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的“和尚”和自家的“经文”

李兴文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当然是人们的嫉妒心理的延伸和变形。念经的和尚，因其是外来的，与本地的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对当地所有“和尚”都不构成心理上的排拒和压抑，明知道外来和尚的到来要和本地的和尚在斋缘上分走一杯羹的，也要无可避免地占据一些资源的。但由于分走的是大家的而非哪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本地的“和尚”们都能够接受；由于占去的资源也是大家的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本地的和尚们以为与自己无关多少痛痒，也会默认。因而，一样的经文，如果让外来的“和尚”来念，大家以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样毕竟限制和避免了本地和尚之中的任何一位出人头地的可能和机会，设若是本地的“和尚”“念经”必然会引起嫉妒和猜疑，尤其是，本地的“和尚”一旦念经“出名”则更是其余和尚不能够接受的，大家同守一家寺院，同食一锅斋饭，同住一间僧房，诵念同一本经文，凭什么独独是某人出名呢？断然不行，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外来的和尚”来“念经”。
　　
　　细究起来，如此想法的产生和行为的出现也并不完全表明本地和尚先天生就有任人宰割的奴性，而是或多或少表现出本地“和尚”们的求同心理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外来“和尚”和本地的每一个“和尚”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是平等的，外来“和尚”和本地“和尚”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也是大致相等的，大家觉得公平对等，心里也就无怨无艾，借此机会向人家悄悄观摩、学习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尤其对本地和尚中平时念经能力相对低下者、以及备受极善念经的老“和尚”们的欺侮者来说，现在来了外地的“和尚”并且大诵其经，心里自然暗暗出了一口郁积多日的恶气，至于极善念经的老“和尚”们，他们的郁闷是因为以往一干虔诚的弟子和忠实的听众出于好奇都去听外地“和尚”的诵经而自家门前大可罗雀了，心中的积愤是有口难言的。
　　
　　“本地的和尚”，它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就绝非如此简单。大家长期处在同一个寺观里修行，同出一个师门，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僧房，那么，大家的一切都应该是相同的、对等的、绝对平均的，谁也不能比别人多些什么，若要身怀绝技都应该身怀绝技，要会念经都要会念经，设若只是个别人修得真道、念得真经，那是断然不行的。个别僧人的突出表现和突出成就与大家的共同努力分不开，那么，做出特别贡献者自然不能独享福利和荣誉，而应该让大家平分才行。个别人对多数人构成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以及个别人的显著功德，只能证明其他人的平庸和无能，有对比就有优劣，有差异就有压力，有压力就有不公，有不公就有自卑，也就有了屈辱，这怎么能行呢？因而，个别的“椽子”绝对不可以“出头”，并且，共住的屋子的屋檐也必须是平直的，不得有些微的起伏弯曲，以免形成新的对比和反差，总之，大家都应该生活在“欢乐祥和”的绝对平均主义里。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的瓦屋一律是直脊而齐檐的，从来没有西洋人那尖顶、穹顶那样另类的东西。自古以来，唯有皇家宫室才能飞檐翘角，才可以饰之以神兽，其次便是远离凡尘的佛寺道观，同样的飞檐翘角，象征着独有的超脱和飘逸。
　　
　　在寻常的生活、生产中还有更为真切的实例。如果互为毗邻的两家土地上的庄稼长势有明显的差别，长势弱的一方业主定然怀恨在心，并想方设法破坏，因为好的长势意味着好的收成，而好的收成又意味着生活的相对富足，完全相同的土地上生出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这是断然不能够让情况弱的一方接受的事情。
　　
　　古老的农业文明同时孕育了根深蒂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在这样的土地上，超越和创新的思想和做法很难抬头，而相关创新的想法和行为总被看做另类。
　　
　　一切一切的根源皆在于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土地。
　　
　　土地资源是相对有限而固定的，不像其他生产资料那样能够挪移和带走，在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形式上的简单重复和内容上的刻板、单一，并代表着低效益。“土地上生出的财富虽然也可以有很高程度的积累，可以年年再生，但是，每一次简单再生产都必须回到前一个基数之上并从头开始，这一特点决定了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业只能随之前后相因。朝代更替，循环不已，封闭于有限的物理空间范围之内而长期停滞不前。”（《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燕赵文化》，45页，张京华著）在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虽然脆弱但很牢固，以至千百年难以改易。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群体通力协作、资源共享的原始时代不必说了，具有较为完整规模的农耕时代的生产关系突出而集中的表现在于奴隶社会早中期的西周时期，有一种特别的生产关系直到现在依然让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困惑不已，那就是所谓的“井田制”，九分土地一公八私，“天子”或诸侯的公田在中，居中的公田并不仅仅表明业主身份地位的重要，它还表示业主占有最优质的土地，因为“井田”的规划是以最优质土地的确切位置来进行的，这当然只有最高权利阶级才有可能做到。反过来说，唯有王权可以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源，原因是好的土地资源毕竟有限。
　　
　　“井田制”最后还是被瓦解，原因之一是那个社会制度与生产发展需要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之间严重的不相适应。其二是私田业主实际上的不间断的自由开垦、扩充土地。动摇原有王权的总是新兴的权力，而成就新兴权力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依然是大量优质的土地和更大规模的耕种。历史的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封土建国”制度也就应用而生，“分封制”即可以平衡权力贵族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矛盾，又可以实现对王权的多方支持和多方牵制，并能够充分有效地体现和巩固农业文明时代族群内部的血缘关系，而清晰、牢固的血缘关系是加强族群凝聚力、增强对外排拒力、提高族群生存力的精神基础，具体表现为对土地的牢固控制、为实现土地上最大收成提供人力保障，标志王权真正存在和体现王权权力的具体做法就是诸侯国向“天子”纳贡，王、贵族向诸侯纳贡，“天子”有权力也有能力决定任何一个诸侯国或封国的命运。
　　
　　无论是土地资源高度私有化的奴隶社会，还是“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王的封建社会，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依然是土地，土地是唯一可资简单再生产的物质性依据。生产方式是简单再生产，但作为产品的粮食也会有所剩余和囤积，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却是真切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积累所积累的结果是作为日常消费品的粮食，而非纯粹的知识技术和货币资本，这样的社会格局一旦遭逢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等重大变故，这些积累就会很快被消耗一空，大量的粮食消耗不能作为货币商品显示其作用从而能够尽快调动生产力弥补大量的资源消耗，如果作为粮食这样的实物积累很快被消耗一空，社会经济大厦就彻底倾颓，经济发展的过程有无可奈何地回到原点——土地。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相对于大尺度的时间延伸来说，生产力并没有出现明显而长足的发展，就是这种生产基础和生产关系直接导致的结果。
　　
　　另有几个怪现象值得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青铜的国家，但是，像青铜这样先进的材料，最早并未用于发展生产力，而是用作了礼器，而礼器的本质就是代表宗族意识和王权意识。崇高而威严的王权意识长期存在和强化的目的又是为了使得统治者拥有对最广大、最优质土地的操控权。因而，在今天看来具有最先进生产力意义的青铜材料在当时被赋予了过多的“形而上”的意义。“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个“道”在这里指的是“王道”而非宇宙大道。设想一下，假如当时的王权主义者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继续开发开采青铜的技术上、用在冶炼青铜的技术上，用到不断革新生产工具上，那么，历史的走向也许因此发生大的转变。事实却不是这样，在青铜被制成标识王权的礼器之后，紧接着就被制成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青铜一直没有远离甚至走出神权和君权，当然也就没有走向生产力。在今天发掘出来的诸多青铜器中，除了大量礼器就是兵器，极少甚至没有发现生产工具，冶铜技术相当成熟、制作技术相当先进的秦国铸造的铜车马也属其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工具。成为生产工具，青铜没有赶上这个光荣的机会，因为自秦以后很快就进入了大量使用铁器的时代，铁制农具的低成本、民间化和普遍性，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和普及代表了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削弱了青铜的神圣性，动摇了青铜器对世人的精神统治，甚至取缔了青铜礼器的神圣地位。自秦以后实行的“郡县制”，一改先秦以前的“分封制”，土地从“天子”、诸侯、王的手里回归于集权程度很高的国家政权，而将使用权明确到封建豪强地主手里，这个结果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关系得以明显改变。豪强地主和土地小业主都在使用国家土地，大量没有土地的自由职业者开始出现。不过，这些“自由职业者”们在职业选择上的“自由”程度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由于整个社会严重缺乏较为成熟的其他产业，他们迫于生存压力必须继续依赖土地而成为佣、佃阶层。这样一来，劳动者拥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但他们又的确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或所有者，生产者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是身份性的疏离、精神性的对立、利益上的同一。有一个事实至今依然未变：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所做的事情还是积累粮食这种特殊的生产成果。但从整体上说，生产工具的发展极其缓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们的积累也是十分脆弱的积累，粮食，本身是消耗品，又不宜长时间储藏，关键是它不具备商品货币的灵活性和流通性，如果遇上重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变故，社会矛盾的焦点首先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生产资料谁占有的问题，而直接是生产成果——粮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巩固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范式，国家权力机构可以很有限度地“开仓赈灾”，民间富户“搭设粥棚”，但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诸如“吃大户”、以及暴抢事件，然后，一切生产关系再次回到原点——要么继续沿用以前的土地分配方式，要么重新分配土地。
　　
　　封建王权的代表人物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的“本地和尚”。既为和尚，必要“念经”，几千年来，他们念的主要是“儒经”，并且，自战国至满清，这块土地上的“诵经”之声未曾断绝。
　　
　　人间皇帝“受命于天”，因而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被限定的精神的基调和身份的前提。“王”是土地之主，也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最重要的生活资料粮食的“王”。这种王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天下”所有土地的绝对私有，是对“天下”命脉——粮食的绝对占有，“王”存在的意义并不是对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视。为了给土地和臣民实施绝对的统治来造势，或者为了寻求精神义理上的依据，他们选定了儒学，儒学所宣扬的“王道”思想正好适应了封建统治者们的精神需要和实际政治需要。
　　
　　“天下人主”的精神意志大都集中在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最重要生产成果（粮食）上面，这也就是历代统治者们何以把争夺和占有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两淮地区作为主要国策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土地无疑就是最大、最可靠的“天下粮仓”。
　　
　　通观儒学经典，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荀子》，没有一部经典提及自然科学，当然也就没有提到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们把所有相关天下治乱的因素都浓缩为人的社会属性，或称人的道德伦理核心价值观，都具体化为“社（土地）”、“稷（粮食）”，都把实现天下大治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对土地和粮食的掌控，并把决定粮食收成的主要因素寄托在“天时”上，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都要虔诚“祭天”的真正精神动机和心理背景。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土地和粮食仅仅是纯粹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仍然需要人力的干预和参与才能发挥其根本的作用，因而，统治阶层对土地和粮食的绝对掌控实际上往往变成对人的掌控或者对劳动力的掌控。土地的肥沃或者瘠薄是先天的因素，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能够改变土地肥力的人力因素微乎其微，庄稼收成的好坏大半取决于“天时”的眷顾（风调雨顺是五谷丰登的重要前提），只有一小部分取决于人力也即劳动力的付出程度，“天时”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可以通过宗教仪式或者巫觋行为来祝祷和感化“神灵”而间接实现控制，而作为劳动力的人却可以完全掌控，对人的控制除了行为控制还有精神控制，控制人的精神的可行之法莫过于宗教和强权。事实证明，封建统治者们对这两种办法从来都是交互使用的，但在出于实现社会相对安定的考虑的时候，他们往往多使用宗教。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儒教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说教，更为奇怪的是，这种伦理道德说教产生的实际效果几乎达到了崇拜宗教应该产生的效果，这种说教对人精神的长期濡染和强制植入，使得封建统治者们实现了对人精神的教化，也促进了人的精神意识一统化状态的形成。这同欧洲数千年的宗教统治又不一样，宗教统治是对人性的强制性约束和改变，而儒学说教产生的结果是人的精神的自觉性接纳。又不同于航海民族和游牧民族，他们都有相对自由而宽广的生产环境可供自由选择，都有相对富足的资源，可是，农耕民族所使用的土地（主要是与人居环境可以同处的耕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相对固定的生产资源，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必须紧紧围绕土地来进行，不能离开，不能携带。这样固定的生存格局和生产格局确定了人的活动范围的相对固定，从客观上说，为了确保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尽可能高的收成，必须人为地稳定劳动力不至动荡和流散，要实现这一点，除了社会体制和社会格局性的“郡县制”的约束之外，还有人的精神方面的半强制、半自由的道德说教。儒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特殊历史使命的。
　　
　　儒教，是一度用以“维稳”的学术性“准宗教”。
　　
　　相对有限的生产资料，相对稳定的生产模式，相对固定的生产人群，长期停滞不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这些都决定了农耕社会人和土地相对牢固的依存关系和整合状态。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中，争论最多、问题最为复杂恐怕要算道家。在同一书中李约瑟进而认为：道家显然要比儒家高明，因为毕竟社会伦理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由自然界派生的，而不是相反。儒家代表封建官僚的统治，所以只关心人际伦理关系，而道家则代表返于原始的平等，返于自然的倾向。儒家对于自然界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发展出来科学，就是十分自然的。但另一方面，道家虽对自然界深感兴趣，却又不相信理智和逻辑的力量，这一点就和西方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之转入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学派所采取的途径截然不同了。西方思想史上既没有和儒家相当的思潮，在顽固地拒绝研究客观世界，同时也没有与道家相当的思潮，对理智和逻辑采取鄙视的态度（《思想的经典》，p337）。总之儒家没有涉足自然界，道家涉足了但没有发展处自然科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这个“第一生产力”。
　　
　　但是，在这里很有必要说一下古代的三位学人和他们的作品，他们分别是北魏的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北魏的贾思勰和他的《齐民要术》，还有明代的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水经注》就是对三国时成书的《水经》所做的批注和评说。严格说来，《水经注》还不能算作自然科学著作，《水经》是对古代中国境内一百三十多条河流资源的粗浅记录，是纯粹说明性的文字，并没有上升到如何开发和利用河流资源并造福于人的高度。相比之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以及以前时代简单农业技术成果的记录和评述，虽然比《水经》和《水经注》全面一些详实一点，但仍然未能上升到系统的学科研究的高度，与科学技术层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它的意义在于集中绍介和普遍推广，虽然它的初衷还是服务于当时的农业生产，但目的很单一，仅仅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应用。着眼点在于前人所创造的技术成果的共享，作者并没有提炼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理性意义上发明创造理念和实际研究成果，更没有归纳出系统的科学原理。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虽然已经涉及到简单的机械制造方法和工作原理的介绍，但是，终因不具系统完备的科技知识融汇其中，严格来说依然不能算作科学技术著作，这样，《天工开物》也就和《齐民要术》处于同等的遗憾境地。只注重机械和机械原理本身，并没有推导出力学原理和自动化原理的学科解析，著作的主旨还是教会人们如何使用。
　　
　　不能不说到东汉的蔡伦、唐朝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等人，以上这些人所做的贡献已经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在长期的儒学大气候的制约下，这些学人和他们的研究业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完成持续状态的发展和完善。其中，朝代的频繁更迭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变是另一层主要原因，作为本应独立发展的单一学科，最终全被强横地纳入儒学范畴或者干脆被排斥于儒学正统学术范畴之外而至于停滞和没落。
　　
　　再说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海禁”。
　　
　　对这两次“海禁”的再评价，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明、清两个时期曾经一度发达的海上贸易，是中国科学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同世界沟通和交流的两个绝佳机会，不幸的是，这两次机会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丧失，原因之一是西方世界的科学精神和商品经济模式有严重动摇本国民众的农本思想的可能，“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论语》），在农耕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民性对商业思想和商业行为是严重排拒的，对人的机心和机巧行为从来是抱持鄙夷态度的，这样一来，重道义轻物利的儒家精神很难接受俨然毒蛇猛兽的商品经济思潮和公开而普遍的商业行为的。无论从上层统治者们的权力本位意识还是从普通民众的传统价值意识来说，这都是不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的事实；原因之二是西方世界的民主思想对农耕本土的王权思想是一种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威胁。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泱泱农耕大国的国门是不能够敞开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上的广大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依然是靠出卖本就来之不易的粮食，甚至，在传统的民间集市上，还存在着“以物易物”的原始商品交换手段。同村邻里之间诸如修房造屋之类的重大事情所需要的大量劳力不是通过雇佣的方式来获得，而是靠相互之间的“变工”来获得，原因是习惯成自然，并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成因，再者，大家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或本钱用来支付数目庞大的劳动力价值，而这一点又和数千年来的脆弱农业经济模式相关联，还保留有原始的互助协作性质，并没有形成清晰而牢固的商品经济意识。
　　
　　在传统农耕经济模式的后期，即便有个别实物具有商品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特征很单一、很模糊，而这类商品一般都是粮食以及有限的农副产品，作为最主要的、最灵活的东西——劳动力——一直都没有公开地变成商品，而是被忽略在债务人和被雇佣者显性的劳动成果——粮食里面，或者说，农耕社会的唯一具有商品意义的东西只能是粮食，而不包含劳动力，虽然粮食的确是依靠人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如同俗语有云：“生娃不计饭食钱”，传统观念是不把劳动力这样的基本投入算在成本里的。将劳动力单独当做商品来出卖，甚至把人的知识技能当做商品来看待，在那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天方夜谭”或者“昆仑神话”。
　　
　　说及政治形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不说，一个是“辛亥革命”，另一个是“土地改革”运动，第三个是“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
　　
　　“辛亥革命”运动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个立政纲领，其中的“民族”是这个纲领包含的政权性质，它向世界明确地宣告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拥有独立的民族权力也即政治权利；“民权”是这个纲领包含的政权形态，“民生”是这个纲领努力的具体方向。“辛亥革命”终结了一个历时绵远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并让明、清两代都没有顺利“进门”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得以“进门”，虽然这次国策巨变被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所阻滞，但它的意义就在于从民众的思想观念上终结了一个陈旧的时代，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从政治上来说，它废除了封建制度，从文化上说，它废除了科举制度和学术、教育专制，从社会整体思潮上说，它拓展了全社会的眼界，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调整了生存意识，并由此让一直为封建官僚政治服务的儒学步入民间，真正具有了原本的学术面目。从施政说教走向纯粹学术，从最高意识形态化作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并逐渐还原儒学纯哲学的学术地位。这样一来，作为末一代宿儒的那些老儒们，他们的身份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变而成为古典学术的继承人，也是身份明确的“本地的和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科举制度的被废除、儒学走下贵族学术的“高台”，这些老儒们要么因为终无用武之地而“失业”，要么“转业”（比如梁漱溟就曾退而整理国故还与毛泽东有过学术交涉）。经过几十年时间的社会动荡，立足未稳、不成规模和体系、尚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要么被强权“保护”下的资本主义成熟而强大的资本所兼并所取代，要么中道夭亡而一蹶不振。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仅仅停留在萌芽状态，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支撑不得不回到古老的农耕模式上来或者不得不重新接受古老的农耕经济模式。但在此时，博大精深的儒学政教体系已经瓦解，古老土地上正在酝酿着商品经济的狂飙，回归到传统农耕模式上的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曾经一度回落到历史低点。新旧生产关系没有实现成功转换和升级换代，人的思想已经深受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但自由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传统型的农耕，失去了正统价值观的支撑，在中国南方，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带给农民的是更加深重的生存忧患，没有积累或者积累不多，商品经济意识淡薄，土地上的主要业主们开始失业而流入城市，这本身就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之战乱的侵扰，自由的价值体系已告崩溃，外来的价值观念尚未深入人心。
　　
　　新中国的成立给土地上的民众带来的是政治上的解放，经济生活方面，“土地改革”时期，土地真的回到了农民手里。但后来，土地的归属权又全都转移到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的国家政权手里，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依然不是直接的、亲和的，而是间接的、疏离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土地归属状况依然没有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联产责任承包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和“辛亥革命”提出的本愿相比，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七十年。近几年来，国家对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施行税费减免政策，而且给予适当的政策性补贴，让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加纯粹，更加相容。按理，这样有史以来最好的土地政策应该极大地激发广大农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从业热情，然而，另一个事实在无形中将这些丰厚的政治资源渐渐忽略，其结果是广大农业人员更迅速更大规模地离开土地，去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他们以劳务输出和技术输出的方式走向非土地化的经济活动，而让大片田地闲置、荒芜、甚至派作他用。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当然很清楚，那就是广大工业商业区域中更加优厚更加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条件和因素在吸引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不抛却土地而进入城市，去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以上原因，这种良性局面维持的时间不是太长，大约在八十年代末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输出就已开始，进入九十年代尤甚。事实说明，拥有土地仅仅是拥有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作为最根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由它生出的剩余价值相当有限，无论农业科技多么发达，因为土地有限，也便无法获取更大利益，资本的原始积累极其缓慢甚至很不明显，这个缺憾有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那就是弃农经商或者弃农从工——实践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工业之路和商业之路，才是通向富裕的有效途径，土地上相对稳定的收成由此可以轻易换取，并有巨额的剩余财富，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而始。
　　
　　这个过程人力不能强行控制，完全是由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自动调节来完成的。
　　
　　清朝末年，大儒王国维的跳湖自杀行为是对走向没落的儒学和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以死相争，但没有用。科学精神和空洞说教，民主思想和王权意识从来势不两立，清末时期的西学东渐是它们的又一次狭路相逢，最终取胜的是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因为历史终将要选择进步和相对较高的文明化程度，作为儒学和儒经，由于“家庙”败落、僧徒出走，空空“大庙”，“诵经”无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十年前，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仿佛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并有几个儒学专家苦心孤诣地大造声势、广设讲坛，试图将走向败落的儒学发扬光大，从而负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重任，不幸的是，那些好心好意的儒家们并没有看清楚儒学之所以衰落的经济原因，而只是一眼盯在儒学本身的日渐衰落，失败的结局当然是注定的。在全社会崇尚物质利益、经济效益和资本积累的新的历史时期，人和社会需要的并不是统领人心和控制人的言行的伦理道德说教，博大精深的儒学至多也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学术，并且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特征的伦理道德性学术，在人欲横流、遍求实效的时代，谁还能够放弃一切功业去关注什么不切实际的儒学呢？放弃了对土地的依赖，失去了土地这个唯一的生存依托和物质性的根基，在极其稳固的农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学或称传统文化体系走到今天的结局定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为真正拥有土地奋斗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民，今天如愿以偿得到土地了，但他们的兴趣重心也从此开始转移，土地上无法完成高额的资本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大活人终不能行死路，条件具备，条件成熟，只好放弃土地和土地上的一些伦理道德价值观，只好向高回报的新型产业趋之若鹜。关于土地上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只好暂停，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也便暂时转向。“庙宇”破落，“香火”不旺，“众僧徒”走了，“住持”也走了，谁还愿意留下来“诵经”呢？“外来的和尚”在到处“讲经”，本地的“和尚”们自然不甘寂寞，虽然不能在本地“讲经’，但他们也可以走出去，他们也要“出门”了。要到别的地方去当“外来的和尚”——包括儒家理论在内的古典百家学说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这样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了。
　　
　　接踵而来的突出的社会问题是，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丰富而高尚的精神生活，片面的、无限度、无节制的追求财富的作为，彻底颠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种种负面社会现象，诸如吸毒、参与黑恶、职业犯罪、权力犯罪（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极端自我、人际关系冷漠、社会公信度大幅度降低、社会正义感滑坡、公共道德意识淡薄等等，清晰地表现出人的精神生活失去方向感和价值参考，进而堕入单纯的消费，以超越收入水平的消费来满足内心的焦虑和空虚，人多注重外在行为的标签意识而不注重内在人格修为的本质意识。富足而不快乐，群体性亚健康状态普遍形成。这些现代社会普遍心理病症的背后，依然存在这一个精神支柱和文化归宿的问题。人们对空洞的说教不再感有兴趣，对社会性事务的信任度降低，一些人盲目地皈依宗教信仰，另一些人耽于低俗娱乐，或者寻求更新更强烈的肉体和精神刺激，个体和群体都出现了数量不可低估的孤独和怪癖。
　　
　　历史悠久、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民族在有限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需要弥补性和拯救性的文化支柱，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倒是极其次要的事情，规律清楚明晰，状态稳定，是农耕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标准。人的衣食住行这些最受关照的事情只要得到保障和满足，人就很容易堕入享乐主义和不思进取的泥沼，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生活心态在作怪。数千年来的种种民间神话的主旨都是实现丰衣足食并实现享乐的愿望。“嫦娥奔月”并不代表古代民众的科学探索理想，而是代表着“成仙了道”然后尽享欢乐的传统观念，因为“嫦娥奔月”的诱因是她偷食了本应该是后羿服食然后成仙飞升的仙药才上天的，并不是她或者古人探索宇宙奥秘的愿望使然。儒学在振振有词地服务于“王道”，佛教让人们把享乐的希望全心全意地寄托于“来世”，而道教直接就在鼓励人们把人生目标锁定在“位列仙班”的美妙境界上，那么，他们和它们，谁在真正关心科学技术呢？儒、释、道三家的僧徒们这些广义上的“本地和尚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经”可“诵”也无需“诵经”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地的和尚”们不“诵经’了，是不是把机会都让给了“外来的和尚”了呢？
　　
　　没有。自“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已逾百年，外国的思想和学说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形成长久的、普遍的“主流”“气候“，东西文化对接的初期阶段形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局面，这是很成功的文化大融合，后来，这种局面很快失衡，西方的哲学，心理学，医学，逻辑学，以及机械化工学科，还有铁路、航运、矿山产业很快占据了“上风头”，“中学为用”逐渐无所可用，其中的道理亦然同前：农耕社会格局和农耕生产关系的至关重要性逐渐被削弱。民主进程暂且不谈，科学精神的昌明却是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总结真的很精准！
　　
　　人的实利意识和追求实利行为已然成风，那么，社会会不会出现春秋时候的杨朱那样不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之事的可能呢？也许，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民族并未带上农耕文明赋予的牢不可破的精神基因？
　　
　　封建社会中，士人们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今天的士人官僚们，未知有几人能够说出这样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价值观的掷地有声的话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完全可以用来考量社会整体道德价值观和个体道德价值观的话题。
　　
　　自家的“经文”丢失得久了，生疏了，别人的“经文”又不能更完全、更好地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那么，要不要重新翻出自家的“经文”来，让本地的“和尚”们好好诵念呢？笔者不能自解，那就将它交给大家去思考吧。
　　
　　2013-6-5
　　
　　

澧水寒儒

1、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内耗、内讧。
2、不患寡而患不均。

3、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和皇权意识深入骨髓。
4、坐稳了奴隶和暂时想做奴隶
5、　嫉妒愤恨的心理

6、受命于天和君权神授以及思想家的洗脑促使国家机器运行。农，天下之根本也。
    7、因为中国缺乏交流，与欧洲版图不同，大凡毗邻小国，尽皆与中土为榜样，所以就难说了，再者，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和及早的出现资本主义的自由财富的积累。
   
8、每个民族以致于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哲学，宗教，都是一种精神的皈依，西藏贫瘠，但一看到三步一叩的朝圣者，不知道况味如何。
   
  9、历朝历代，都有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出现。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汉武帝统治时期和大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还是鼎盛的。虽然没有第一生产力，但仍然有农学家在奋斗不已，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农家学派，他们被儒家批驳，但不至于湮没，以致于影响后世。
   
10、市场经济对传统农耕的冲击和必然。
   
11、海禁后果严重。
   
12、在经济利益面前，需要的是自觉的内省和行动的良心。儒家的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政以德，为政以仁。仍然有意义。关键地是人们被物质化了，从而恶的本性暴露无疑。
   
13、　天下乌鸦一般黑，白乌鸦缺乏生存土壤。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下面的人把经给念歪了。
     
14、　内省和独善其身是个体行为的导向。
   
15、分析有理有据，汪洋恣肆，鞭辟入里。


以上为逐段阅读印象。

[ 本帖最后由 澧水寒儒 于 2013-6-9 11:37 编辑 ]

李兴文

谢谢寒儒，你的引据我重新翻看了一下书籍，你是对的，我对那句话的愿意正在研读，也在温习它的古文语法。谢谢，祝你节日快乐！

太和五中张奇

本地的和尚未必不可以念在家的经文，关键是谁做和尚中的头一把交椅，一些村支书家的豪门别墅、私家豪车都是会念经的和尚念出来的。这样的和尚不是司空见惯的，不是凤毛麟角的，而是层出不穷。
文章主题深刻、观点论述详实，语言汪洋恣肆，铺展开来，大气磅礴。

李兴文

谢谢张老师赐教，祝你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