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作者:王兆胜

高迎春

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作者:王兆胜





　　如果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看，“散文”可能是变数最小，也是最具边缘性的文体。像小说、诗歌、戏剧不断翻新，大有与时俱进之势；而散文则主要呈现着传统的面目，“保守”的因子较多，前进的步履缓慢。在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加大了其前进的步伐，并且曾一度入主文学的“中心”，显得异常火爆，大有一枝独秀之态。不过，这一时间很短，“散文热”很快又冷静下来，像疯长的股票突然下跌和归位一样。以往，我们主要从“变”的角度来评说文学，包括散文，于是很容易得出“新文学”、“先锋小说”、“新散文”等结论。其实，“变”是一方面，“不变”是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将传统、经典、古法置之度外的所谓“变新”，会有多少意义。以书画为例，几乎没有人能摆脱传统独创一体，任何人都要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辛临摹后才有所得。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求变”的快车道，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似乎“变”就好，变得越快越好；“不变”就不好，变得越慢越差。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尤其是新时期散文，有不断“变”新趋势，但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变”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有趣的话题，是小说、诗歌等一味“求新”所不具备的，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与探讨。


　　一、体味物性与追寻天道

　　中国古代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天、地、人被称为“三才”，而“人”是位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存在，是具有生成性和附属性的生命。可以说，畏天、敬天、祭天、合天是人类与天地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天地自然至尊的地位开始动摇，甚至有被矮化、丑化、恶化和戏化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在《女神》中这样写“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1）以往，我们总将这看成“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宣言书，其实，它是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裂变，即人的欲望无限增殖，而“天”之尊严丧失殆尽的象征。从天地自然异化人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进步；但从天地自然是人之本原的角度看，这是人的无知、异化和疯狂的症候。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郭沫若下面一句话：“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2）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去神、去宗教、与天地争斗等一系列关键词，都与作家对天地自然的态度有关，一种越来越强调“人”，越来越重视“人的文学”，却忽略天地自然的巨大存在，所产生的结论明显偏颇。

　　在这一整体趋势中，有些作家和有些作品是例外的。像鲁迅的《狗•猫•鼠》中的“人禽之辨”，像周作人笔下的草木虫鱼，像林语堂笔下的动植物，像丰子恺笔下的众多生灵，都有一种天地的情怀！只是对比“人的解放”的洪流，作家较少关注天地自然，尤其较少探究天地之道罢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散文中最为突出），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天地自然尤其是其中的“大道”越来越引人注意!如冯骥才写过《麻雀》、《猫婆》、《珍珠鸟》、《小动物》、《烛光》等。张炜歌咏天空、大地、森林、动植物，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自然的温馨》、《乡菇》、《美生灵》、《昨日小猫》、《圣华金的小狐》、《温柔的绿山》和《跋涉的莽野》等，都是自然之歌。周涛写过《巩乃斯的马》、《猛禽》、《逃跑的火焰》等动物名篇，也写过《阳光容器》、《二十四片犁铧》等体验物性的作品。贾平凹的《丑石》、《月迹》、《读山》、《三目石》、《红狐》、《狐石》等，写的也都是天地间的小物事，但其中却有天地大道的思考存焉。楚楚灵光闪动，她的《为大自然请命》、《洞箫》、《桦花酿酒，春水煎茶》、《触目是心光》等都是自然的光影在心灵中的折射。郑云云有一本《云水之境》，后来又写了不少关于瓷器的散文，其中的《看山看叶》、《关于星月》、《关于花》、《说竹》、《风土与天色》都有大自然的回响。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重在一个“小”字，一本《掌心化雪》多半写的是《针》、《瓜籽》、《棉花》、《麻雀》、《种子》、《风》、《草》诸物事，但却透出了一腔柔情蜜意和博大的天地道心！苇岸曾以一本《大地上的事情》震动文坛，这些由小片断组成的散文，更多的不是人声，而是天地自然的呢喃，是天籁之声。其实，这样的作家很多，以上我举示的只是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还有一些老作家也是天地自然书写的胜手。像孙犁八十年代写过《昆虫的故事》，在《晚秋植物记》中又写到《白腊树》、《丝瓜》、《石榴》、《瓜蒌》、《灰菜》，他显然是自然万物的冷静观察者和书写者。当然，还有不少作家在新时期虽不以写自然为主，但却写出以体味自然物性和道心见长的佳作，像冰心的《霞》、臧克家的《炉火》、季羡林的《槐花》和《神奇的丝瓜》、公刘的《云南云》、唐敏的《心中的大自然》、铁凝的《河之女》、张抗抗的《沙之聚》、丁建元的《泥哨》、潘向黎的《茶生涯》、高维生的《二胡》、刘元举的《悟沙》等都是如此。也可能与“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有关，也可能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关爱自然的传统，还可能接续了中国现当代热爱自然的那股潜流，更重要的动力恐怕是多元化写作导引的作家回归自我、回到内心，所以才能有这么多作家作品投身于天地自然，尤其是体会物性、追求天地之道。这类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小见大，袖里乾坤。

　　作家往往以边缘化的心态从事创作，能在“文心”中“雕龙”，能够“管窥蠡测”，从而起到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是也!如鲍尔吉•原野这样写《针》：“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在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炕的话语。这些话语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3）针是如此之小，它的作用又是如此之大，它身后的“牵挂”与“念想”又是如此绵密悠长，它直接与生活、人生、生命本质相关联，与博大的母爱和大地之爱融为一体。仿佛一滴水在阳光照耀下所散发的五光十色，这类散文往往表现出天地的神奇与魅力。




　　第二，情深意长，韵味隽永。

　　能够关注天地自然的一草一木，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灵魂书写，这本身就需要博爱与仁慈。而这博爱与仁慈又成为作家心中的大光，将物性和天地灵气点燃了。张炜可能是对天地自然，对生长于其上的万物生灵，最富有热爱与感恩的作家。他笔下的动物温柔可爱，即使写到植物荻花也是饱含着理解、挚爱和眷恋。作者写到荻花在风中舞蹈，也写到它的燃烧、歌唱甚至哭泣，当然还写到它的温情脉脉。像一个高妙的画家，张炜用五彩之笔泼墨着青山绿水、朝霞夕阳和渔歌唱晚。作者深情地写荻花之静美说：“荻火有时也在微风里荡漾，在暖阳下摇动。那时候它们柔顺极了。这又呈示了大自然的另一种性格：绵软可亲的抚摸的力量。它让人想到了微笑、和煦动人的话语、一个安慰和一次休憩。”（4）这里不仅仅是将物拟人化的问题，更是作家仁慈和博大之心的体现。


　　第三，诗意盎然，灵气挥发。

　　“性灵”是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与中国文化重“心”、重灵心有关！刘勰早就说过：“性灵所钟。”“性灵镕匠。”（5）钟嵘也有“陶性灵，发幽思”之说（6）。袁中郎则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7）正是从天地间获得了灵感和性灵，作家方能触发灵机、酿出诗意、升华境界，从而令作品不同凡响！比较而言，许多散文尤其是所谓的“大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往往过于沉重，世俗气、脂粉气、酸气过多；然而写天地自然的散文往往充满生命的灵光，显得可触、可摸、可感、可亲、可爱。楚楚有着慧心禅意，她的散文往往如透明的琉璃，也似蝉翼薄雾，在多雨的江南闪动飘飞。她的《洞箫》是如此，《触目是心光》也是如此。如作者这样写道：

　　风薄薄的、光轻轻的、沙浅浅的———

　　混浊的红尘不过一坡之隔，而你在———除感觉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

　　那种经验，是第一次握有一团丝棉，疑惑是握着一片云絮，轻柔得令人心怯。不自觉中滋养了温婉的柔软心。
那种体悟，是刚看完一幅禅画，纤纤几笔，淡淡着墨，意在笔内而境在墨外。心扉突然洞开，尘思俗滤洗出去，让心静静空出来。
沙如小浪，缥缈你细微几至不可辨识的灵性之波；光似佛眼，透视你血脉从容的流动之姿；风若远年的回音，步履过处，你灿笑如雨，飘逝成烟。

　　你的耳语渐渐幽浮起来，我的襟前也沾染了灵光的纤末，抖也抖不落。恰此刻，隐约有羯鼓之声，一步一履，从很远的地方走近，又走远了———（8）

　　这是二百字的一篇短文，但却充满诗意和灵气，对物性也是体察入微，几近于道！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敏锐的艺术感觉和醇熟的古典文学修养。


　　第四，一心向道、感悟天启。

　　对天地自然的感悟，不少作家容易停留在现象层面，即理解物性，而较难抵达“道”的层面和境界，这就必然影响作品的深度与魅力！这也就显示了“入道”作家之可贵。八十年代初，贾平凹发表了《丑石》一文，这虽是一篇还带有杨朔风的散文，即“景—情—理”的三段论文章，但由“丑”至“大美”的“道”之发现和追求，是此文的精妙处！试想，这个一无所用的“丑石”，竟然是一块天上来石，它曾给过人类光明、向往和憧憬的，而它的“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则是一个天启。丑石是包含了天地之道的，或者说它就是大道本身。此时，贾平凹还写过《对月》一文，作品以“月亮”为中心，来体悟世道人心，他说：“月，夜愈黑，你愈亮，烟火熏不脏你，灰尘也不能污染你，你是浩浩天地间的一面高悬的镜子吗？”“你的存在，你的本身就是说明着这个世界，就是向世人作着启示：万事万物，就是你的形状，一个圆，一个圆地完成啊！”“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涡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子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榫。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蚀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就是这么不断地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9）应该说，在新时期文学之初，贾平凹能写出这样有天地道心的作品，可谓出手不凡，境界高远，这是应该称道的。

　　比较而言，在这四个方面中，求“天地大道”是最难的，也是新时期散文最为缺乏的。可喜的是，除了贾平凹外还有一些人努力求之。如冯骥才曾写过书法“大道”，在《白发》一文中也感悟一年四季各有其美，白发也是修炼而成的一种美，所以说：“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10）张中行喜欢“禅外说禅”，并强调“顺生”的人生智慧，也是得天地之启的结果。如在《顺生论》一书中，第一部分即谈《天心》，而其中又有《天道》一篇。第三部分中有《顺逆》一篇，即探讨人应如何顺应天地之道，使人生美好的问题。更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对于天地之道的关爱之情有所增加，如韩春旭写过《生命之道———与我的智慧之父老子共叙“道”之奥秘》，这是一篇长达六千言的散文，除了表达自己对老子的父爱之情，作者还强调：“平衡就是生命，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怎样经常地移动和平衡。”（11）王兆胜在世纪之初发表了《柔韧之道》、《半半哲学》、《和谐之美》、《说“不知”之益》等系列散文，后取名为“天地之道”收录在《天地人心》一书中，在“自序”中明确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时，又走上了另一歧途，即忽略了‘天地之道’的规约，人的异化当然不可避免。强调‘天地之道’，即是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限制。”（12）这是有感于以往散文过于关注“人”，而忽略关爱天地自然和从中受启的结果。范曾是一位画家，但他的散文可能是新时期关注天地大道最有代表性的，他曾有《老子心解》和《庄子心解》。这是两篇长达七八万字的散文随笔，其中有《大哉，老子之道》、《和谐，宇宙的大智慧》、《道法自然》、《庄子论道：齐一、无差别、混沌》等，直接牵扯到“道”的本体，也反映了作者对老庄之熟悉和热爱的程度。最值得提及的是范曾的《寂静的世界》一文，这是一篇融天地于心间后，羽化而成的散文精灵，是一首通过天地大道的孔窍吹出的美妙乐音。作者写的是聋哑人，写他们美丽的姿容，更写他们内心的宁静、温情与善良。当耳聪者经不住当下世俗的烦扰时，这些聋哑人却是幸运的。不仅仅如此，作品还将聋哑人与天地大道联系起来思考，于是写道：“钝于言说者敏于心灵，这是历史上不少思维敏锐而圆融的先哲们留下的事实。‘大辩若讷’（老子语）的人常常是沉默寡言的。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定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聋哑人同样感受着这天人合一、毋庸置喙的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与范曾以往散文的重于说理和理大于文不同，《寂寞的世界》是一篇美文，其中透出心灵的光芒四射。如作者这样写道：“聋哑人在舞台上演出的千手观音，简直是人类表演史上的奇迹，他们凭着光影的指挥和相互感觉的启示，一切动作是那样协调地和背景音乐严丝合缝地融洽。聋哑人知道自己美丽，他们一个个面如冠玉，臂若柔藕，他们展示出了宗教的圣洁，而千手观音所寓示的是允善允能、无所不在的关爱，聋哑人以此造型给了耳聪的群族以心智上的启发和灵魂的震动。聋哑人不只在舞台上，同样会以那充满智慧的双臂，奉献他们灵智之果于社会。”（13）只有充满大爱、温情、善意，只有将大美和天地大道奉为圭臬，方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总之，超越五四以来的散文局限，承续中国散文的求“道”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审天地自然，体会物性，追求大道，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是将新时期散文提升到形而上高度的表现方面，其价值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然而，由于缺乏更多的作家参与，也由于对自然现象的关心重于对天地之道的探求，还由于难以将古今中外进行理性的、自觉的融通，更由于过于遵循古代传统而少有创新意识，必然造成新时期与天地自然密切相关的散文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力作还比较匮乏，这是新时期散文有待于突破和进一步发展的方面。


　　二、现实关爱与现代忧思

　　新时期散文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是关爱现实，在与时代和社会共进的情势下，作出自己的思考。这既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载道”思想直接相连，又与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基本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貌和世界潮流的流向。这里，既有顺向的歌咏，又有逆向的批评，还有超越性意向的反思，其立足点在“现实”，其价值理念是现代意识，其方向则着眼于未来。应该说，新时期散文涉及到的现实方面非常之多，可谓不胜枚举，我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有：知识分子问题、环保问题、生与死、贫与富、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艺术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人生、人性、思想、文化和文明的健康与发展，也是作家社会良知与担当意识的充分体现。

　　首先，最早引起散文家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贬值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变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知识的贬值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必然引起一些有良心的作家的注意和思考。冰心可能是最早呼吁国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家，她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的“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于是《我请求》这篇散文得以诞生！作者针对当时中小学教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的问题，发出急切而深情的呐喊。第二年的十一月，冰心又写了《无士则如何》，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除了农、工、商、兵外，绝不能无“士”！她这样界定说：“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文章结尾，冰心老人这样说：“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14）几乎与此同时，臧克家写了《博士之家》一文，这是针对居住在北京赵堂子胡同十四号（15）几位博士的艰辛生活状况，所发出的痛心疾首的悲鸣！他说：“我交接的这些中年朋友，他们困苦难言，我也为之感慨万端。因而想到韩愈《杂说》里谈千里马的几句名言：‘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安求其能千里也？’也因而想到某些‘人民的公仆’，腰缠十万贯的阔人，摩天琼楼，一夜数百金，出门汽车，还不满足，讲牌号，比阔气……富矣，足矣，趾高而气扬，他们对国家贡献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在生活待遇方面，与上述的中年学者对比，可以用得上‘天渊之别’这句古话了。”（16）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快人快语，对社会的不公、腐败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溢于言表。林非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文化的贬值问题。在《〈读书心态录〉的故事》中，作者说，现在出书难，卖书难，“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工资很低，物价却老在涨，买书的人当然就愈来愈少。而多少发财的倒爷们，都不是依靠文化和科学，却凭着门路、权势或投机钻营，才发了大财，因此使得知识贬值的思潮，在社会上愈刮愈猛，求知的愿望就愈来愈崩塌了。随着价值观念的倾斜，愈严肃的书愈是卖不出去，倒是消闲解闷的，甚或是庸俗的、黄色的书，销路却分外地旺盛，这样就刺激了形形色色的权力欲、金钱欲、享受欲和色情欲，社会风气的变迁着实令人担心。”在《招考博士生小记》中，林非一面怀着求知的理想，一面又含了莫名的忧虑。这是因为，对于求知来说，让青年人读书上进功莫大矣！但想到一贫如洗的青年学子，背负着父母的债务、过着异常清贫的学业生涯、在没有美好前途预期的期待中，林非不得不得陷入深思和自责中。作者这样写道：“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倒腾和贩卖的收成会如此惊人，而从事知识劳动的报酬却这样微薄？至于权力的受惠，自然就不用去说了。这样的话，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去读书呢？对于社会财富的这种分配方式，难道不会使伦理观念的杠杆，发生严重的倾斜吗？而这种轻视知识的危机，怎么能不引起社会风气的堕落呢？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却还想走寻求知识的路，究竟又是受到了什么样的精神鼓舞呢？然而，我如果真的引导他们走上了这样的路，会不会使他们终生都蒙上悲剧的阴影呢?把他们都送走之后，我变得分外地忧伤起来。”（17）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林非对社会不公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苦苦思索，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具有代表性！后来，张承志和张炜等人开始思考“人文精神”问题，像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虽然是历史题材，主要是写中国古代尤其是荆轲之“洁”的精神的，但显然主要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知识分子；张炜在《悲观与喜庆之间》等散文中着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尤其是知识分子，他应有怎样的思考与实践？在看似喜庆的节日般气氛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伦理、人性、价值等问题。他说：“由于智识阶层更多地居住在城里，因此他们能够敏感地体味所谓的‘数字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含义。现代传媒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沟通的同时，也让人丧失了思考沉浸的空间和独立想象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或许要警惕自己变成一个时髦的群体、一个浮浅喧闹的喝彩者。”“飞速发展的技术与精神的极度衰落，生成了我们这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越来越对技术失去了控制，这就是我们悲观的根源。”（18）筱敏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使命：“的确，你们是最优秀的分子。你们的优秀并非在于对既有的道德的表率，而在于坚守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情感，并对一个讥笑悲剧的时代，发出自己严肃的声音。”（19）韩小蕙也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她在不少散文中都强调理想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道义，并将之作为一种范型进行高歌与赞美，像《季羡林：大儒无声》、《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艺术赤子吴冠中》等都是如此。在谈到季羡林时，作者将他的品行概括为：布衣情怀、人格魅力、心系家国、宽人严己，其评价不可谓不高，崇敬之心不可谓不切！又如谈到张中行，作者说：“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布衣学者’。他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而对于同事、朋友、平头百姓，张先生则善良、有爱、至慈至和、大仁大德。”（20）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平淡、自由、自尊、友爱、仁慈、和平，这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张中行先生却是少有的例外，这种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是多么的珍贵！韩小蕙推荐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也就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标杆，一个人生价值的参照。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与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面对知识分子的：前者重视“破”，即对在中国流行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妄进行批驳，强调建立健康自然的文化价值理想；后者重视“立”，坚信“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与人类之重要意义，它是自由与快乐的源泉。基于此，张炜、张承志、韩少功等人选择了与“都市生活”不同的“跋涉在莽野”式的生活，从而实践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南帆写过《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及其生活场域的理解与张炜等人有些不同，充满某些复杂性和困惑；但对学院式的知识分子大胆的批判甚至嘲弄却是一致的，即在现代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以独立的思考、伟岸的人格、饱满的精神和形而上的信念见长，而只是平庸、萎缩、封闭、功利的“学院”书虫，那是既荒唐可笑又悲哀可叹的事情！应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大脑和神经，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散文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能够做到真正自觉、富有理性和深度的思考却不多见，偏于一隅者有之，过于传统者亦有之，跟随时代的风潮与世俗图景者也有之。在中国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多联系，在中国为世界提供自己的智慧，在中国整个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独特的作用，我们的散文还缺乏更多更好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富于人文和学术增长点的话题。

高迎春

最初由 蒙正和 发表
等着高版精品力作出版，老夫将先睹为快！

正在积极筹划中。

薛暮冬

谢谢迎春转帖，下载收藏。

高迎春

最初由 刘梅花 发表
收藏了。问候！

谢谢来收藏！

高迎春

最初由 零落如雨 发表
高版这个转的太好了。先收藏，等有机会仔细研读1

多读散文理论，肯定对写作有好处。

高迎春

最初由 于文华 发表
感谢迎春先生的转帖！这样的文章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先收藏起来，慢慢咀嚼学习！问好迎春版主！

谢谢问候。

高迎春

最初由 毛地黄99 发表
细细研读，难得好文章！谢谢高版主~

不用客气，好的理论文章与大家分享，我很高兴。

西夏楼兰

谢谢迎春版主转来这样的文章。前天读了一部分，今天又来欣赏。

零落如雨

高版这个转的太好了。先收藏，等有机会仔细研读1

刘梅花

收藏了。问候！

毛地黄99

作者王兆胜很厉害啊
我什么时候也能看这么多文章，知道这么多作家呢？羡慕~

毛地黄99

细细研读，难得好文章！谢谢高版主~

敬一兵

再来欣赏一遍~~

高迎春

最初由 山野闲人 发表
[QUOTE]最初由 高迎春 发表
[QUOTE]最初由 山野闲人 发表
先浏览一下，再抽时间细读。
另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在细读了高版花卉系列文章之后，感觉到高版的系列文章融文学性和科普性为一体，...

特别感谢你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我。替我感谢你的文友们。

蒙正和

等着高版精品力作出版，老夫将先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