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陶渊明系列之七
金刚怒目也是陶
鲁迅在论到陶诗风格时曾有一段名言，说：“除论者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尽管“悠然见南山”一类的田园诗代表着陶诗的主体风格和主要成就，但陶渊明的确还有另一类风格的诗歌，那就是“精卫衔微木”之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作为田园诗人，陶渊明自然有悠闲自得的时候，象他的《归园田居》五首之类就是这样的作品，但他毕竟生活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晋宋鼎革之际，面对东晋的风雨飘摇和刘宋的兴起，他不可能心如止水，毫无所动，于是在他的后期写了不少或抒发壮志难酬、或歌颂古代的志节之士，或感叹世事难料、或表明不改志节的作品，如《拟古》九首、《咏贫士》七首、《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等。这类作品或愤懑、或激烈、或沉痛、或悲悽，感情基调与语言风格都与田园诗截然不同，反映出陶渊明作为忠义之士、正直之士的人格特点。
作为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陶渊明还是颇有骨气的，他虽做过刘裕的参军，开始对刘裕的印象也不错，可一旦刘裕篡晋自立后，他在态度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对刘宋采取拒不合作的立场，从此远离官场，不再应仕，甚至对刘宋重臣檀道济亲自登门拜访也假以辞色，并拒绝了对方的馈赠。表明他宁做晋室遗民，也不做刘宋新贵。沈约《宋书•隐逸传》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他的这种态度如放在清初少不了会惨遭灭门之祸。
《拟古》九首当作于宋武帝刘裕之初，虽题为“拟古”却并无多少摹拟的痕迹，多半是借古人之事曲折表达自己的心迹，象其二“辞家夙严驾”一方面歌颂古代义士田子泰的死节，然后借此表达对那些不顾节义，一味趋炎赴势、争名逐利的小人的鞭挞与厌恶。其三“仲春遘时雨”一篇借写春燕返巢一事表达不因贫穷而改变志节的心理，同时也寓有晋室为刘宋所取代的愤慨。
《咏贫士》七首虽作于晋时，但此时晋室已经风雨飘摇，诗人深感其难以挽回命运，但诗人却不改初志，矢志忠贞于它。诗歌借对古代贫士的歌咏，曲折表达了诗人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三篇都是咏史诗，均作于刘宋代晋之后。《咏三良》一反《诗经•黄鸟》的原意，热情肯定与歌颂三良殉葬尽忠的举动，云：“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显然有借秦之三良来表达自己忠于晋室的心迹。《咏荆轲》一篇以豪迈、雄健之笔成功地塑造了荆轲的勇士形象，既歌颂了荆轲为铲除暴秦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慨，同时也为荆轲剌秦的失败而深深惋惜，其中也隐隐透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本篇称得上是“金刚怒目”式的典型代表，读来让人血脉贲张。
《读山海经》十三首，大约作于刘宋之初，除第一首具有诗序的性质外，其他十二首分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所记奇异事物，多为借古讽今之作，以抒发诗人的壮志豪情和对现实不满的感慨。如第十篇“精卫衔微木”，赞美的是精卫与刑天至死不屈、奋斗到底的精神；第十一篇“臣危肆威暴”借臣危和钦呸违背上帝的旨意逞凶，结果遭到惩罚的故事，说明恶人终有恶报。诗歌暗寓对刘裕篡弑行为的诅咒。
这类诗都带有抒情言志的色彩，同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诗人的田园诗风格迥然不同，透露出一个志节之士的忠贞品格和和愤慨不平的情绪。人们只有细读这类诗篇才会深深体会到陶渊明并非整天优哉游哉，他也有激烈和愤怒的时候。所以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鲁迅论这类作品时虽未用“豪放”的字眼，但却直接用了“金刚怒目”一词，两者的区别在于朱熹侧重于诗歌的艺术风格，鲁迅则偏重诗歌内在的情感格调，然两者的共同点都在说明陶诗并非都是那样平淡自然，从而说明陶诗的风格具有多样性。
对于这一点，清人龚自珍则是用诗歌语言给予了高度概括。他在《舟中读陶》中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龚自珍看来，陶渊明是很象尚未出山的卧龙先生诸葛亮的，颇有身在隆中而早已三分天下的豪气，他虽隐居浔阳，其人品却如青松、秋菊。千万别认为陶渊明一生平淡，其实陶诗中透露出的是《梁甫吟》与《离骚》的精神气韵。人们只要吟咏一番陶集中的《拟古》、“三咏”、《读三海经》，的确可以体悟到陶渊明诗中的《梁甫吟》与《离骚》的气韵的。
陶诗“金刚怒目”式的风格源于他内在的凛然骨气，他不仅拒绝与刘宋统治者合作，而且即使在晋时也表现出决不屈服于权势的正直品格。据沈约《宋书·隐逸传》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彭泽县令本是不得已之举，目的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基本保证——吃饭、喝酒的问题，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决不向权势低头，宁可受穷，也不看别人脸色，于是选择辞官不做。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特点，人们从他的《饮酒》之八不难看出。诗曰：“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此诗带有明显的比体特点，诗人以青松自比，隐喻自己要象青松那样“卓然见高枝”“独树众乃奇”，做一个品德高洁、卓然不群的人，所以朱熹写诗夸赞说：“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胸中合处不作难，霜下风姿自奇特。”朱熹看中的正是诗人宁折不弯，如同青松一般的品格。
陶诗部分作品的“金刚怒目”式风格其所以为人们所忽略，原因有二：一是其田园诗的影响太大，由此形成的平淡自然的风格掩盖了另类作品；二是陶诗的金刚怒目式在表现方式、特点上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豪放中蕴平淡，也就是朱熹说的：“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咏荆轲》一篇称得上全篇豪放，但不少作品却是豪放与平淡互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杂诗》其二、其四、其五、《拟挽歌词》其三等篇。其中《杂诗》较具代表性。象其二、其四、其五三篇均是开篇境界阔大、气势不凡，颇具豪放之态，可进入中段后却笔锋陡转，显出陶诗的本来面目，仍归于平淡。
所以对于陶诗的风格，后人绝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要看到他田园诗中平淡自然的风格，也要看到他“金刚怒目”的另一面，这才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陶诗。诚如鲁迅所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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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7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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