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文: "谦让"何为?

吴武洲

“谦让”何为？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繁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秩序与新的理念。与此同时，我们原本拥有一些似乎已为我们“集体无意识”接受的品质，诸如“认真”、“谦让”、“诚实”，随着价值中心的离散而变得难以捉摸。鲍曼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这是一个解除了承诺、捉摸不定、熟练地逃避和没有希望的追求的时代（《流动的现代性》P189，三联书店，2001）。
因而，讨论“谦让”在我们时下的角色定位或者说作用，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传统文化浸润的人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

“谦让”这个词，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大抵涵蕴了“谦虚”、“礼让”这样两层意思。 这意思也是我们整个民族一直以来所颂扬的。古时对一个君子的要求即是“温良谦恭让”，至当代，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警言与“孔融让梨”的故事写进小学教材，实质上都是对“谦让”品质的推崇。

但是，在当前的新经济秩序话语中，“谦让”一词显然变得似是而非，其温良的外表中掩藏的是“笑里藏刀”、“阳奉阴为”等这样一些品质。在新的经济话语中，物质与金钱成了时尚，成为了人们追逐的目标。“谦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大众疏离的命运。
因而，我们可以追问，在经济无所不在的话语霸权中，“谦让”何为？

我们时常会看到生活中一些反面的例子。去年杭州的一家报纸曾经对“给孕妇让座”的话题给予了较为持久的关注。该话题讲的就是杭城人在“让座”问题上的漠然。结果此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郑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读者都通过互联网参与了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可以给人这样的印象，越是边远的城市越注重“谦让”，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对此越漠视。

而在现实的各种场景中，经济话语变得强硬而坚决。学生与老师，父母与孩子等各种关系中原本应该存在的“谦让”因子也在一点一点被现实蚀去。在某种特定场景中，学生成为老师的打工仔，而老师有时不过是学生雇用的教书机器。人世间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被一种冷酷而实用的东西所代替。

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不得不思考“谦让”这类品质对我们有何用途。

我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谈它，并不是因为它能为我们带来何种实际利益，而是因为它表征着一种精神！

从实际利益上讲，“谦让”最多能使个人显得谦然君子，文质彬彬；使某个集体给人以礼待人，稳然持重的观感。这实在不能换得多少金钱物质上的利益。

但作为一种精神，其内在的力量是值得考虑的。

人总要一定的精神信仰作为支撑的。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恪守着“克已复礼”的文化传统，对人讲究“谦让”。但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中，“谦让”这种品质得到史无前例的清算与规整，尤其“文革”时期，老师、学生、朋友、家庭等等关系之间相互倾轧与揭露，“谦让”一词真是斯文扫地。而市场经济的开放深入，西方沉积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文明，一下子朝我们敞开。我们急于求成的心态必然在巨大的中西文化碰撞中失衡，顾此失彼。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还在过渡！过大关！

市场经济体一旦完善，“谦让”这种品质必然会得到重新对待。现在来看，中国东部的开放正在形成完善的经济体系，西部却还刚刚敞开大门。在这样一个并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前面关于“让座”问题的不同现象是可以想到的。

“谦让”的复归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古人说：“退而求诸野。”现在看来，我们的文化真到了这样的境地。以“谦让”为表征的儒家文化近百年来在大陆真是被践踏得可以；这时，让我们把目光投注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在一定时段内被称为“野”的地方，我们却意外地发现这些地方的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呵护着我们整个民族“谦让”这类传统品质！我相信，“谦让”这样的品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金钱与名誉，但这种品质使他们不同于其他，使他们成为独异的一类。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这也就是精神的凝聚力量。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追问“谦让何为”有意义吗？我想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去考虑，从长远的眼光看，我们应该把它保持下去。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个家族，总是靠一定的精神凝聚起来，代代相传。“谦让”作为一种精神品质，我们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手上薪灭火烬，我们必须使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以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奠下一点点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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