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原华》之咒

马蹄得得

　　在重读辜氏《中国人的精神》时，我手头上还放着另外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传统与变迁》，这虽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而此书的作者——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则是被喻为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作者都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在打量审视中国古老的文化，只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眼光稍有不同罢了。然而在这两种方向不同的眼光的交合点上，我们似乎就更能看出辜氏之所以坚持儒学而“保守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的理由来。

　　这里我想，如果要把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就首先得承认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在两千年发展史中所突现的三个特点：一是稳定性；二是包容性；三是非经济性。我之所以这样归纳，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感到，无论传统的中国人还是受到新文化教诲的新型中国人，都是喜欢以史为镜的，而且正如费先生所言，中国人一但遇到什么问题，最先想的不是创新、不是改良，而是因头希望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或许这也是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领地却又缺乏创新精神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在聆听辜鸿铭先生大讲特讲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时，我们不得不回到传统的现实中去，这无疑会让我们的思想与辜氏更为贴近。

　　首先我们看稳定性。从费先生作品简单而精辟的表述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明中，虽然也有朝代的更替，战争和屠杀，但如果把这些事实放到东亚这个广阔的地理泛围之内，将参战者和主政者的人数与基数做一个比较，最后再把时间跨度拉长为两十个世纪，那么我们将必须承认，中国社会与文明的稳定性，的确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一个国家所无法与之媲美的。再者，虽然每一次王朝的更替，统治者的面目有所翻新，但就其实际的功能和作用来讲，却都无一例外地是同一统治模具下的毛胚。今天我们用“封建”二字对其加以的形容，也是极符合中国两千年生存状态的。“封闭起来搞建设”——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土地，有富有生存精神的人群，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也就显得更加顺利成章。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看似贫薄而充满燥动的地区，还因为有了辜先生所极力追捧的儒教而变得温和异常了。这种强调人人追求君子之德，让悲苦的生命也可以过着完全心灵式的生活，而能从中体偿到美好滋味的统治方式。这种让皇帝假使天命，然后以家庭为教堂的社会宗教，将统治者的思想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发扬与传播，天、君、父、子不但将国事家事集为一体，而且理顺了各方的关系，而使天下人各就其位恪守着自己的本分。而在西方，没有任何王权和宗教能做到这一点让人能深入骨髓持之不悔的。我想这也或许是辜先生看透了西方世故，从而在喝了洋墨水之后不变节、不苟同、不被引诱而回过头来坚持孔教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费了大片笔墨来赞颂称道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动力源泉。

　　与上一个特性相比，中国的包容性其实就更不难理解。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元、清这两个朝代，却是由外族统治者主事的王权，并不是由纯粹的、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来主政，虽然在很多来看来很难接受的事情，但其还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存在了，中国人仍然迈着一成不变的方步在走着。这里有一个论点费先生看得真切，他说是因为人数上的原因和思想上的统一性，外族的统治者完全被同化了。诚然，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人的包容性也恰恰正是如此，他们让异族的攻入，象一滴墨水掉进了湖水中，本来想要改变别人的人却最后自己失掉了本色，这便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最为玄妙的一环。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现象，无疑与儒教思想的根深蒂固密不可分，也正是儒教，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最为稳定、最不让统治者犯难、在外人看来高不可攀的文化基座，才使封建王朝能历二十多朝、两千年而顽固不化。我想如今让许多进步人士所称道的西方文化，至其根本也无法达到如儒学这样精密而忘我的程度。

　　回过头来让我年再看一下费先生的表述。他认为中国的帝王高高在上，并不可能将国土内的每一个地方都真正的管理起来，所以在与帝王之家相去较远的广大农村，百姓们其实也一直处于半无政府状态。然而他们却一如既住地生产、纳税、服役，显得平静而深刻，如果深究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只有一点可以解释，那就是儒学道德的深入人心。从这里我们也有理由看出，辜氏在论述中所讲到中国人深沉、博大、纯朴的精神特征也就一目了然了，只是这最具中国特色的“灵敏”，也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完全的心灵生活而显得一枝独秀。因为这灵敏，并不单指身体上的灵动与敏捷，还包括了中国人能在文学和道德方面能创造辉煌的独特个性，因为有了儒教，中国人不

　　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哲学，因为过着完全的心灵的生活，所以精神上的愉悦历来都是为中国人所尊崇的。这其实就是传统中国人“灵敏”的根本特征。这里我还想说的是，西方的哲学家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圆其说，而相对来讲，辜氏这位东方的哲学家，却是将深藏于中国人心目中的力学原理归纳而总结出来，呈在大家面前。辜先生在文中曾经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一间房子就要倒塌，任何挽救都已不可能阻止，那么在这最为重要的关头，首要的问题就是将这房子的结构设计蓝图——这最为根本的统治和文明之道抢出来，只有这样，既使有一千次、一万次的倒塌，大厦终仍将竖立起来。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辜氏的所做所为、所学所说，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设喻而努力，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确确是大智大勇、其心拳拳。

　　用非经济性来标称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是一件繁琐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我想尽量用最为简洁直接的语方来使大家明认同这样特点。这里我们必须使用旧有的态度，那就是中国古之以来谓商人是下九流。不可否认，孔学的君子之道始终贯穿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那么孔圣人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以及社会“士、学、农、商”的等级划分，足可以看出，商人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喻为最低下的一等，有了这样的氛围，我想一个正常人如果要定下心来做一个商人玩经济赚利益，就必须要冒如弑君忤逆一样的风险和压力，而这种思想，也从根本上扼制着经济的交流与发展。虽然中国在宋朝也出现了“交子”这样证明经济发展的新鲜事，还有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海上“商道”，但我们可以看出，民间零散的以物物交换、钱物交换的简单形式，其对经济的理解和发展状况也未能如儒教那样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交通，根本上是中华帝国向外炫耀其文明的政治之途而非经济之道，中国使外夷臣服后年年所纳的朝贡和税银，却是这海陆交通的根本意义所在，虽然民间的经济也搭了顺风车，但我想主流的观念并未发生动摇。初听起来好象我是在说“白马非马”，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来，想对于偌大、存在时期偌长的中华帝国来讲，这样所谓的经济活动仍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对仁义道德的追求仍然大于对利的追捧，所以传中国人仍然保持着一个传统东方人的良好心态。

　　然而在辜氏著书立说之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车轮已然隆隆开动，继之而来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商业文明也遇时大行其道，这种文明的功利心态与中国人稳定的心里素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经济”利益在作怪，然而对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辜氏在当时显然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也完全可以意识到，一战的爆发，也正是“小人之功利心”崛起之号角。所以他称西方人为无政府主义的群盲，而拯救这些群盲，非如德国的军国主义高压不可，也只有这样，才能还西方社会文明的一个真面目。那么对中国而言，为了不使这千年的文明大厦因为“利”而倒塌，那么就只能回到历史中，重新用儒学的轻商态度来武装自己，从而使这具千年文明的中国能在经济的潮水中逃过一劫，或许这也是辜氏著书的根本动机。

　　后世之人认为辜氏的论道确实不凡，我认同。但在有人用“文化怪杰”来形容这位优心忡忡的传统中国人时，我却认为有些久妥。难道这“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事于北洋”有着如此丰富阅历的辜先生，非得崇洋媚外沦为平庸之辈才是常理，而不是在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下顺理成章地变为坚持者。虽然孔学主导的封建王朝在百年前就已宣告寿终正寝，然而传统的精神和道德的立柱却仍被新时代一味地打磨使用。而没有了道德和传统观念约束的社会，在“利”的驱使下，无疑将会变成无政府主义吹鼓手和群盲的集散地，直到今天，我们在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苦心重构道德之城的时代，或许也在百年前已被辜氏的忧虑不幸言中。然而，对辜鸿铭这位可爱的保守者而言，能通晓前百年在中国不足为奇，而能知身后百年之事，他的“怪”恐也只能用其敏锐的目光和博大的胸襟来作解答了。

　　最后，我想如果大家愿意，我稍稍在这里加进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这与使辜氏的论道给合起来或许会更加完美。简要的说，在中国的四临，俄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后的突然强大，费正清先生的论点就将其归根为民族主义的兴起。然其与中国文明的想似性或许也可以证明，他们在注意自身文化统治和修练的同时，还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新概念。而这一点，正是被辜氏所乎略的。在中国，由于民族的众多和相互同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来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模糊而概念化的词汇，直至后世之人群起疾呼民族主义救中国时，这一思想也得到了根本的证实。试想，既然弹丸之地的日本靠着民族主义精神可以在当年征服俄国，那么，被辜先生奉如神邸的儒学，如果能佐以民族主义的思想，那使会使中国人能于不卑不亢中透出一种真正的温良芬芳，而不是一种被阉割的驯化的温良之性，这，或许也是辜氏所想要找到却没找到的一味灵丹吧。

　　似乎至此，辜氏的咒语已可以被完全解开，然而不幸的是，他思想的前瞻性却如保守性一起与我们如影随形。如儒学一样，任何思想从民间揭竿而起继而成为社会和文明的主流，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种想对的必然，那么当政权出现波动，新的思想即将萌芽之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新的文化传播与接受之难，想比于不根本的推翻前者，而是能有所变通，但不伤及精神根本的精神，不发生原则上的游移来讲，则更能保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个性。

　　然而，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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