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名著的迷人魅力,得益于各种戏曲和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三国史上的众多人物在中国真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们津冿乐道于诸葛亮的智谋、曹操的奸诈、吕布的骁勇、貂蝉的美貌……每人都不乏有各自心仪的偶像。不过,倘若要大家从中找出一位公认最卓越的人物,恐怕就众口难调,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国学大师钱穆是中国史学泰斗,他对此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推崇的三国第一人是——管宁。 管宁﹝158—241﹞,字幼安,北海郡朱虚﹝今山东省临朐﹞人。三国魏高士,自幼好学,饱读经书,一生讲学,不慕名利。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社会动荡不安。他与同县好友邴原等避居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度热情招待,多方资助他。在辽东,他经常给人“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颇受人们爱戴。 223年﹝黄初四年﹞,经司徒华歆推荐,魏文帝曹丕下诏,召还他。在辽东居住达37年的管宁,于是携全家乘船还乡。临行前,将公孙度父子积年所赠礼物一并归还。回来后,在山坡上建起一座小楼,整日闭门攻读,勤奋著述。文帝诏封他为太中大夫,他托病不受。魏明帝曹睿即位,太尉华歆让位给管宁。明帝下诏,说他“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百可以当世”,欲授为光禄勋,但他上书委婉陈情,说自己德、功、才都不行,不能担负“栋梁之任”,又加年老身弱,恳求还乡。眀帝只好让他返归故里。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183年(东汉光和元年),华歆慕管宁之名,千里来访,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有一次,二人一起“锄园得金”,管宁视之如瓦砾,弃于一旁。还有一次,二人“同席读书”,有位达官显贵坐着豪华的轿子从外面路过,他置若罔闻,照旧专心致志地读书,而华歆却面露慕色,跑出去看。华歆回来后,他把席割开,与华歆分开坐, 并说“子非吾友也”。此即传为佳话的“割席断交”、“锄园得金”。 东汉重视儒生,推崇名节,标榜忠义。但在这个王朝末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骇人听闻的“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使他们对朝廷极其失望和厌恶。黄巾起义后,那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如袁绍、刘表、公孙瓒等,其实都是当时的名士,但却没有一人出来匡扶汉室,他们都只为各自的利益争权夺势而已。政治的腐败,人心的浇漓,导致道德规范的严重失序,传统的儒家文化摇摇欲坠。那个著名的魏武三诏令,其唯才是视,不论道德品行的用人办法,就是明证。在这里我们也能窥视到,不仅是儒家文化,而且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在这个生灵涂炭的时代,人民大众悲惨生活固然令人唏嘘不已,而从历史的长远来看,中华民族危若累卵的精神文化世界更令人揪心。所以,在这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管宁一生旳立身行事就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 中囯传统的士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超过了为一家一姓而“忠君报国”的理想。1233年,当金朝的首都汴京被元军攻破后,身为金朝士大夫的著名大诗人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旳是中原文化的存续。他虽誓不仕元,却为了保存金朝史实和撰写金史,不顾他人诟病,而与元朝一些达官贵人交往。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无独有偶,明朝遗老著名史学家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但却以“布衣”的身份参与了撰修《明史》。他们与管宁虽身处不同的时代,心中怀抱的却是同样的历史责任感,无论何种境况下,都把文化的存亡视为华夏民族的头等大事。 钱穆先生是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淫极深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一生为故国招魂。他推重管宁,称其为三国第一人,是因为管宁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保存、延续、发扬和践履华夏文化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钱穆这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深切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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