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楚云婷 于 2019-2-23 17:40 编辑
历史上的某些事情的记载常常显得扑朔迷离,甚至彼此矛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是怎么死的?就留下不少疑点。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是因“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即为了长生而瞎吃丹药,最终死于药物中毒;不过此说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另有隐情。如有人据《朝鲜通史》记载,李世民亲征高丽时因不能取胜而被迫退兵,可能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指挥攻城时受了箭伤,是他直接的死因。尽管现存的唐代史料中并无李世民中箭的直接记载,但从不少细节处却能看到些蛛丝马迹。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就在唐军征高丽班师的途中,唐太宗突然患上了“痈疽”,而且病情严重,竟到了不得不“御步辇而行”的地步。到了定州后,留守此处的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显然其病情是挺严重的。侍中兼民部尚书刘洎入内室见驾,出来时“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可见唐太宗出征前后身体健康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痈疽,是发生于体表、四肢、内脏的急性化脓性疾患,是一种毒疮。痈发于肌肉,红肿高大,多属于阳症,疽发于骨之上,平塌色暗,多属于阴症。痈疽证见局部肿胀、焮热、疼痛及成脓等。现代医学解释其为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成群受细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炎,病原菌为葡萄球菌。从太子李治“为上吮痈”这个动作的记载来看,如果是患痈疽,那么也应是阳证,而此病在当时应该是容易医治的。“痈疽”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详细的记载,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疮痈疽方有34首。初唐时期医学家、药学家孙思邈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从中可看出当时治疗痈疽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这种阳证的痈疽算不上重疾,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及时治疗,当可痊愈,刘洎又何必如此忧虑,如丧考妣?此节未免令人生疑。李世民为人善于做戏,在征辽过程中,曾数次亲临战场督战,过沼泽时为鼓舞士气还干过铺路之类的苦力活,这样一个喜欢在战场前沿作秀的帝王,为流箭所伤也并不奇怪了。而太宗颇重颜面,为了遮羞而将箭伤托辞为“痈疽”,亦是符合情理之事。
刘洎探病出来后没几日,太宗便于重病中突然下诏,以“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的古怪罪名赐他自尽。刘洎本是太宗亲信,更是他在出征前亲自为太子选定的辅政重臣,当时已成为唐帝国中枢实权最大的几人之一,却竟在半年后便被赐死,而诸如“试图杀尽大臣”之类的罪名更是牵强荒谬,匪夷所思。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刘洎“与人窃议”,泄露了太宗的“痈疽”实为箭伤这一情况,令李世民大失面子,才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当然,李世民是否真的中箭受伤已成历史疑团,即便是事实,也可能会被官方刻意隐瞒。《资治通鉴》有一个细节,“会伏爱私离所部,高句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故特赦汝耳。”失掉一个并非足以影响到战局成败的土山,让宗亲江夏王都“徒跣诣旗下请罪”且是“罪当死”,看来在这场土山争夺战中,李世民确实吃了大亏。以李世民以往的风格,常亲冒失石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假如李世民真的受伤,当属此战。《新唐书》载,辽东之战时靺鞨兵精于射骑,故“每战,靺鞨兵常居前”,击破高惠真之后,李世民坑杀了三千靺鞨兵,这也不符合李世民一向的宽大作风,此中的深仇大约也许可以用箭伤来解释。李世民班师途中尝言:“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此的失落与伤感,对这位曾经身经百战的的统帅来说颇不寻常。
就李世民的身体状况而言,贞观19年亲征高句丽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出征前的李世民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且身体很健康,否则他就不会亲征了。而失败之后则一病不起,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是失败的打击吗?应该不是,因为李世民最后的两年还曾两次议证高句丽,并由李世绩统军出征过一次。那么答案就很可能是:李世民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征战中不仅输掉了战争,甚至连身体也遭受巨创。而其中缘由或并非偶不小心染恙,受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乃属最高军事机密,事后为皇帝的尊严和面子计也会千方百计加以掩饰,来自敌方的说法或判断无法找到真凭实据,有夸大其词的可能,但也不见得完全是捕风捉影。
自辽东回来之后,李世民便病体沉重,一直无法视事,军国政事皆交由太子处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上疾愈,三日一视朝”。这种阳症的痈疽本是小恙,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久治不愈。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李世民就病逝了。年仅五十就丧生,未免有些短命,除了瞎吃丹药外,或许箭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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