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薄熙来为什么会被拥戴？

王西广

薄熙来为什么会被拥戴？

童大焕— 2012年9月29日星期六

9月28日下午，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消息传来，我写下两条微博：
1、薄王的覆没，喜忧参半：喜的是用贪腐和涉嫌包庇等进行打击，断再无出头之日。忧的是对唱红打黑的文革复辟无定罪定性，在经济停滞、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当下和未来，难保各种民粹开路的大小文革不再呈现。不管是否贪腐是否好色，凡文革做法皆能得到法律定性且永不叙用，方绝中国后患也。
2、薄、王在唱红打黑四年里，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践踏、对法律和经济秩序、对人心的破坏，远甚于其个人的贪腐，但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制度下，前者很难得到清算。这正是时代悲哀之处。
微博发出后，有几条反馈格外值得重视：
“你说的我真的不明白，我也去过重庆，唱红也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也没有强迫什么的，一切都还自然，怎么就和破坏经济破坏人心联系上了，另外，你经历过文革吗，重庆的做法真的是文革复辟吗，你想好了告诉我，谢谢。”
“你是黑李庄吗？”
“你懂个球，你不是重庆人，少在那里哈戳戳的！！说些批（屁）话！”
“放屁，你是重庆人么，你能感受到那种带给人的希望么？”
这样的思潮呈现并不出人意料。每当贫富分化严重、道德法治不立、弱者求告无门之际，往往就是民众盼望救世主而野心家阴谋家趁虚而入的当口。我把今年的年度对立性思潮定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相信救世主和坚信世上没有救世主。的确，对立性思潮并非今年特有，一直就很对立。但今年在投资刺激和西红市两个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正如赵楚所言：“除了极少数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韩德强一类野心家，对支持薄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长期没有法治和民权的水深火热现实使他们对薄抱莫须有的热望，普遍的社会绝望从来是滋生法西斯新文革妖孽的沃土。对现有制度下投诉无门、生活无望的普通人群来说，一旦对公义绝望，任何渺茫和虚无的希望都会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止疼剂。”
A社会下流化必然导致思潮下流化。这是社会共同的悲剧。失望而无助的人们哪怕饮鸩止渴止渴，也要求得暂时的心灵安慰和虚妄的希望寄托。
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各级政府亲力亲为主导投资和招商引资，导致财富大量向政府、向少数权贵阶层转移，而成本和负担大量向普通民众下压，形成相当大群体的“社会下流化”倾向。而在社会下流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思潮下流化”倾向。
这一点有德国动物学家霍斯特发现的鲦鱼效应为社会心理基础：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他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鲦鱼效应警示人类社会：一个社会被甩在时代身后的中位数以下人群越多，就越盼着救世主的出现，哪怕这个貌似强大的“救世主”其实是个疯子，只要他足够貌似强大即可；人们越是期待一个强权机构为自己伸张正义，民众权利被剥夺的奴役之路也越甚，且越发导致多数人被甩到中位数以下。
所谓重庆模式就是迎合民粹、迎合思潮下流化的一个典型。唱红是打黑的遮羞布、护身符和开路先锋，以此挂起“权力为民”招牌，清醒的人谁会相信一天到晚到广场唱歌跳舞就能创造财富！而打黑则是唱红的经济基础。唱红不是目的，“打黑”也不是目的，而是阴谋家野心家实现夺权谋财的工具。名为打黑，但不排除黑打，甚至更多的可能是黑打（详见童之伟教授的重庆打黑专题报告。童之伟先生转发我微博时写道:“我刚从重庆回。黑打过程发生的事有不少属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尽管如此，我还被重庆公安内部知情人认为仅知一点点毛皮。”）。采取类似“和（王申）一倒，嘉庆吃饱”的方式，把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积累的企业家财富，一夜之间搞“秋收”，用其中一部分来讨好民众。另一部分则组建国有大投融资机构，大肆向未来借钱。前者可以得一时好评，但不可持续，因为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要么出逃要么被关被杀。后者即组建超级国有公司则一开始可以做做秀，但最终难逃腐败低效的覆辙，同时大量债务最终还是由老百姓背。
这类活事实上毛时代就干这个的，全国范围内玩，最终都玩不下去，才有了后来被迫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但人们太健忘。也不是太健忘，而是贫富差距太大了，老百姓忍受不了，他们急于需要看到效果。于是有人趁虚而入。
张鸣教授说：“不要以为，薄借来大笔的资金，在重庆做公共建设，钱是不需要还的。不要以为以灰色经济为借口，把一个个民营资本家整死，家产抄光，百姓就一定获益。当年土改分得土地的农民，三年不到，不就都合作化了吗？不仅分得土地没了，连牲口、大车犁杖都充公了。自己变成了生产队的奴隶，出门要饭，都要介绍信。”
《新民周刊》2012年第35期报道：重庆近年来财政开始巨大，种植银杏等名贵树种花费330亿元，仅2011年财政收支缺口就达1100亿元，为此，该市多个部门启动全市范围的税费查处行动，主要对象是房地产企业。
香港《文汇报》消息：2012年1月10日上午，薄熙来在重庆会见18家媒体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如果十八大您的位置发生变化，您如何保证重庆的改革能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薄熙来迅速回应：“我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一般半年以后要发生什么，我不做打算。”——全场笑声一片。
我笑不出来。政客们可以为了一己之私穷凶极恶，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善良而无知的百姓做了他的棋子、为他背书背债，还兴高采烈地为他欢呼！在人类自我奴役的道路上，薄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B长期的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使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分辨能力，使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法治观念，从而对唱红打黑中对法治精神和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肆意践踏的行为抱以无所谓甚至宽容、纵容态度，认为只要目的高尚，就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人们受“迁怒教育”毒害极深，把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企业家资本家，殊不知，企业家和企业精神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原动力，企业家如果真有“原罪”，也是权力管制过多过深的权力的原罪！

C薄的倒台是必然还是偶然？俗话说穿鞋的斗不过光脚的，文明的斗不过野蛮的，君子斗不过小人，天佑中华，幸亏他们内讧，否则中国真不知会走向何方？如果没有王副市长惊人一逃，会不会发现和清算薄的罪恶？如果薄像希特勒一样既不贪腐也不好色更没有包庇杀人犯，又会怎样？假如下场没有必然性，脊梁背后依然凉风紧。痛定思痛搞政改，未来中国方有光明境。

D还是那句话：薄、王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与破坏，其罪远甚于贪腐——不管其贪腐数额有多么高。但是前者在现有制度下得不到惩治。这才是未来中国真正危险之处。“爱有心-义有我”说：“由美国政治史可以看到，美国人能够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美国体制成功处之一。山城事件，当事者实际是违宪，违宪可以审查，宪法法条可诉，中国就算是穿越了历史的三峡，浩浩长江奔流大海。”中国，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宪政——训政——限政体制，尤其是建立健全限制各地方一把手自行其是的政治体制，性命攸关。

E在中国转型的历史关头，十八大以及今后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任重道远。经济上如何告别传统“中国模式”，告别政府投资刺激，告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职能，建立真正的个体权利和自由受到严格充分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宪政——训政——限政体制，不仅事关未来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且事关更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稳定性问题。


    点评：
    童文一个新提法：文革复辟。重庆是文革复辟吗？不敢苟同。我以为，文革特征有三：一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造反夺权，党委政府瘫痪，天下大乱；二是整当权派，整知识分子，大批知识分子遭殃；三是国民经济临近瘫痪边缘，把经济搞垮了，老百姓遭罪了。
而重庆的唱红打黑跟这三点都不沾边。我看跟文革扯一块，有点不伦不类了。
至于把唱红歌当作文革特征是看花了眼，翻翻五六十年代的歌曲，浩如烟海的革命歌曲，小学生整天唱！这哪儿是文革的发明和独创呢？可以说，我们党建国以来，一直重视用红歌施教。再则，唱红歌也绝非重庆一地，前几年到处唱，我们这里还进行过比赛！如果说唱红就是文革复辟，该追究的怕是很多官员。
至于打黑跟文革也是不沾边的。文革时期，你要找个黑社会组织恐怕难了，小偷也不大好找。
我很讨厌重庆的唱红，也写过文章发过感慨。但是童文批不到点子上，连历史都不顾，真是不应该。他是名人啊。

[ 本帖最后由 王西广 于 2012-10-3 17:59 编辑 ]

顽主

童大焕是信孚研究院的，信孚研究院是信力建办的，而这个信力建认为满洲国是王道乐土。童大焕是右翼公知，旗手，他反对薄，并把薄与文革划等号，那是必然的。

其实，薄西南是三条腿走路，在思想上搞红歌洗脑，在基建民生上大肆透支，在经济上招商引资。借钱，借的是开发行的钱（他亲家主管），招商，招来一些大电子厂，在组织作风上，他是独裁的，家长作风，在廉洁上，他也许有腐败（问题是，谁没有？？）
唱红歌搞过头了，形式多了。终究是组织内部斗争的结果。他输在了性格上

王西广

三条腿走路，这个也是普遍性。后边的两腿更是如出一辙。如今我看不出在哪儿不是一人说了算，不要说一地，就是一个单位，也都是一把手一人想怎么干怎么干，想干什么干什么，这种做法还独特吗？还有，政府债台高筑，大搞城市建设形象工程，全国一个模式，有一个例外吗？
唱红歌阵势太大，太抢眼，可这又是我党传统。我党的思想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三讲，保先教育，不都是教育的形式吗，不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吗？

王西广

“在中国转型的历史关头，十八大以及今后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任重道远。经济上如何告别传统“中国模式”，告别政府投资刺激，告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职能，建立真正的个体权利和自由受到严格充分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宪政——训政——限政体制，不仅事关未来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且事关更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稳定性问题。”
   眼下贪腐怎么办，社会严重不公怎么办？国家机器是要人开的！

[ 本帖最后由 王西广 于 2012-10-4 08:16 编辑 ]

王西广

张鸣教授说：“不要以为，薄借来大笔的资金，在重庆做公共建设，钱是不需要还的。不要以为以灰色经济为借口，把一个个民营资本家整死，家产抄光，百姓就一定获益。当年土改分得土地的农民，三年不到，不就都合作化了吗？不仅分得土地没了，连牲口、大车犁杖都充公了。自己变成了生产队的奴隶，出门要饭，都要介绍信。”
       扯到了土改上。其一，共产党立党之初，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以此来争取民众支持。如果穷人得不到好处，是不会跟着干的。其二，在生产队里，社员都是奴隶吗？我当过五六年社员，不敢苟同，没有当奴隶的感觉，因为生产队干部当不了奴隶主。队长选举都是当场投票选举产生。如果说那时是奴隶，给资本家干活就是主人了，就不是奴隶了，地位就提高了？我不这么看。是不是工人觉得地位很高了呢，我不知道。生产队那种体制影响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生产落后，老百姓贫穷，这是事实，但奴隶是另一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王西广 于 2012-10-4 08:35 编辑 ]

顽主

薄的做法与其他地方的领导做法，从本质上讲，没有区别，薄借债，其他地方也借，薄的错，错在出头上，枪打出头鸟，他搞得太过了，唱红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没有反对，周，习，都表态过，赞成过，其他地方也学习过，可后来搞进京，搞几万人大合唱，就有点过了，这就是过犹不及，打黑，开始上头也是支持的，高检高法都表态过，支持过，可后来呢，一夜抓几千，三大长联合办案，未审先定，已经严重违背法制程序，这时候，已经有些法律界元老上书中央，要求对重庆制止了，一言堂没错，现行体制上，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可你也得给副手一点面子把，即便是狗，也不能想踢就踢，结果，他老人家扇王局大耳光，就不怕爆料？最最重要的，我党是讲究组织原则的，什么事情，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薄却搞逼宫，在未沟通的情况下，要一号表态，这不是找死么？

朱竹

依我看 薄的问题不在于唱红歌打黑 也不在于借债 也不在于贪腐搞女人……而在于不听话

武俊岭

何止薄的问题不难看透，问题是看透之后迟迟不走阳光大道，确实让人失望。

微风轻拂

关于唱红歌，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很多人喜欢唱红歌，但很多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比如我弹钢琴时最喜欢演奏的曲子就是《浏阳河》，这就是一首歌颂大救星的歌曲，这歌曲旋律很美，但我本人对大救星的功绩却丝毫不敢恭维。

我喜欢这个曲子就是因为他的旋律，正如我喜欢秦桧的瘦金体一样，和秦桧人品是两回事。汪精卫的诗歌书法我也很欣赏，但艺术和人品两回事吗。


因此，我不反对别人唱红歌，但是我反对薄熙来那样讲红歌政治化、运动化，首先这劳民伤财；其次将红歌政治化、运动化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联想起建国后30年的著多红色恐怖的政治运动。


打黑也是，国外比如日本、香港、意大利都有大规模的打黑，但是人家的区别是打黑的法制化。如果以践踏法制为代价来打黑，将打黑演变成官员们随心所欲的、蛊惑民众的运动。那么这是很可怕的。


人们将重庆唱红打黑和文革联系一起，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教训的联想。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文革、洪秀全太平天国这些等等都有一个特点：无政府化、暴民运动化。


薄的倒台，其实关键是利用底层百姓的怀旧心理、仇富心理来为自己博取政治筹码。博取民意本无可厚非，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就是博取民意，但薄的所作所为是“无视法制、不惜一起代价的运动式的红色恐怖“。


因此，恐怖就是恐怖，无论是红色还是白色，无论是打着正义还是邪恶的旗号，都是恐怖。希特勒不就是曾经最代表底层百姓的民意的吗，斯大林不也被人称为救世主的吗，但他们都是红色魔头。

lqm407

　　唱歌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我，有时也翻出来听听老歌，但并不是觉得过去好，而是有些歌旋律好，听听后可以产生些感怀。童少年时接受的东西对人一生的影响巨大，使人难以忘怀，但并不是觉得那东西好。
　　薄熙来下来了，这对我们总是个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