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稳定观（二）

邱天

　　　　　　　　　　　　　　　作者：李传柱　
　　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未完待续）

渭水河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邱天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邱天

再读了。

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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