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精神与价值的对决

马蹄得得

　　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话，我还想在这个壮观的历史论断之前再加一句话：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送来的不光是挨打后的自卑，还有西人自以为傲的“价值观”。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我今天坐下来打量历史的时候隐约的意识到，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拥有一个最为显著，也是区分于其它国家、种族的特征，那就是她的非经济性。而西方列强抢滩中国的最根本目的和成果，便是为传统的中国引入了“价值”这种经济学中衡量事物的准则。当然，随着经济观念的深入，中国民族的文化特性，也已在悄然之中被篡改。
　　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十九世纪这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非经济性我想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题纲——儒教——在其实说被帝王采信之初，也便将中国社会的经济性与孔以外诸子的学说一并阉割了。被中国人尊为圣人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且将社会的人群按等级划分为“士、学、农、商”四个阶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想为了利益去做一个被社会冷眉的商人，须是冒着如弑君忤逆一样的风险，且在传统家庭道德的制约下，商人——这种经济载体的活性是小之又小的。所以从主流的角度来探视，中国人——传统的中国人在主流上是以君子之道持家待国的，由于在前二十个世纪的发展竞争中，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国家的自给自足和文化、技术上的领先，使其没有过多追求利益的欲望，况且，有孔学这种绝妙的文化社会宗教与王权相得益彰，中华帝国在精神文化上的独树一帜也给了自己一个目不斜视的理由。那么对社会大众而言，对仁义道德的追求仍然是社会的主流，而商人和经济以及价值的概念，则仍被孔子的王权学说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而无法抬头。
　　或许有人会说，西域的丝绸之路、南方的茶马古道和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不也一直被人们称做是商道么？不可否认，这些航道的确有些经济的味道，但请大家注意，既使是有物品的交易，但是那些大宗的、能摆上历史的商业活动，其参与者并非是在当今经济学中被认可的企业或者法人，而是国家。如果硬要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讲，我们也只能说，这些航道上的贸易双方，则是中华帝国的皇上和中亚几国的小皇帝，那么这也就无异于两个人间简单的物物交换，称其为经济还为时尚早。然而既使是这“官商”，也不是这些道路的主要交流者，因为中国的强大和发达，周围的小国都依附于她，所以这通道的真正用意，则是中华帝国收纳岁贡的政治通途。虽然也有民间的个人和小团体参杂其中，但这些份额相对于政治意义相比，怕又是微不足道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里，对孔学的尊崇和经济利益的藐视，使中国人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民族心态和温良身行。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难题：既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提倡君子之道，宣扬每个人都要恪守本份，那么这种思想和学说又是通过什么来弘扬的呢？因为在当今社会，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在为人生或社会价值而忙乱的时代，他们的价值衡量，大多都是通过货币这种物质上的准价值进行评判的。这里我们的提到的价值，只代表认可并对事物进行衡量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有了这个宏观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还很有可能是精神上的概念，我们对古人的是非、屈直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便可以更加简单。接着说，儒学的礼轨一味所强调的仁义道德，其价值究竟是通过什么来彰显？我想说，与今天我们用金钱奖励见义勇为、仁人志士的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成功者的表彰虽然也包括金钱、美女这样的常物，但对社会来讲，对其精神上的加冕却是最高级的形式，也就是以精神来鼓励精神，初听起来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奇怪，但只要我们在记忆中找一找贞洁牌坊、忠义祠这样一系列的词汇和去处，我们则又会发现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这种表达方式的样奇妙和独到了。不可否认，一个人如果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取得社会认可的成就，他便将得到社会赞美的报偿，既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外外强调经济价值的时代，这种做法也偶尔在被延用，否则，失去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之后，我们就得怀疑道德和精神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了。这也就是在经济价值时代里，传统思想别无选择的一种变形。
　　这里我们还要重新审视一下“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学上的政治词汇。因为从其定义和称呼中我们就可以断定，经济性对西方社会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1840年他们进入中土时，他们已经在工业化、商业化的领域中作了许多中国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从而也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国力与技术国力足以与中国精神上的道德国力相抗衡，并且在接二连三的战争扩张中得以证明，从此更加的自信自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史，究其全局来看，是一个较为完整而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她的文明史，没有现象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那样的文化断层，而且因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强大和封闭，她才始终保持着东方文明的根本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其基座不是经济，也不是其它什么东西，而恰恰是儒学的君子之道——这样一个看不着、摸不到的纯精神概念，也正是由于这种概念的深入人心和千古不化，中国历史上虽也象西方那样有局面的战争和内部王朝的更替，但在其外形和内心却有着很好的稳定性。况且，历史中的王权之争也都基本限于政治上的争夺，只要权力到手，其实也没人在乎用什么办法来管理和统治这个社会，况且，得了天下的统治者也都图个省心，依旧照搬着因袭的方式，也或许，他们清楚从根基上来校正的确是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而就此作罢。所以两千年弹指一挥物是人非，但用来支撑帝国大厦的儒学思想却并未动摇。而后来改天换地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支持封建统治的精神道德性根本基座被经济性所代替，从而将大厦彻底掀翻。
　　任何时事的发展都是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1840年所倒闭的，不是二十多个朝代——这种政治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覆灭，而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完全瓦解和破坏。而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东西历时两千多年而顽固不化却偏偏在这时倒台了呢？我想，这不是封建统治的腐败垂死，也不是因为精神道德的败落无能，而是我们经常感叹着的一句话：人心不古。
　　我之所以这样归结，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许多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的学者仍在认为，儒学是中国最平民化、最深得人心的一种宗教。在同一信仰的驱使下，中国人有着他们传统东方人的共有特性，也就是说，无论你来自西汉、南宋或是晚清，都无一例外地传承着儒学的教化、信奉着天子的神圣，当然还有“小人喻于利”的明喻和暗未，传承着一种宗教模式下的生活方式和习性，当然也就有着极为相似的气质和精神做派。那么在1840年，中国、中国传统和中国传统的文明还从未如此真实地体味到生存的危机。一个半世纪前的中西方比较起来，西方犹如一个经济基础厚实的金字塔，而中国却是一个基座由精神气场支掌起来的庞然大物，结果是，西方人用尖利的经济牙签将中国基座的气球轻轻一点，于是上层王权更开始迅速崩溃，仿佛连天也要塌下来。
　　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之所以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市场，我想这与其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学说是分不开的。而当西人的坚船厉炮使封建的中国节节败退，在人们心目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孔教思想也在中国王权的残喘时产生动摇，君王，这个社会的总教主已日显疲态，民众，让战争逼迫得无地藏身，社会整体结构的破坏使儒学思想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如果这时，中国人如能奋力一搏，那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也可以鼓舞着中国人一步步走向回归之路，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然而一次次的失利让中国人开始心灰意冷，而既使是刻守着传统的思想阵地，却也无法再得到旧时那样精神上的回报，于是中国人在1840年后的一大段时间里，胸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由坚定的爱国者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吹鼓手，改良派、复古派、革新派的口水之战使中国这个昔日里平静安和的人口大国便变得吵吵闹闹莫衷一是，工业救国、文化救国等诸类办法也被本不善于创新的中国人用了个遍，但无论哪一个派别、哪一种救亡方式的推行者，都无法摆脱因袭的思想，从而发现中国政治基座上的非经济特征与西方人制造的潮流恰恰相悖。而在此时，战争因为经济纷争而起，战争又让中国屈服于经济的潮流从而卷入经济的恶浪，由此西方人的经济价值观念也正在向中国人混乱而渴望有所依靠的颅中渗透，从而在中国人头脑中遍地开花，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观念也在无望复辟中彻底绝收。于忙乱中不惜临时抱佛脚的中国人，随后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起传统文化精神的真实和可靠性，从而也没有第二种选择地把目光以仰视的姿势投向这群靠着经济和技术打败自己的西洋蛮夷。
　　于是后来，传统的中国带着被西人称作为愚蠢的文明，开始以一个乞讨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昔日那创造了无数文明和辉煌的封建王朝，后来却被新式的中国人一味地臭骂，但有时他们却心血来潮，如喝醉酒般站到了自己相反的立场上来，大说特说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与风光。这，就是中国，以及她在痛苦分娩后所抚养出的子民。在电影《牧马人》里，女主角教育儿子时用过一句中国的民谚：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用在这里也足以看出，与中国传统中划清界线的后人，却是怎样的超凡脱俗了。
　　2004.1.8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极品山庄

深刻！

萧萧客

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