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谨慎与智慧

一楠

　　　　　　　　　　　　　　　　司马迁的谨慎与智慧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垓下大战中，项羽率八百骑突围，到东城只剩下二十八骑，被数千汉兵重重包围。看到这种形势，连自信力能拔山的项羽也认为自己再无脱身的可能，便对身边的战友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八年中身经使战，从未打过败仗，因而称霸天下。想不到今天竟走到如此地步，这是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今天定然一决生死，愿与各位老友痛痛快快再打一仗，我一定再会连胜三阵，突围、斩将、砍旗，好让老友明白，这确实是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上马再战，果然像项羽说的那样。最后，项羽逃到乌江边，正好乌江亭长驾船等在江边，要渡项羽逃过江东。项羽苦笑一声：“天要灭亡我，渡江作什么？当初起兵时，江东父老把八千子弟交给我，渡江向西闯荡天下，今天我只身而归，我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算了，不渡也罢！”说完把胯下宝驹赠给乌江亭长，返身步行与追兵再战，直杀得天地变色。忽然，项羽认出了成为汉军骑兵司马的老熟人吕马童，便提剑说道：“这不是老朋友吗？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买我的人头，封万户侯。今天永别，朋友一场，没什么送的，我就为老朋友把这件好事做成吧！”说罢，扬手自刎。
　　司马迁评价说：秦王朝失政，豪杰并起，项羽没有丝毫根基，乘势而起，不过三年就率领诸侯推翻秦王朝，分割天下封赏王侯，号令天下，是近古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等到项羽放弃关中怀念楚地故土，放逐义帝自封霸王，却埋怨诸侯背叛自己，要成功就难了。自我夸耀功绩，买弄个人智能而不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事业可以用武力统治天下，仅五年就家破灭，自己死在东城，还不觉悟，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却用“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作借口，真荒谬！
　　项羽的原话是“天亡我，非战之罪”。很明显，司马迁的评语对项羽的这句话是持批评态度的。也就是说，在史学家司马迁看来，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自身的错误造成的，怨不得老天爷。这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天命注定”，即“天命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世界的观点，简称“非天命观”。后世学者也大多赞同司马迁的观点，几乎成为一桩铁案。且慢，行不择路读《史记》其它篇章时，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因谋反被刘邦捕获，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并被带到长安软禁起来。一次，刘邦与韩信闲聊，评论各个将领带兵作战的才能。刘邦问：“我能带多少兵？”“陛下不过能带兵十万。”“你能带多少？”“微臣带兵，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刘邦笑道：“你为什么被我擒住了呢？”韩信回答：“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微臣被陛下所擒的原因。而且，陛下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最终，韩信被吕后斩杀在长乐钟室时，韩信仰天长叹：“我后悔没听蒯通（拥兵自立）的计谋，竟被女人谋害，岂不是天命吗？”在这里，韩信同样用“天命观”为自己的失败和被杀开脱，司马迁对此并没有明言评论。如果司马迁是否定“天命观”的，就不宜记录下韩信“陛下是天命所授”和“被杀属天命”两句话。因为，如果承认韩信“刘邦是天命所授”一言，那么刘邦的对手——项羽的败亡也自然就是天命所定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正确的，司马迁就不宜批评项羽的说法。反过来说，司马迁只记录而不置可否的作法，又似乎表明，司马迁对韩信两句“天命观”的说法持是有所肯定的，至少持默认态度。也就是说，司马迁批评项羽的“天命观”说法，却默认韩信的“天命观”说法，而且两人的说法实质都暗示“刘邦得天下是天命所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有人会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专门记录韩信“天命所授”一言，目的是刻画韩信的品格缺陷。确实，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些献媚的味道，从韩信被封为齐王时按兵不动、接待项羽使者、细听蒯通“拥兵自立”之计、杀钟离昧买破保身等一系列表现来看，韩信的人品确实不那么高尚，在阶下囚的处境中说句献媚的话以保全性命，也合情合理。还会有人认为，司马迁这样做的目的是刻画韩信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性格。按照这一思路，韩信之言的话外音也可以理解为：陛下如果不是天命所授，即使善于统率将领，真要刀兵相见，胜负也难说。言下之意：任你能带兵统将，对我韩信来说又能怎样？这与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后一种解释有很大的可能性，司马迁评论说，如果韩信能学点谦逊，不自大专自己的功劳，不买弄个人才能，能差不多了，对于汉朝的作用可以与周公、召公和太公相比了！与对项羽的评语如出一辙。这样以来，似乎化解了上面的矛盾。
　　且慢，行不择路生性多疑，上述两种理解是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刘邦得天下是天命所授”？司马迁的历史观到底是“天命观”还是“非天命观”？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矛盾仍然存在！因为项羽和韩信两人都是刘邦的对手，韩信先是刘邦的部下，后萌生反心，成为半个对手，两人又都是刘邦的手下败将，是失败者，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借口“天命”为自己的开脱，司马迁评论两人失败时，当然要指出他们为人处事的根本错误所在，自然要驳斥两人的借口，从而呈现为“非天命观”的历史认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鸿门宴的头一天，项羽的军师亚父范增在鼓动项羽下决心消灭刘邦时，说：“我让人观察了刘邦的云景气象，都呈龙虎开头，五彩斑斓，这是天子气象，要急早下手，千万别失去机会。”这又是一个“天命所授”的说法，与项羽和韩信两人不同的是，此时的范增是作为一个谋土说话，而且此时项羽的楚军气势正盛，实力正处巅峰状态；更何况范增被项羽呼为亚父，是长辈级的谋士兼军师，范增绝不可能是感叹，而是“人定胜天”般的自信。如果把范增的这句话看做是为坚定项羽消灭刘邦的决心，而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故弄玄虚，编造谎言，那么，就无法解释鸿门宴之后的事情。当时，刘邦借口脱身逃回本营，托张良回话，向项羽献上一双白璧，向范增献上一双玉斗。项羽坦然接受，而范增却气愤地把玉斗扔在地上，拔剑砸碎，并怒言：“熊包！配不上与他同谋共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人，必定是沛公刘邦。我们今天已经被人家俘虏了！”刘邦假装上厕所，实际上是不辞不别，如此不守为客之道怎么得了？试想一下，你请一位地位稍低甚至同等地位的人喝酒吃饭，客人却中途借故走掉，你会怎么想？更何况项羽个性刚烈呢？在见到张良代刘邦进献礼物的那一时刻，范增必定把杀刘邦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项羽的发作上，结果看到的却是项羽的满面安然，不由得暴跳如雷，心中怒骂：“日你个奶奶熊！”玉斗碎，怒气稍泄，继而脱口再骂：“竖子不足与谋！”再继而理智稍稍恢复：“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最后衰叹：“吾属今为之虏矣！”。这充分说明，范增在鸿门宴之前的话绝非凭空捏造，而是有一定事实的。鸿门宴上的所见所闻，眼瞅刘邦这只煮熟的鸭子竟腾飞而去，使范增认识到刘邦确有天助，从而对“刘邦有天子之气”之言深信不疑，因而悲观绝望。以至于出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气势正盛实力强劲的一方军师，望看脱网而去的弱方主帅却说“我们被人家俘虏了”，如同狼群中一只大狼说自己所在的狼群被落荒而逃的兔子俘虏一样，岂不是奇怪之极？这不是范增已经深信刘邦是真龙天子而心生绝望，又是什么呢？
　　也正是范增在鸿门宴上的这次绝望，使这位号称“好奇计”的老先生在此后三年中，一直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再也没有为项羽提出什么好建议（至少司马迁没有记载）。因为当老先生有什么想法时，在失败绝望的情绪作用下，话还没有出口，先自怀疑：人力能不能胜过天命呢？到第三年彭城大战后不久，项羽坠入陈平的反间计，而怀疑范增与汉军私通削减其权时，范增彻底绝望：项羽平时只有对自己这个被尊为亚父的话还能听进一点，成败尚有一线希望，而今竟然连自己这个亚父也怀疑起来了，已经完全成为孤家寡人，表面上虽然仍然战无不胜，其实内中筋骨尽失！是项羽这小子自己把我这条楚国大军的筋骨抽出，一脚踢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因而才有怒容满面的范增，在荥阳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己定，大王好自为之，愿大王恩赐我这把老骨头回家养老！”事业上的绝望也引发对个人生命的绝望，从荥阳还没有走到彭城便疽发于背而一命呜乎（这样的事例至今俯拾皆是，医院中凡是那些对疾病绝望的病人，再无药可治。当时七十高龄的范老先生不免病根在身，一旦绝望而心生一死万事空的念头，也就吐掉了那口支持其生命的心气，自然也就被追魂索套牢了）。
　　司马迁没有为范增立传，也没有对范增的言辞发表什么评论，而惜黑如金的司马迁却忙中偷闲地记录下范增“天子气”一言，能是一位“非天命观”主义者吗？
　　或许还有人从范增败方军师的事实出发，提出多种解释来说明司马迁的“非天命观”。无独有偶，胜方主帅刘邦也有一位师友兼臣属的谋士，这就是张良，极其相似的是，司马迁也记录下张良一句“沛公殆天授”的天命观言论。
　　《留侯世家》记载，陈胜大泽乡起义后不久，张良也聚集起百十号人起兵响应，由于势单力薄准备投靠另一支起义军，半路上在一带遇到刘邦部队，便暂时归属刘邦并被任命为厩将。在这期间，张良经常用得自于黄石公的《太公兵法》为刘邦宣讲用兵方法，刘邦一听就懂，拿来就用，如同英雄得到宝剑一般喜爱有加；而张良向其他人宣讲《太公兵法》时，听者却是茫然无知，如黄牛听琴一般。张良因而自言自语：“沛公殆天授”，从而打消了投靠别人的念头，后来又经过一些曲折，张良最终彻底投到刘邦帐下，为成为重要谋士。
　　“沛公殆天授”大意是，刘邦大概是天命所授。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像一种比喻说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至少表明，司马迁是从张良带有一定天命观的角度来记录这件事的。因为，如果张良丝毫不受天命观的影响，这句话最合适的说法应是：刘邦大概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这是其一。其二，张良得到《太公兵法》一事本身就是奇事一桩。《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时有一次在下邳圯上闲游，迎面走来一位老父，到张良跟前故意踢掉鞋子，看着张良挑衅地命令：“小伙子，下去，取鞋来！”张良强忍怒火取来鞋子，老父翘起脚尖：“穿上！”张良顺从地单腿下跪了老父穿好鞋子。老父心安理得地站起来，嘴角一笑转身离去，把个年轻气盛的张良惊得目瞪口呆，眼光随着老父的身影渐行渐远。大约一里路的光景，老父又转身回来，对呆若木鸡的张良满意地说：“小伙子可以教授呢！五天后天亮来这里与我相见！”如梦方醒的张良似懂不懂地跪下答道：“行！”第五天早晨，张良前往圯上，老父已经先到，“与老人约会，迟到，为什么？”怒气冲冲地的老父说罢转身就走，背后扔下一句话：“五天后早来！”到期，张良听到鸡叫便起身前往圯上。没想到老父又已先到，怒斥：“迟到，为什么？”转身再去，背后又扔下一句话：“五天后再早来！”五天后，张良不到半夜便起身来到圯上。一会儿后老父也现身，喜滋滋地说：“就该这样呢！”然后，取发一卷简书递给张良，说：“读这册书，可以成为王者之师。十年后兴起。十三年后，小伙子会在济北见到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罢转身离去，再无其它言语，杳然而逝。天明后张良看书，正是《太公兵法》。十三年后，张良随从已成为大汉皇帝的刘邦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取回家中供奉起来。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传奇故事，却被司马迁用史笔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难道不足以暗示张良的“沛公殆天授”的天命观吗？司马迁甚至自己也对这件事疑雾重重。司马迁在对张良的评语中，对这件事感慨的评论：学者大都说没有鬼神，却说有精怪之物。至于留侯张良所遇到的老父授书一事，还的确很奇怪呢！所以，司马迁记录“沛公殆天授”一语，绝不是把它视为“有如神助”之类的比喻说法，而是一句把它当作不太有把握的猜测性说法。司马迁记录这句话，意在表明：张良的内心深处先已确信世上真有“天命所授”之人，后通过事实认识到，沛公刘邦大概就属其类！
　　如果说司马迁在记述张良的“沛公殆天授”一句话时，还用一个“殆”（几乎或大概的意思），字多少表达出一种不太肯定的意味：真有天命所授之人吗？那么，当读到《高祖（刘邦）本纪》时，行不择路有胆断言，任何读者都不能不承认，司马迁充分而又力避玄虚地记录下一系列证明刘邦拥有天命的故事，共计九件，列举如下：
　　一、 父母所见：刘邦母亲一次在湖泽边休息，困乏小睡，梦见与神相遇。当时电闪雷鸣，刘邦父亲找到湖边时，正看见一条蚊龙覆压在刘母身上。刘母自此便胎孕上身，生下第三个儿子，这便是刘邦。
　　二、 亲眼所见：刘邦左侧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后人注释《史记》时转述当时有一种说法，这是火德王赤帝的象征。赤帝表象为朱鸟，身上多有黑点。左侧为阳，为帝；七十二颗黑痣正是赤帝拥有七十二日的数量。一年三百六十日，金木水火土各居一方，平均各自分得七十二日；土居中央，对应为火德。
　　三、 常人所见：刘邦好喝酒，却常常身无分文，经常向王媪和武负二家赊帐，喝醉后就倒头大睡。王媪、武负二人则经常看到醉卧中的刘邦身上有龙若隐若现，感到很奇怪。刘邦每次赊酒，都许以高价，年终结帐时，王武二人由于见龙之事，便都折毁债券，自动免去刘邦的一切酒债。
　　四、 岳父所见：吕老爷子一次大摆宴会，席中见到刘邦，示意刘邦留下。吕老爷子对刘邦说：“我喜好相人断其命运，所相过的人不在少数，没有一个能赶上你的，请君好自珍爱。我有亲生女儿，原许配给你操持家务。”事后吕老太太大发雌威，怒斥吕老爷子：“老东西，一真把这个女儿当做奇货可居，发誓要嫁给高贵人家。今天怎么会丧心病狂地许配给刘家那小子？”吕老爷子梗着脖子反驳：“这不是你们妇道人家所能明白的事情！”吕家姑娘最终嫁给刘邦，这就是吕雉，即著名的吕后。
　　五、 奇人所见：刘邦没有发迹之前，作泗水亭长，没事回家种田。一次吕雉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田间耕作，有个老人路过讨水喝。喝过水，老人端详着吕雉说：“夫人有一付天下贵人的面相。”再端详男孩说：“夫人的一切贵相，都是因为这个孩子而来。”再看女孩，也说是大贵之人。老人离开不久，刘邦归来，听到吕雉的叙说，急忙追上老人请问自己的命相。老人端详后，缓缓地说：“刚才相过的夫人和孩子，都像君一样。您的命相贵不可言！”刘邦听过，深谢不已：“果真如老爹所言，我刘邦不敢忘记老爹的大恩大德！”刘邦发迹之后，多方寻找，却再没见过那位老爷子，真是奇人一个。
　　六、 部下所见：刘邦以亭长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前往骊山服劳役，路上很多民夫逃亡。走到丰西泽地方，刘邦意识到，照这样下去，走不到骊山人就跑光了，便借酒浇愁。喝到半夜，起身对剩余的民夫说：“你们都走吧，我也就此逃命去了。”民夫中有十几人愿意追随刘邦，于是一行人便在水泽中寻小路逃命，并安排一个前面探路。不久探路人惊慌地回来报告：“有条大蛇，卧在路上！咱们原路退回吧？”刘邦醉意朦胧地大言：“壮士行路，有什么可怕的！”推开众人，只身来到蛇旁，拔待剁去，蛇身一分为二，各自卷曲，闪开路面。刘邦继续前行，数里之后，抵不住酒劲，轰然倒下，一头睡去。后面的人走到蛇边时，见到一位老妇人坐地哭泣。人们奇怪，问她哭什么，“人家杀了我的儿子。”“老妈妈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啊？”“我的儿子，就是赤帝的儿子，化成蛇横在路上休息。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斩杀了！”人们以为老妇人胡言乱语，吓唬人，正想收拾她，老妇人一闪便不见了踪影。这些人找到刘邦后，等到刘邦醒来，说起这件怪事，刘邦听罢，内心暗自欢喜。
　　七、 帝君所见：刘邦未发迹时，当朝在位的秦始皇曾经说：“东南方向有天子之气！”于是到游，意欲用自己在位的天子气镇服在野的天子气。刘邦醉放民夫后，怀疑这股在野的天子气应在自己身上，便逃亡藏现在芒砀山中。
　　八、 妻子所见：刘邦藏身芒砀山期间，妻子吕雉有事与人找刘邦，经常是一找一个准。刘邦很奇怪，吕雉解释说：“你刘老三所在的地方，上空常有云气缭绕，只要奔着云气走，就找到你你老三了。”这话更让刘邦受用。
　　九、 刘邦自言：刘邦临终前，省病在床，吕后召来名医治病。医生诊断之后，自信地禀奏：“陛下的病不难治愈！”刘邦听后，却破口大骂：“我以一介平民，手提三尺剑就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命在天，就是扁鹊复生，又能怎样？滚！”不久便驾崩在长乐宫中。
　　另有一件记录在《孝文（汉文帝）本纪》中，算做后人所见。吕后死后，陈平、周勃等人初速扑灭吕姓势力叛乱阴谋，派出使节奉迎当时的代王进京登基为帝，代王咨询属下群臣，多数人建议稍等一下，观察变化后再定，只有宋昌建议要当机立断，接受陈平等人的奉请。宋昌列出四条理由，最末一条：“吕后以太后的威势严权，封立吕姓三人为王，擅权专治。然而吕后一去，太尉周勃空手持一节仗进入北军，振臂一呼‘拥护吕家的人袒露右臂，拥护刘家的人裸露左臂！’全军一齐裸露左臂，拥护刘家，背叛吕家，这就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代王最终接受陈平、周勃等人奉请，进京登基为帝，就是著名的汉文帝。
　　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很少记载与天命有关的奇事，唯独围绕刘邦不厌其烦地记载下如此之多的天命奇事。妙不可言的是，司马迁有意记录下刘邦和项羽成败双方主帅的天命观言辞，又记录下双方师父（友）兼臣属的天命观言辞，一一对应，相映成趣；中间夹着一个韩信的天命观言辞，韩信是胜方主将而心萌反念，是一个半己半敌的角色。在胜利一方，又围绕主帅突出记录下形形色色的天命观之事，尤其不忘记录下胜方主帅死后的一件天命奇事，可谓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然而，司马迁对失败一方的天命观言论，是严词批驳，而对胜利一方的天命观言论虽没有明言可否，却分明持有肯定态度，并刻意渲染，这不是矛盾之极吗？
　　行不择路认为，这一矛盾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其原因就在于，太史公其人自身、其书未来，更在于史学本质和天下安稳。
　　太史公由于仗义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触怒汉武帝，惨遭宫刑，丢掉人根，因而发愤著述《史记》。当时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信奉天命，当朝的汉武帝更是深信不疑，《孝武本纪》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汉武帝敬祠神明、封禅祭神一类的事情。古人法天则地而行事，认为天命就是法则所在，天命所授就是合法的。刘邦的毕生事业就是建立刘家大汉王朝，毫无疑问，作为继承者的汉武帝不仅坚信刘家王朝是天命所授，更会以其合法性而自豪，而继续为之奋斗。太史公叙写刘邦事业，任其罄南山之竹，写尽刘邦为人处事的合情合理，如果避而不谈天命所授之事，在汉武帝自看来，这就意味着私修史书的司马迁怀疑大汉王朝的合法性，是在妄议朝事，大有滥言惑众之嫌。这样一来，汉武帝要去掉的就不会再是人根之类的东西，而司马迁的项上人头，更会对其著作、对其思想挫骨扬灰，怕是一场新的焚书坑儒在所难免，较秦始皇必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太史公为自己的生命考虑，更为自己奋斗终生的《史记》一书考虑，无论自己相信天命与否，都必须刻画出刘邦事业合情合理合法的全貌，这是太史公的谨慎所在。
　　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王朝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年代，人人崇尚建功立业，扬名万世，必然要效仿前人。人各有志，志各有不同，其间难免参杂非份之想。正如曾鼓动韩信拥兵自立的蒯通被刘邦抓住处死时，辩说：“天下磨刀提剑想做陛下事业的人何止千百！”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怕的是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梦中效仿陈胜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假如《史记》一书尽述前人成败情理，指导人们扬长避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史记》无疑成为那些一心求名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们的最佳教科书，天下岂非再陷大乱？史学的意义岂非被诱入岐途？所以，太史公为史学考虑，更为天下安稳考虑，无论自己相信天命与否，都必须全面刻画出刘邦事业合法性，让读者认识到刘邦是天命所授，唯有如此，才能严防亡命之徒们的肆意胡为，这更是太史公的谨慎所在。
　　太史公立志“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不写当朝，则于事无补！因为，年代越近资料越丰富，说服力越强。太史公不写当朝，则无法确定《史记》适宜终止的年代！因为，自从周平王东迁，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战国，礼崩乐败，人心不古，秩序大乱，古教丧亡，也正是此时，老、孔、孙、墨四圣突起，诸子百家相继兴举，有志之士纷纷力图重建伦理纲常，创新政教体系，整个社会坚定踏上艰难跋涉的探索历程，所有这些都直指汉武盛世，其间任何一处插刀断代，都将血流如注，唯有写至当朝，以不断为断。太史公不写当朝，则无成一家之言！因为，唯有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来阐释人情事理，才能更好地有别于前人。所以，《史记》叙写当朝，是势所必然，史家真知驱使所致。当此之时，太史公前有头落书毁之恶，后有言滥世荡之凶，独步一线悬丝，只笔托传五十二万言煌煌巨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十字评语已然道尽一切，壮哉！太史公在失败者的传记中淋漓尽致地人人都存在的毛病，又在成功者的传记中充分介绍了许多人都有的长处，又恰当地用天命观克服少数人存有的非份之想，实现了史学本质，不是文章圣手，焉敢措手？太史公大智慧，传人生盛筵于千古，后有有幸！
　　行不择路认为，太史公指斥项羽借口“天亡我”为荒谬，并一定否定天命观，实质是指斥项羽的这种错误行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却另找借口为自己的失败开脱。项羽败亡，人人都可以说“天灭项”，唯独项羽自己不能说“天灭我”，因为任何不从失败中深挖自身原因汲取教训，而找借口推卸自身责任的人，永远不会长大成熟，实是废物一个，天若真在，也必将除此废物！太史公记录下刘邦“天命授我”之言，也并一定是肯定天命观，实质是肯定刘邦的行为：功劳并不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刘邦事业成功，人人都可以说“刘自为”，唯独刘邦不能说“我自为”，因为，只有那些“分功于人，推功于天”的人，才会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才能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长大成熟，是社会的强者，天若真在，也必将乐助这样的强者！因此，行不择路认为，前面揭示的太史公的矛盾，实质是一根两枝，深层处统一在此！这是太史公的大智慧所在！
　　行不择路感言：败者自败，成者天成！怨天尤人，可耻！
　　[行不择路]
　　2006年2月15日初稿，2006年2月17日定稿于兰州

一楠

　　　　　　读《史记》杂感
　　司马迁为什么要忍辱写这本书？他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想起。
　　我带着很多问题和一种莫名沉重的心情再次走入了历史……
　　如果把《史记》纯粹当做一本史书来读，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他那种惊天地，动鬼神，雄迈豪放，气势磅礴的文章风格至今仍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史记》文章之美，前人已说得够多了，我不想再在这里重复。我只想补充一点，似乎还应该加上一个“补拙”，而正因为这点才使他的文章更显得浑厚，有气势，有感情。我说《史记》朴拙，除了表现在他对人物刻画的粗笔浓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它象滚滚洪川；鱼龙漫衍；泥沙俱下。
　　又象苍山老林，尽管有说不尽的枯枝败叶，但它那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却永远不是任何整齐茂美的园林所可以比拟的。司马迁的文章，激情滚滚，一气写下，情之所至，笔亦随之，至于有些矛盾，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计较的。但又有谁会因此去责怪司马迁呢？说话的人说清了，听话的人听懂了，自然心领神会。由于作者注重故事的生动，追求文章的气势奔放，追求情感的酣畅淋漓，因此他随意发挥，以致有些地方不合“语法”，而司马迁对此似乎在所不顾。倘若以刘知几和王若虚的眼光去审定《史记》的语言，那么《史记》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写人，写事，而不是象后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推敲字句，因此尽管它有毛病，有纰漏，但是它真实，它自然它朴拙，韩柳笔下的文章左规右矩，炉火纯青，一篇篇如精金美玉，光彩照人；但是象司马迁那种感情充沛，气势雄浑，笔墨朴拙的文章却很难见到了。
　　既然是一部史书，自然离不开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从春秋后期以来，到刘邦建立汉王朝的五百年间。
　　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一切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同时也是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那此起彼伏的建国，亡国，那说不尽悲欢离合，瞬息万变，简直使人应接不暇。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掠夺，屠城，真是悲惨而又雄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若何，虞尔虞兮奈若何！”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壮烈悲歌。这些英雄前赴后继，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悲壮的活剧，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推动了时势的迅速猛烈变化。只要有本领，有才干都想要顽强的表现自己。他们的品德有高低美恶之分，而他们奋发向上，百折不挠则带有其共同性。这是一个重才情，重实效，重功利的时代，有才干的人就应该有名利，有富贵，他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被人崇敬。
　　那种雄心勃勃，为追求功利而生死不顾的精神气质，则为司马迁所欣赏，同时也被这个时代的壮烈气氛所感染，被那些豪迈英雄的气质风节所吸引。
　　从刘邦建国到司马迁写《史记》，中间相隔一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割据叛乱与反割据反叛乱，抄掠入侵与反抄掠反入侵，周而反复，最后终于演变成汉武帝对“四夷”的大举用兵。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后来的这些战争许多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掠夺性的，是出自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和物质欲望，是出自一种“恶”的动机。但在那个时代的汉人看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天经地义的，汉人充分继承了春秋的坚忍，战国的血性。
　　这些战争是污浊的，但的确也正是在这种血污的战争中，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汉帝国形成了。他自豪地雄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民族之林。人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上也富饶起来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整个汉代社会的意识状态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啊！他们有信心，有力量，有眼光，有气派。他们自信是攻无不克，取无不得的。他们追求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
　　这时也搞过什么“尊儒”，但其实质乃是“一切为我所用”！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汉武帝的一封求贤诏。看它多么活泼，多么开放，没有一点框框，没有一点顾忌，真是宏阔之极，豪迈之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不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光荣。而这个时代也的确人才济济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为伟大的民族，建立了许多使后人叹为观止的丰功伟绩。这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环境。
　　司马迁的惨痛遭遇对《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巨大影响。
　　受宫刑对于司马迁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这在汉代对于一位有血性的男人来说更是奇耻大辱，这场横祸给司马迁的打击是异常惨重的，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报任安书》）由于他的个人悲剧经历更加突出了《史记》全书的悲剧气氛。例如他特别喜欢写悲剧人物，而描写时又是那样地对人物灌注着全部感情，以致使他们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却荡气回肠，经天贯日，永世长留天地之间。
　　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是《史记》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的审美意义，社会价值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所重视，所理解。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在考历史的时候都能得满分，但扪心自问：我们到底“理解”了多少历史？可悲的是直到现在甚至还有人把历史与考古混为一潭。千年兴亡，百年悲欢，留给后人的远不仅是直接的借鉴，把历史感完全等同于借鉴，无异于说饮食仅仅是为了果腹。
　　简单的依赖于历史知识，最终只能导致心智的弱化。真正理解历史是交织着痛苦和苍凉的思想历程。历史学只有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才会有它的生命。历史学需要更加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只有和大众有更多的交流，让历史作品成为一种消费产品，进入消费阶段，历史学做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价值才会得到最完整的实现。

敬一兵

最初由 一楠 发表
　　　　　　读《史记》杂感
　　司马迁为什么要忍辱写这本书？他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想起。
　　我带着很多问题和一种莫名沉重的心情再次走入了历史…...

长了不少见识。

凌云昕

学习，谢谢楠版。

清风盈袖

长见识了!一楠斑竹做事行文的实在和认真,是清风学习的榜样.

楚牧歌

读的真仔细啊。这样的读书，才是真的读书啊。

一楠

最初由 清风盈袖 发表
长见识了!一楠斑竹做事行文的实在和认真,是清风学习的榜样.

你总是这样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哈，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