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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苏祠的这副对联，用于形容苏轼，实在是太过于委屈。苏轼一生，一个“才”字即可概括，这个“才”不仅仅是玩弄文字功夫，吟诗作词的文人之才，更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为政主事之才。 “潋滟湖光绿正肥。苏堤十里柳丝垂。”（《鹧鸪天·潋滟湖光绿正肥》汪元量）苏轼的为政主事之才，从今日杭州十景的“苏堤春晓”中便可管中窥豹。元祐四年，苏轼率领杭州二十余万百姓利用疏浚西湖时挖出的葑草和淤泥堆积出一条卧波长堤，贯通了整个湖的南北两侧，在苏堤建成之后，为了使湖中的恶草不再增生，苏轼把沿岸部分湖面开垦出来，让农民种菱角增收，条件是必须在自己承包的湖面按期除草。同时，还向朝廷上书，请求以湖养湖，即把西湖菱角种植税金作为西湖养护的资金。苏堤建成，为杭州构筑了一道千年美景，也是苏轼知州杭州任上对当地百姓的不朽贡献。很多年后当人们在称道丁谓一举三得之时，却忘了苏堤春晓出自谁手。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苏轼一生，无数坎坷，似乎从他进京赶考那一天，就一定注定了一生的轨迹。但对于苏轼来说，那些坎坷，只不过是把砂砾磨得光滑的流水，那些坎坷，让苏轼有了处处施展拳脚的机会，也让历史记住了大才子苏轼，而不是文人苏轼。他的坎坷离不开三个人，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拗”宰相王安石，二是砸缸的史学家司马光，三是程门立雪的理学大师程颐。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杖藜里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王安石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骨感的，变法的诸多举措是强宋之路，但是他高估了修路的人。王安石是总设计、总指挥，所以从不亲临现场。但是苏轼看到了，看到了修路的工人在敷衍塞责。按道理，苏轼不是监理方，所以他也不需要向上反映，但是苏轼是父母官，所以他直面王安石，上书痛斥新法弊端，但换来的却是自请出京，通判杭州。这一去，便是几番坎坷，再回京师，已近知天命之年。 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司马光被苏轼称为“司马牛”二人无私仇，但是政仇却深似海，所以当司马光上台后，新法尽皆被废。如果说司马光看到的是新党势力终于被自己踩在了脚下，那么这个时候的苏轼，看到的更多的是百姓疾苦，是朝廷危局。这一次，他再次站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司马光，“凡此数种，吏民百姓皆已熟知，若仓促尽废，则民不知何往。”换来的，却是再一次出京，奔赴定州。这之后，苏轼在北宋的庙堂之上，彻彻底底的成了孤家寡人。 定州一任，才知文人亦能掌兵；边关一行，原来儒生也通兵学。似乎对于苏轼来说，没有难做的事，只有能不能看到的问题。“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那一年，帝居壮丽；那一年，才子有梦；那一年，少有壮志。所以多番磨难，没有磨去苏轼的报国之心；几番坎坷，没有消除苏轼为生民立命的志向。他的为政之才，其实很简单——好好做百姓的父母官，因为心里有百姓，所以在他终于欲赦北归之时“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全国各地无数的东坡祠堂在向人们诉说着一千多年前一位才子、一个父母官的传说，那祠堂里飘起的袅袅青烟，是无数百姓心里的膜拜。 “非志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少时立志，所学甚多，所以苏轼最终成为大才。他的“才”有广度，更有深度。词作为豪放派之代表，文章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称宋四家，丹青亦为一代宗师……可以说，苏轼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心中的全才形象，更别说主政、主军之才。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通达一道尚且困难，但对于苏轼来说，一切仿佛都是那么简单。几千年来，如苏轼般全才者，寥寥数人。 耿直才子，一生坎坷为百姓；多道宗师，半生漂泊成大家。七十载风云变迁，当南宋孝宗黄帝在杭州研读苏轼文字时，他的眼眶湿润了，“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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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8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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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12-8 1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