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8-5-16 16:53 编辑
街上多了一些买花的和送花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也是因为有了这么个节日，我才认识有一种花的名字叫做康乃馨，甚至还知道了，每一种花还有对应的花语，之前，我的概念里永远只有叫不出来名字的野花。
我是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交错延展的山峦阻挡着我近乎全部的视野，葱郁的树木和纷繁的花草填充着我幼年关于色彩的全部记忆，深沉而凝重。和都市的繁华以及水乡的涟漪相比较，我成长的路径意外地赚取了一路花开，记忆中，山间、溪水旁，土路边以及家家户户的庭前屋后从来都不消停，只要是时节到了，那些卷缩角落里的野草和荆棘，低矮，柔弱，却也兀自地开着各色的小花，素洁、寡淡，短暂地来过，独自地凋谢，无声地离开，就像天上的云起云落，也像这个村庄里的人来往更迭，生来老去。
他们连形状我都记不得了，不仅仅是时间的缘故，当时并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们，就毫无知觉地坠入记忆当中，如今即便努力地打捞，也只有零星的断壁残垣，一如那些曾经鲜活地生活过的人们，那些偶然绽放长久沉默的人们。
记忆中的壮汉多半老去，记忆中的老人也半数凋零，只短暂地留下三五个名字，轻飘得像风中的飞絮，总是被轻轻推走。
他们曾经风华正茂，他们也曾哺育一方，他们是父亲，她们是母亲。
只是他们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父亲节和母亲节，即便是依然健在的人们。
我们村历史不算长，两百年不到，先人们就是为了讨生活才找到的这么一块偏僻的山坳落户的。起先是三两家，后来迁进来的人家多了，壮大得很快，十年前已经有五六百人的模样。村子姓氏较多，不像其他村子户主都是一个姓，宗族的性质很明显，能挑出一两个类似于族长的角色，我们村没有。不过，经过时间的反复洗牌，尤其是通过婚姻的链接，使得一个村子大体上还都是亲兄热弟的。
于是打小开始，我们对应于每一个人都有对应的称呼，包括大爷、二爷、大奶、二奶、大舅、二舅、姑妈、表舅……等等，尽管没什么血缘关系，可见人都得叫，叫了几十年，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下村的那个女人比我爸妈大不了多少，母亲出于尊敬，让我们把自己看得很低，见谁都是长辈，叫他家男人三爷爷，叫她三奶奶。我当然懒得叫，只有在照面的时候抹不开才挤出这样的字眼，换来他们关于我乖巧懂事的赞许。他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最小的是姑娘。老大要大好几岁，已经初中毕业在家了，另外两个和我年龄是相仿，我们一道上学放学，一道干活玩耍，走得很近，在一起自然不会叫他们什么叔叔姑姑的——他们想得美！不过，这丝毫都不影响我们融洽的关系，论资排辈是大人们的事情，小孩哪里会计较这个？他们喜欢往我家跑，一来我爸妈比较喜欢小孩，二来通常只有吃饭的时候我爸妈在家，所以剔除那个时间段，我们在家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相反，到他家我却很不习惯，他爸——也就是那个我叫三爷爷的人很严肃，时常躺在竹制的躺椅上，腿架在前面的小方凳上，他似乎总是在休息，总是在喝茶，穿着整齐，面庞白净，头发一丝不乱，像个干部。
我不知道他有慢性病。父亲告诉我，尽量离他远一些，他的那个病是传染的，母亲招呼我知道就行了，不要在外面说。
不过那个三奶奶倒是很利索的。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梳头油浸染的头发乌黑发亮，脸庞白净，眼睛也很活泛。虽说穿的总是旧衣裳，可洗涤得很干净，无论是什么颜色，最后都有些泛白色，上衣常年是那件白色里面夹杂着一些碎花的粗布外套，纽扣也是布的，斜扣在身体侧面，在当时即便是山里都已经很落伍了，不过显然她不会在意这些。腰间永远都扎着一个围布，与之匹配的是手里总不离一块抹布，到那儿都是抹个不停，天生见不得邋遢。布鞋是自己做的，走起路很轻盈，人到哪儿声音就到了哪儿，后来，我知道了王熙凤也这样。村里人起初更习惯叫做阿庆嫂，她也乐意别人这么说，碰巧她以前就在村里唱过戏，角色多半是丫鬟，红娘那样的。
那时，她应该还不到四十岁，是我们如今还在半真不假地叫“美女”的年纪，但这些与她们是彻底地无缘了。
山里除了山风和野草是富有的之外，能够换取生活的资源却少得可怜。生活像一个巨大的磨盘不停地碾压着村民的精神和身体，一般人尚且很难运转自如，何况是她？一个慢性病人，三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对应的是每个人一亩不到的薄田和几分山地，光景好的时候最多还有点果木树的馈赠，这就是她所能支配的全部，她马不停蹄的脚步从山间走向地头，从村口走向村外，回报她的依然是低矮的三间土坯房还有在家游手好闲的三个孩子。
他家老大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品行，长得好，头发也是丝毫不乱的。我大小就对他没什么好感，他初中都没念毕业，手里却总是拿着一本彩色的大书，上面都是烫着头发露出大腿和胳膊的妖艳女子，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书，我也不敢看。
村里开始有了一个传言，是关于他家老大的。说他家老大和隔壁的一个姑娘好上了，还被人在竹林里发现了。谈恋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那个姑娘已经和别人家定亲了，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他老大在家为此经常摔东西，发脾气，老的和小的都不敢言语。
穷，制约着所有，是捆绑在所有人身上勒痕最深的那道绳索。三奶奶出去了，据说跑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养起了鸭子，好久才能回家一次，有没有挣到钱我们不知道，但是，另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是那个合伙人是个单身汉，比她大十多岁。
她的第一次创业时间维系的很短，很快被丈夫和大儿子拽回了家，然后是那个看起来绵软无力的男人长久的鞭打，他的大儿子并没有出手相助，眼神里还有一丝鄙夷，然后躲进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看自己的大书，头发上堆了一堆摩斯。
这件事在她家里被视为家丑，在村里也遭受窃窃私语般的议论，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包括孩子。
这件事也是他家的一个忌讳。老二也快长大了，和老大完全不一样，他脾气火爆，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谁在他面前对他母亲有半句不敬，他能跟你后面追半天，直到把对方打倒为止，为此，自己经常遍体鳞伤。
村里陆续买起了电视、盖起了楼房，也有了通往山外的土路，拖拉机、农用车时常跑个不停。做匠人、外出帮工、大面积种植果木树、贩卖小百货等等成为新的挣钱方式，迅速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一部分终于先富了起来，又一部分富了起来，但她家没有。还是那个病怏怏的老头、还是那个一丝不乱的老大，还是那个牛哄哄的老二，还是那东倒西歪的三间土坯房。
女人第二次创业开始了。这次她开始在村里卖卤菜。一个扁担挑子，一头是一个红色塑料桶，里面盛载着卤好的牲口；另一头是砧板菜刀之类，是她全部的行头。每走几步，她便用她阿庆嫂式的唱腔叫卖着，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人。她的精明在于她善于全面撒网重点捕鱼，哪家要是来了客人，哪家要是有喜事，还有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以及讲究吃喝的人家是她重点吆喝的对象。据说她的手艺是跟那个单身汉学的，再说山里人没那么多讲究，有一口卤汤喝下去就觉得是山珍海味了，所以，生意看起来很好。老人们说，人是精神财是胆，有了一门小生意，她精神头很足，声音比以前更响亮，脚步比以往更轻快，像一只轻盈的陀螺始终高速旋转，总是不知疲倦。
村里的小孩对她都很有好感，她对小孩们都挺好，有时多点卤干素鸡之类的会一块两块地往小孩碗里塞，也会倒一些卤汤给小孩泡饭吃。
那可能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一些印象了，也是她最好的时刻。之后，我外出读书，对乡村的事情也不大感兴趣。大概是两年之后，听说那个女人死了，喝农药的。确切的原因外人不知道，有人说卖卤菜几年下来钱对不上，几个大户欠账比较多，有钱都不给；还有人说她老毛病犯了，又搭上了一个男人，而且是个有家庭的男人；也有说她搭上的那个男人就是欠钱最多的那一个，还有人说，她搭上的男人不止一个。
所能确认的事实是，她的那个绯闻男人两年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女人家的老大。两亲家见面的时候，那个躺在藤椅上的老男人看到自己的亲家时表情很怪异，堂屋正上方放着女人的遗像，永远停留在四十来岁，黑白的照片，相当清秀的脸庞，和沉静如水的表情。
如今，我也四十多岁了。我时常非常不习惯自己的年龄，总觉得那些曾经相识相逢的人当时三十四岁怎么就觉得那么老呢？我自己很老吗？他们曾经在我的记忆中演绎过很多曲折动人抑或伤感悲怆的故事，而我生活平淡得像一条笔直的土路，连个小小的拐弯和岔口都没有，时间过得快把时间都忘记了，是我的原因，还是时间的原因？
确实是一件好事，只有艰难的日子才是度日如年的，比如她和她们。
她死过之后没两年，那个肺结核病人也死了；她家的老二因为打架伤了脾胃没怎么去医院，二十几岁也死了；她的女儿远嫁外地，几乎不怎么回来，那个不怎么争气的老大成了他家的传承，究竟没有绝户，如今也是做爷爷的人了，日子过得还行，状态也还好。我有次回村，他忽然像发现新大陆那样，说谁谁在“全民K歌”上唱的很好，他自己唱得也不错。然后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唱得跟哭差不多——比哭还难听。
同期发生的还有因为建水泥厂我们整个村子都被迁出了，孤寂的村庄里只有高低不平的土路和疯狂生长的杂草，夕阳西下，草木萧索，山风呼啸，鬼哭狼嚎。确切地说，村庄也已死亡，只不过还有一些微弱的灵魂在游荡，那就是如同我这辈尚存的零星记忆，而这种记忆终究也只是缓存，等待着最后的彻底消逝。
就在那个村庄上，村口的一个祖母级的老奶奶家里来人的时候因为稀饭里掉了一粒老鼠屎，被她当干部的男人一脚揣成了重伤，几年后死去，后男人续弦；村中间的一个中年妇人因为和男人拌嘴，被家里的男人从堂屋直接扔到大门口，伏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而我的一个同事，当了多年老师，就在快要转正的时候，选择了在自己窗户上上吊而死，尽管全村都出来送葬，可一切无法挽回，现在推算，她当时也不过四十四五岁……
很难解释每一件事情后面的原因，外人只能浮光掠影地揣测个大概，选择放弃生命的人是不会愿意和别人分享苦难和折磨的，否则，没有人轻易向死。
母亲节，是所有人的节日吗？从前？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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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6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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