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孟子的”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

远牵

                                                          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中华儒学，历经六个阶段的改变：帝王儒，圣贤儒，官制儒，君子儒，学者儒(学问儒)，大众儒。


　　第一阶段是帝王儒，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为代表，属于统治者的圣人，用来治国的儒学。其核心的学问是五经里的《诗》、《书》、《易》。

　　第二阶段是圣贤儒，以孔子、孟子、曾子、子思等圣贤为代表，属于圣贤经世致用，弘济众生的儒学。其核心的学问是五经的《易传》、《春秋》、《礼记》，以及四书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第三阶段是官制儒，以董仲舒为代表，为大一统的帝国而服务的儒学，属于宰相儒，臣道儒，辅助帝王治国理政的儒学。

　　第四阶段是君子儒，以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之二程夫子，朱熹，王阳明，陆象山的理学、气学与心学。这是属于心性之学，君子之儒。

　　第五阶段是学者儒，学问儒，以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刘沅等为代表，将儒学用以治学的学问儒。还有清末民国的马一浮、冯友兰、梁启超、熊十力、胡适、钱穆等，将东方儒学与西方哲学，加以兼容并蓄的新儒学。

　　第六阶段是大众儒，在后科技时代，一个在生产与生活，日趋凡俗的时代。每一个人对知识的学习与萃取，从系统化走向了碎片化。大量信息的滥觞，更是让一般人无所适从。看似得到了一时的浓缩与精华，时过境迁之后，皆为糟粕。


　　如何以大众之儒，现代人之所需之儒，众人需要的儒，如何做到雅俗共赏的儒学，更显其必要性。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这是同一系列的观念。是说我们读历史，不可对古人要求得太过分。当我们想起古人的话时，再一仔细推敲，就发现有许多古人受了冤枉；那些被后世指责为奸的人不一定奸。


　　所以不必说现代人难做，古今中外一样都是做人难，既然生而为人，虽难也总归要做人的。　做人的难处，在于会有「不虞之誉」，想不到和过分的恭维会来。例如，一见面就说「你真了不起」，其实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真的还起不了。人家恭维你，你就更应该反省，更要害怕，因为不实际、过分的恭维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有求全之毁」，这句话是真的。社会上的人，在要求别人的时候，或者对某种位置上的人有特别要求的时候，批评的话非常厉害。有一种种踩低别人，藉以抬高自己的方法，不愿意靠自己努力来提升自己的人。有如此心态的人，说明这个人心胸狭隘，自己的实力还不够，但是他会嫉妒那些比他优秀的人，为了把自己的不满的情绪发泄出去，通常会以踩低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就是巧取，变相的偷拐抢骗。一句话，这个人“缺德”。


　　尤其对一个圣人的要求，更是十全十美的。圣人看人，凡圣平等，自己和他人都是平凡人；而社会上的人，对圣人的看法要求则不然。


　　例如释迦牟尼是圣人，可是社会一般人看他，则不一定以他为圣人。有人会说，既是圣人，又何必出家呢？有人会说，当圣人不出家也可以吧？也有人会说，圣人一定要出家的。


　　总之，你如果有一点点不合他的意，他就要批评，这就叫做「求全之毁」。


　　过分恭维你的话，是靠不住的，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这么好，人家的恭维就来了；而诋毁你的话，却常常是求全之故。


　　孟子对于人情世故如此通达，他到底是圣人，我们大家为政治、为教育、为人、为己，这个毁誉的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责备他人，乃至责备古人，不宜过分，不过分就是“不求全”。不以一百分的标准来看待，审视他人。


　　孟子接着说：「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社会上一般的人，大多是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喜欢发表意见而已。人最大问题，估计就是很难管住自己的嘴巴，话一旦说出来，那就要负责任的。如果很轻率的说出来，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是很难收回来的。如何确保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君子的为人标准，否则就是小人。可以想象，一个人嘴上一套，行为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人谁都不会喜欢，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没有安全感，这种人也不值得信任。没有责任心的言论，不要轻率的说，三思而后行，是有道理的。


　　针对孟子的告诫，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要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就必然从修身做起。怎么做到了？那就是从内心多反思自己，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要多给自己提问！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能够为对方承诺什么？我能够尽到多大责任？我这样说这样做是基于基本事实吗？我是否言过其实？我能够说到做到吗？既然有承诺，就相当于一笔没有偿还的债务，我如何还？如果我们经常多向自己提问，不但可以减少自己的行为失误，更加能够精准的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精准说出自己承诺，真正做到一个言而有信，知行合一，说到做到的人！
　　虽然有难度，但是必须朝这个方向修炼。况且别人说话容易，听起话来可得注意，不但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耳朵，有时亲眼看见的事也未必真实，未必是实情。


　　聪明不靠耳目，现在引用禅宗这个故事来解释《孟子》「无责耳矣」这句话，就等于药山禅师说的「何贵耳而贱目」；所以当一个领导人，不要乱听是非。如果去听的话，是非就太多了。　南师的“无责耳”，就更深入一层了，这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孔子“六十而耳顺”。毁誉任由他人，我依然故我，做我自己，处于静定之中。


　　因此想起来前天看到的两首好诗，作者佚名：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是人前只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也无烦恼也无愁。”

  　“独坐清寮绝点尘，也无嘈杂扰闲身，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这两首诗固然是出世的，属于修道的修养，但是对我们做入世事业的在家人，偶然引用来吃这两味药，则可在事业的尘劳烦恼中得到一点清凉，所以姑且名之谓「两味清凉剂」。


　　在入世的立场看起来，这个态度似乎有点消极，但是也说明耳朵听来的是非，绝对不准确的道理。由此再回转来看「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的道理，就要注意了。　　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臣道的道理。凡是当别人干部的，既然答应了，就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其责任。在处理许多问题、许多麻烦时，都要知道这些原则。孟子当时大概感慨很多，他由君道讲到臣道，由臣道讲到师道。但是他讲臣道「无责耳」的同时，也是告诉领导人要注意的地方。领导人因地位的关系，很容易听到左右的是非；如果领导人没有判断的话，问题、烦恼就来了。所以对是非就要辨别清楚，那也就是「无责耳矣」的意思了。历史上有许多秘密的大臣，被称作帝王的耳目，这是后世的形容词，其实在古代好的大臣被称为帝王的股肱，就是手足。


　　一个人是靠足走路、靠手做事的；到后来有了耳目就蹧了，那是观察小事的，小事多了头脑就常被耳目骗了。所以要想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做人家的耳目。否则是非就随之而来了，反而弄混了自己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