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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打印本页]

作者: 潇湘渔父    时间: 2011-10-1 17:05
标题: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发愤著书, 名垂青史

  《史记》是一部发愤写成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名垂青史,功在千秋的文学与历史高度结

合的好书。然而在二十四史的著者中,象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命运悲惨的人也绝无仅有。

  如果说司马迁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又继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是他一生的大幸

的话,那么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悲剧人生

的开始。

  身为男人和朝廷官员,突然间被施以宫刑,从此男不男,女不女,成了阉人、宦官,这种
痛苦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看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人们就可明了司马迁当时
痛不欲生的感受。他向自己的老朋友任安倾诉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司马迁看来,被处宫刑这是人生莫大
的耻辱,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
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
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在司马迁眼里,腐刑(即宫刑)是比剃掉头
发、毁坏肌肤与砍断肢体更为野蛮、更为耻辱的刑罚,是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说:“夫
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既然连中材之人都无法忍受成为宦竖的
耻辱,那他又为什么不引决自裁呢?这是因为他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尚未完成的《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毫不隐患讳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文采不表
于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指《史记》还未完成。

  按说一个人突然遭受如此打击和耻辱,不仅肉体无法忍受,感情上、心理上也必然产生难
以忍受的痛苦,往往会引发精神上的崩溃,或是自杀,或是疯狂。然而司马迁既未自杀,也未
疯狂,他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忍受住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耻辱,坚强地活下来了。因为他
从历史上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非常之事,然后才有非常之文。历史上的一些名
人,其所以能留下千古名篇,就在于他们遭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灾难与耻辱。他在《太史
公自序》中概述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
者。”从周文王到韩非,都是在遭受了巨大灾难和重大挫折之后,才发愤著书,从而给后人留
下不朽篇章。太史公指出,从《周易》、《诗三百》到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决非寻
常之书,“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他们一生顺顺当当,平静如常,也就不可能“发
愤”,更不可能有所“为作”了。正是因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会“述
往事,思来者”,写下鸿篇巨制,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意思大体相近的一段话。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
,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
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
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比起《太史公自序》来,这里更加突出了非常之事与非
常之文的关系,也更加突出了悲愤出名文的命题。认为大富大贵之人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
中,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为后世所称,然后例举了与《太史公自序》相同的历史人物,
意思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并以左丘明、孙膑为例,点出“舒其愤”
的要点。

  古罗马诗人尤为利斯有句名言,叫“愤怒出诗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引用过。
诗是感情的结晶,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其他文学也是如此,即使是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史家感
情的投入,那么史书就是冷冰冰的,让人读来就会味同爵蜡。其实,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可能是
纯客观的,都有作者的喜怒哀乐,只是感情投入的多少有别、形式有别、色彩有别而已。一个
人如果遭遇肢体残缺,或者是政治上的陷害、打击和挫折,必然会激发内心的仇怨、痛苦、郁
闷与愤怒。而这些感情郁积于心,总要有渠道发泄出来,于是就形之于文字,或为诗,或为
文。

  屈原就是“愤怒出诗人”的典型。屈原对怀王、对楚国可谓忠贞不二,可是却两次遭到罢
逐。司马迁对屈原是深感同情与欣佩的,所以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
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
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屈原对怀王怀有怨恨情绪,认
为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解释篇名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还说“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者,盖自怨生也。”在屈原的作品中也直接说到“发
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可以说,屈原如果不是对自己的遭际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是写
不出《离骚》、《九章》等作品的。

  刘安的《淮南子》也清楚地认识到愤怒与文学的关系,多次提到“愤于中而形于外”,
“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认为只有心中有了愤激之情,才会通过文字把它渲泻出来。

  韩愈则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
鸣。”认为事物只有遭遇不平才会发出不平的声音。

  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命
题,他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
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对悲愤与诗歌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
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显然,历史上那些不朽的文字都是作者在遭遇了不平之后,心中郁积了愤怒、悲伤、怨
恨、苦闷等等情绪、情感之后,在适当时候象山洪爆发一样倾泻而下,象地泉涌出一样奔涌而
出,然后汇成一股洪流奔腾向前。这种文字汇聚了感情,积蓄了力量,有着非同一般的打动人
心的撞击力。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也是在作者被处以宫刑,遭遇了人生的深悲巨痛之后,因为内心郁
积了难以言说的疼痛、悲愤、耻辱,而又找不到其他渲泻的方式,于是作者将这些汇聚到《史
记》的文字之中,外化为《史记》的正直无隐、爱憎鲜明,使《史记》文字有别于一般的史
书,既象诗歌,又象散文,还象小说和戏曲,有着强烈的爱憎褒贬倾向和感情色彩,使《史
记》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封建的正统观念,不至于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统治者的功德谱;敢
于用直笔忠实地叙述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甚至敢于揭露最高统治者,乃至于当今皇上的荒
淫、残暴和愚妄。当然,不遭李陵之祸,司马迁也能写成《史记》,或许完成的时间更早,但
人们看到的也就不是今本《史记》,更不是被东汉王允所指责的“谤书”了。东汉明帝曾批评
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则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
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汉明帝与班固的批评从另一面表明司马迁的可贵。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陵之祸”,
《史记》也就不可能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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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10-1 17:15 编辑 ]
作者: 丁睿宸    时间: 2016-8-18 19:16
我也来看看。我不也是很熟啊。
作者: 冰峰雪鹰    时间: 2016-11-27 19:24
下得狠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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