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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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日
    在孔夫子网买的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5年1版4印，繁体，竖排，版本、内容均富沧桑。曾“度”过“李秀成自传”，错漏较多。经典的正式发行本，读着过瘾。只是斗争学说的时代印痕太鲜明，特别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考证》文里，拼命证明李秀成之“伪降”，很是牵强，不能服人。
    风中的雨：想先说说洪秀全领导、创立的太平天国。离职进修时，学的是历史，近代史的课本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这本书里，接触的太平天国，是完全正面的，有着很大进步意义的反帝反封建农民运动，是历史上少有的有事前组织、有系统纲领的革命，甚至其赖以起家、依存的宗教也只是其革命的外衣……这些观点，有着分明的时代特征。后来，多读了点书，看了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全史》（网络上），渐渐地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虽然冲淡了旧语境里的观点，但并没有“物及必反”地走向反面。在今天，我看太平天国，既不觉得它是有多大进步意义的农民革命运动，也不认为它是“类似邪教”的玩意。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其实就是“官逼民反”求生存、救温饱的农民起义，与历朝的农民起义既没什么大的区别。它不可能有多大的先进性，也不可能如某些说法那样只是破坏。当然，它引发的战争，导致的生灵涂炭，与所有的战争一样残酷无情。但它既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夺取清廷半壁江山，那么它的存在，就不是一句两句简单的评判就能说清。
    风中的雨：再说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出生贫苦，起于行伍，是在与清廷的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人才。他这样的底子，他这样的出身，也只有在太平天国的政坛上脱颖而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李秀成可能永远都只是广西一位一生默默无闻的贫苦农民。本来，太平天国运动给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差不多成就了他丰满富足的人生。只可惜，天京失守，他不幸被俘，在被审讯时，写下了著名的“李秀成自传”。在我看来，这部自传里的有些言语，其卑微自责之说，屈膝讨好之态，愧对“忠王”之“忠”字，在他的“光辉”的“高大”形象上，抹上了一层苍白，甚至灰黑，使他在我这里成了 “晚节”不保的男人。我并不要求他刚烈，并不要求他视死如归，但他至少应该对自己追求的“事业”有基本的尊重，对自己曾经充满奇幻的人生有自己的保留。再退而求其次，沉默也可以吧。对这样一位不“忠”的“忠王”在自传里的“投降”，罗尔纲却偏偏要去证明他是在仿蜀汉之姜维，是“伪降”。罗尔纳是太平天国史的大家、专家，但他关于李秀成“伪降”的考证，却不能服我。罗尔纲的考证，或许有那个特殊时代里的特殊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考证令我觉得他所谓的“大家、专家”称谓里有那么一丝水分，不再纯粹。

    2018年10月5日
    《战夏阳》是“说书人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的第二部，“将关注的视角从广袤幽深的江湖林野、众生喧哗的市井书肆进一步聚焦到庙堂之上、塾官之中”，以近代为重点，讲官场、科场的历史与传说，揭示其中的诡诈、奇巧、谋略，令人捧腹叫绝的同时，亦觉其不可思议，暗生无边无际之遐思。
    风中的雨：读书，最怕读到错漏处。书里的错漏，仿佛一盘好菜上的苍蝇，讨厌得令人恶心。曾经，是相信书的，总觉得书是经过作者认真写，审者仔细阅，校者精心对的东西，是传之于大众、传之于后世的东西，岂会出错，岂能出错。年少读书，真还很少碰到错漏，于是对书的顶礼膜拜愈盛，甚至迷信于书。觉得只要是书里说的，书里写的，都是正确的。平时说话、写文，也以引经据典为荣，甚至盲目地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丝丝“书卷气”，并引以为自豪。但年岁渐长，特别是近几年闲时渐多，读书的面渐广，每月五六本、七八本的速度读下来，却愈来愈觉得今日的书错漏颇多，几乎很难发现一本没有错漏的书了。于是，读书不再用书签，而是在书里夹一支笔，遇到错漏处，在下划一横，在上打个问号，偶尔也改改。其实，喜欢书读后还是洁净的，不想在书上留下笔墨的印痕，但经常遇到错漏，没办法，不标注一下，后来人来读，或许就将错就错了，这岂不误“我”子弟？九州出版社印制精美的《战夏阳》，书中亦有错处， 207页有一句“切中肯綮，鞭辞入里”，其“鞭辞入里”之“辞”或许就是错字，应该是“鞭辟入里”吧。显然，这不应该是作者张大春的错，作为作家的张大春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这应该是录入者的错，“辞”与“辟”笔画相近，再加之或许未见过此词，因而错了。当然，或许是我的错，只知有“鞭辟入里”，不知有“鞭辞入里”。
    风中的雨：张大春涉猎颇广，信笔拈来的笑话，令人捧腹。先生一词，本无深意，仅仅指“先于我而生”的人，很稀松平常。但在实际运用中，先生，却有特殊的含义，多用于有学问的长者、尊者，是对尊崇者的敬称。先生一词，在我这里更是崇隆，我只对鲁迅一人称“先生”，其他的大家名家，都只称其名，而不称其“先生”。而张大春在《寒食与热中：中国式治术的深层化妆》一章末尾的“故事之外的故事”里，从《笑泮》引了一则挖苦“先生”的短笑话，颇有启示，亦颇可代表张大春文字的风格，录于后以飨：“一个村塾先生见稳婆姿色美，欲诱之，乃假扮妇人将产，请来收生。稳婆摸见此物，大惊曰：‘我收生多年矣，有头先生者，名为顺生；脚先生者，名为倒生；手先生者，名为横生。这个鸡巴先生，实在不曾见过。’”哈哈，这里的“先生”，这样的“先生”，真是世间之绝“先生”。所以，别人称你“先生”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地得意，要想想他嘴里的“先生”是稳婆所谓之“先生”，还是其他“先生”。

    2018年10月7日
    茅海建的《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分“西方新政面前的‘天朝’旧容”“‘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三专题。考证道光、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中西交往的“必然大势”与“偶然细节”，描绘统治者的颟顸与侵略者的霸道。史料丰富精准，持论平和公允，是严谨的史学著作。
    风中的雨：第一次读茅海建的书是近二十年前，当时读的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学近代史时，教材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史实（如果这书里有真实的史实的话）也好，史观（如果自己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好，均来自这本书。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用系统详细深入的考证，颠覆了许多盘踞在我脑海里和许多历史教科书公认的史实，让我看到了全新的鸦片战争，看到了一个个不同以往的历史人物（比如琦善、叶名琛）。因这本书，一下子记住了这个人：茅海建。在我这里，这位茅海建是仅次于高华的存在，是除高华外最为“客观”的历史学家。只是身处小县城，不知其动态，欲购其书也不容易，无法读到他的其他作品，渐渐地就生疏了。直到买到他的另一本著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他才重新进入我的视野，才让我再次感受到他中正平和、严谨细致的史学风格。后来，又买了他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但没认真读过。
    风中的雨：知道茅海建曾经出过一本名为《近代的尺度》的书，喜欢这书的名字，一些与这书名相关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他所谓“近代的尺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呢？用这样的尺度来测量当时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在这种尺度面前，我们究竟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或可测或不可测的灾难呢？但知道有这书时，它已售缺，当当、卓越、京东，都找不到。实体书店，问过几十家；成都的旧书摊、旧书店遇到就问，都没有。经常想起这本书，随时关注着它再版的消息，今年8月，终于等来了三联书店出版社推出它的增订本，欣喜之情，不可言表。急急忙忙地买回来，翻开一看，却是我最不喜欢的“论文集”，有些失望地放到书堆里。国庆，翻来看，一看就放不下，有时看到凌晨还不愿躺下。这样的“论文集”，与我想象中的论文集大不一样，每篇都能让我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给我以启迪，带领我跳出激愤、悲叹的读史情绪，进入客观、平和的观史态度。虽然，激愤与悲叹依然存在（读这段历史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激愤与悲叹），但客观、平和却愈积愈多，渐渐占据了主导。或许，这才是读茅海建的《近代的尺度》的最大收获。
    风中的雨：《近代的尺度》三个专题里各有四篇文章。“西方新政面前的‘天朝’旧容”专题下的文章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军兵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主要从“大格局”下考察中外军事上的不同，不仅仅有“天朝”旧容，亦有西方列强特别是英、法的新容。不仅仅有旧容、新容的对比，还有在战争面前不同面孔的动员、作战表情。“‘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专题下的文章为：《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公使驻京本末》《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及其评价》，最令人动容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世界潮流（虽然这潮流并不是公正，而主要是强权）面前，清朝政府在外交上“找不着北”的可悲可叹。《公使驻京本末》，是本书最长篇幅的文章，这里面的“外交”（或许称不上外交）纠缠，令人笑哭不得。公使入京的关键是公使入京就要面圣，而关键中的关键是公使面圣时行什么礼，既然让其行跪拜礼已不可能，就只好不让其入京、不让其面圣。只要公使不入京，其他的什么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都无所谓（因为当时的谈判者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国家的损害，认为只是小节）。但节节抵抗，节节失败，公使进京后，清廷以同治年幼、两宫垂帘为由不让公使面圣。同治亲政后，不能再推，不得不让公使面圣，行鞠躬礼。“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专题下的文章为：《虎门之战研究》《浙东之战的战术》《吴淞之战新探》《大沽口之战考实》，重点研究影响至关重要的具体“细节”，一战一战研究下来，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以当时清军的军事思想、兵器水准、作战能力，再怎么英勇无畏，都只有失败一种结局。

    2018年10月12日
    梁由之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汪曾祺作品》第一卷《去年属马》，是“汪曾祺京味作品集”，分小说、散文、剧本三专辑。很多篇目都是再读、三读甚至多读。京味，除多用北京俚语外，或许更重要的是风格如唠嗑道家常。汪曾祺的文，初读浅白平和，多读儒雅睿智富含机锋，愈嚼愈有味，越读越觉意蕴无穷。
    风中的雨：汪曾祺的书买了不少：2005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小说经典》，2006年8、9、10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谈吃》《人间草木》《说戏》，2007年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无事此静坐》，2014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间滋味》《人间草木》《人间有戏》，201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上中下三册），2017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梦故乡》，还有刚刚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回来的2016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汪曾祺作品》1—7卷。除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谈吃》《人间草木》《说戏》因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人间滋味》《人间草木》《人间有戏》只是版本不同，只读了后者未读前者，现正在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的《汪曾祺作品》外，其余的都认真读过。尽管如此，买回《汪曾祺作品》后，便马上放下其他书，再次捧起汪曾祺，读了起来。第一卷《去年属马》里的小说，全都读过；散文，有四篇以前未读过；剧本《裘盛戎》第一次见到。很奇怪，有些再读、三读，甚至四读、五读的作品，却一点也没有“炒冷饭”的感觉，反而若初次遇见，新鲜如刚冒出的花蕾，花蕾上的露珠欲滴未滴，直想伸出捧着的手去，不让露珠滴落到泥土里。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文字，在书页上翩跹起舞，衣袂飘飘，舞出的满纸云霞满纸流岚，令人沉醉。浅白的文字背后，有深邃的练字功夫，看似平顺的言语，细想却是言近旨远、奇峰错落，透过水墨山水的朦胧，隐隐可以看见霓虹、星河、春山、瀚海。一篇篇读下来，每篇都能读出以前未读出的味道，都能体味到文字组合那无穷的魅力。这，或许就是经典的魅力吧！

    2018年10月23日
    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为书中卑微的生命感慨。他们平常甚至卑贱的生与死，对土地和家畜难舍难弃的深厚感情，质朴真实而浓郁的家国情怀，面对强暴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抗争，在今天依然能感染我们。虽从小说的角度审视，结构有些散乱，文笔也较稚嫩，但仍不失一部书写农村农人、关注生存生命的经典作品。
    风中的雨：手里这本《生死场》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1版1印本，售价仅0.38元。三十多年前发行的书，书底的售书章已经模糊，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只记得，买回来就读了。但时间太久远，岁月磨蚀了记忆，除了作者和书名，书的内容是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里，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说起到萧红，除《呼兰河传》，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应该就是《生死场》了。重读，是想重温那个时代的生活与写作，是想体味这位天才而短寿的女作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语）。的确，萧红的观察细致入微，她满含女性特质的书写细腻深入，把东北沦陷前后农村的景象、人物、生活写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卑微悲哀而不沉沦，真切实在而又遥远的日子，既是那个时代国人的共同命运，也是日寇侵凌下东北人的特别遭遇。只是，它终究是萧红早期的作品，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这些不成熟，在胡风的《〈生死场〉读后记》里被概括为三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的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的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胡风对《生死场》不足的点评，正是我读《生死场》时心里若隐若现的零乱感觉。胡风不愧为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在他的眼底、笔下，我的零乱感觉被系统化，理论化。所以，我们必须佩服有些理论工作者：他不一定写得出好的文学作品，但他却能一眼看出作品的优劣，并能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这，或许就是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存在的必要吧。
    风中的雨：萧红是民国女作家中的“异类”，和张爱玲、林徽因、苏青等书写风花雪月的“小资”不同，和丁玲等书写波澜起伏的“革命”也不同。萧红的作品里多是深重的苦难和莫名的死亡。这些，在《生死场》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小说里人物的生命就是经历没有尽头的痛苦与磨难。或许，尽头是有的。尽头在哪里？很明显，就是死亡。或许是因为生活痛苦得没有希望，所以死亡也不足为奇。不经意间，生命就消失了，人便死亡了。于是，萧红笔下的那个哈尔滨郊区的村子，便成为要么卑微地“生”要么随意地“死”的场所。或许，《生死场》便是这个意思。其实，何止是萧红笔下的那个村庄如此，任何一地，都是“生死场”。只是，我们在这样的“生死场”里，如何生，如何死，有点区别而已。

    2018年10月25日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写于1921至1925年间，是其1921年3月至7月在中国游历的成果。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五个专题，既写风景文物，又写风俗人情，以东邻人和作家的“异样”眼光，描摹民国时期的众景众生相。感觉：一是有明显的偏见，二是文化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
    风中的雨：此书是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大家小书•洋经典”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罗生门》，被黑泽明拍成电影后，已成为文化上的一个专用名词。他的《中国游记》，虽只写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汉口、北京等地，但其内容详实丰富，视角独特客观，富含人文气息，从中可以窥见民国时期中国之一斑，也可领略芥川龙之介文笔语法之一二。《中国游记》笔下写到的地方，大多去过，但也只是去过，偶有心思认真地写写它们，却未成文一篇，即使成文，也只是自说自话，别说不能与芥川龙之介的相提并论，就是自己看也会不满意。而且，今天的那些地方，早不是芥川龙之介游历时的模样，既有进步，亦有失真，写来也不可能有相似之处。今天读《中国游记》，不是要怀古发思古之幽情，也不主要是欣赏芥川龙之介的文笔学习文学意义上的东西，而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去体味那段历史及其中的落后与辛酸，参看那段历史中国别、文化差异导致的认识倾向。

    2018年10月29日
    《一叶秋》是“说书人张大春”“‘春夏秋冬’系列”第三部，“说的是‘识时务’的人们在浊浊世道中，处变化之际，识福祸道理。更有各路鬼怪妖狐，各显神通；仙凡遇会，事迹不凡。”虽与前两部“路数”相同，但多涉神怪仙狐，颇有奇味道，谓之“笔记体小说”更贴切。夜读，迷离恍惚处人影婆娑，衣袂翩跹。
    风中的雨：对于小说、故事等等也者，如果是写人类生活，越是离奇无稽，越觉脱离生活，不切合实际。但如果写或许并不存在的鬼怪仙狐，越写得不像人，越神奇莫名，才越合其情，越得我心。正因为如此，喜欢看魔幻、科幻电影，觉得那些生活中不可能之事，至少在看电影的时间里，给人一种超越生活的场域，令人在某个瞬间走出“人”的框架与规范，享受难得的“非人”待遇。所以，比起第一二部来，《一叶秋》，特别是其中写神怪仙狐的部分，更适合我的味口。看这样的故事，如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均的《阅微草堂笔记》一样，读不出其中的文学意味，也读不出其中的道德教诲，更读不出其中的“影射”功夫。我读到的，只是生活之外的“非人”传奇。因其“非人”，不管有多不合常理，都可原谅，暗地里还会生出诸多“如果”之类更不合常理的想象、发展，甚至有一种希冀能置身其中的企盼。我想，这种感觉不只我有，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也是明知传奇无稽传奇却不灭的原因，也是今天那么多魔幻玄幻小说、电影充斥市场的原因。

文璘

最喜看R兄的蛀虫记和昙花的随手记，几多风流，几多清骏。傅光先生论学说，胡适之先生是真学问，如华屋美裘，琳琅圆玉；林公铎先生是深学问，如老干龙髓，精强顽艳。R兄可当之真学问，假以时日可为深学问。

柳藏

甚是喜欢风雨兄这篇蛀书记，或许是文中所说之书多少有所涉猎，有所共鸣，仿佛被搔到痒处，令人跃跃欲言——你要是讲阅读《管锥集》，说不定大多数人就绕道而过了——鲜然的诗歌引介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什么人的什么作品啊，羞死当当亚马孔夫子去

张大春的书，看来有趣

冷晰子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后被抓成为俘虏，被弄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自己背了几袋子米，吃完了，不食敌粟，绝食而死。
看起来很可笑，却也悲壮。
这几天，忽然也对历史书籍很感兴趣。就算疏漏不少，却也没有花里胡哨和无病呻吟。
昨日买了老师推荐的《匈奴通史》，顺便买了其他几本元杂剧和唐宋野史。
老师的涉猎如此之广，下个月的倡读本就请老师来推荐，行不行？

幸福小草

字母作者读了不少书，这洋洋洒洒下来，我知道的只有最近才读着的《生死场》其它都听天方夜谭一样稀奇。
开头那个洪秀全起义，还是中财看见有人说是邪教组织，这跟当时学的历史真是大相径庭。也真是刷新着记忆，这让人对历史有了不确定的直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