，它被朱文徵、徐文靖先后收藏。正统十年，李东阳收纳了它。到了嘉靖三年，它又流转到了陆完的手里。它变成了一只船，在时光中漂流，只是那船帮不是木质的，而是纸质的。它宣告着河水的训诫，表达着万物流逝和变迁的主题，自身却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 纸的脆弱性和这幅画的恒久性，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也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 一卷普通的纸，因为张择端而修改了命运，没有加入到物质世界的生死轮回中。 张择端不会想到，命运的戏剧性，最终不折不扣地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没有人知道张择端的结局，他的结局被历史弄丢了。自从他把《清明上河图》进献给宋徽宗以后，他就在命运的急流中隐身了，在他人的记载中消失了。在各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汴京被攻下之前，张择端夹杂在人流中奔向长江以南，他和那些“清明上河”的人们一样，即使把自己的命运想了一千遍，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流离失所。也有人说，他像宋徽宗一样，被粗糙的绳子捆绑着，被人连踢带踹、推推搡搡地押到金国。尘土蒙在他的脸上，鲜血几乎遮蔽了他的目光，乌灰的脸色消失在一大片不辨男女的面孔中。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都是由人创造的，但伟大的作品一经产生，创造它的那个人就显得无比渺小、无足轻重了。 时代没收了张择端的画笔，所幸，是在他完成《清明上河图》之后。他的生命，在那个时代里，如同风中草芥一样，一钱不值，他的智慧，则得以恒久流传。 但无论他死在哪里，他在弥留之际定然会看见他的梦中城市。他是那座城市的真正主人。那时城市里河水初涨，人头攒动，舟行如矢。他闭上眼睛的一刻，感到自己仿佛端坐到了一条船的船头，在河水中顺流而下，内心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自由，就像浸入一份永恒的幸福，永远不愿醒来。 
本文节选自 
《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 作者: 祝勇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4-30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0-10-28 19:30
发表于 2020-10-28 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