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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刘居荣
　　
　　人生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在我人生的驿站里，我与《飞天》人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了。在与何来、李云鹏、杨文林、马青山等几位编刊人的接触中，让我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种深深的敬意。我心里始终涌动着对《飞天》的一片感激之情。
　　
　　1988年7月，我坐火车去兰州，下了火车，一路走来，到东岗西路284号《飞天》编辑部，见到名震甘肃诗坛的何来老师。当时何来老师的办公室很紧张，是办公兼住宿，何来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问了我目前的情况，竟是那么亲切啊！
　　
　　1984年秋天，我考上高中，进入东方红中学学习。当时，何来老师住在学校操场后面的家属院，因为他夫人蒋清平在东方红中学任教。后来，我和同学在后操场自习，见到一些用墨笔书写的信件，有同学告诉我，这是何来老师的信件，因为何来老师已经调兰州去了。
　　
　　我最早知道何来的名字，是在当地的《定西文艺》，他写的《蜀中杂咏》，当时我真不知什么是诗，但却被他那富有哲理而灵动的诗风深深吸引着。我听当地一位文学爱好者说，那时候，何来老师写的长诗《三军会师》，让肖华将军看了，受到称赞。当地1981.年第1期《定西文艺》有文称“他的长诗《三军会师》，以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的伟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上，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较多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描写了我们地区（当时会宁尚属定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散文《渭水源头》等，也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读到了他在纪念夏羊文学创作四十年而写的《这火是有希望的》，深情地回忆了他的老师——甘肃文学的拓荒者的文学创作经历。我才知道，何来老师在定西中学上学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少年文艺》发表了《入队》，《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著文“这一时期（十七年的儿童文学1949——1965）也有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比较早的是小说《入队》(1963)，作品暗示了教育的重要性问题。对“入队”庄严神圣的体验和对自己将要担负的责任及履行的义务的憧憬是夏英格性格的集中点。实际上孩子们的心理和思想使她并不能明白“入队”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小孩子对新事物的想法总停留在感知和表象的范围之中，但正因其天真无知才显出天性之美。因捞空鸡蛋壳而遭爸爸训斥的小英格，她对一些现象的好奇在大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但在他们的眼里却是如此的神秘莫测，数不尽的“为什么”填塞在他们的脑子里，许多问题连父母老师也无法回答。因此作者指出对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不仅要从思想上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采取恰当的教育方法。小说写得颇有趣味，视角独特，让人在笑声中体味出更多深层的东西。”
　　
　　何来老师从1961年以一组《烽火台抒情》在国家重量级的《诗刊》发表（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近五十年来，他相继出版了《断山口》《热雨》《侏儒酒吧》《何来短诗选》（中英文对照）等好几部诗集。
　　
　　我读到何来老师的《爱的磔刑》，感受是深刻的。诗人曾经以《什么在锯着灵魂——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为题，这是一首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灵魂的绝唱。诗人借与已故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对话，让精神跨越国界、跨越时间、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在空间飘渺的宇宙中相遇：“一杯是血样的酒/一杯是酒样的血”，“在普希金开始流放的地方/挖掘我们不朽的话题”。《爱的磔刑》是一部多主题的诗，它既是对普天下所有诗之魂所唱的无尽的挽歌，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精神爱情诗，既是对高尚灵魂的热忱礼赞，也是对生命寒冷的冷峻审视和鞭笞。
　　
　　1998年7月，我和朋友去兰州，拜会何来老师，他问我“林野散客是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他“他是咱们定西人。”他又自言自语着“怎么一个中国人起了个这么个怪怪的名字”。何来老师的诗集《何来诗选》出版，他要为我签名赠一册，我据实相告“我有了，是在定西新华书店卖的。”后我到李云鹏主编处，他又极其关切地问了一遍，我当时没有读懂何来老师的意思，他是想为我赠一册自己的书，以表达一个文化人最神圣的意思，这后来我读懂了，至今想起来，我感到还有一股暖流流在我的身上。
　　
　　李云鹏热情地为我们赠他的诗集《零点与壁钟对话》，中午还留我和朋友一起吃饭。
　　
　　李云鹏渭源县五竹人，1955年，当他还是一名远戍塞北的18岁的小战士时，他就为《甘肃文艺》（《飞天》的前身）寄了一首《牧童宝笛》的长篇叙事诗，着是让经手初审的编辑谢宠拍案叫绝。当时，这位爱才的编辑，满腔热情地写了整整4页长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之后，又不厌其烦，重复了几回，终于使“牧童”的“宝笛”响彻陇原，一位诗人，也从此横空出世。50多年后，出任过《飞天》主编的他，深情地回忆说：“如果没有这位令我一生敬重的编辑的热忱和耐心，一个陌生小兵的一篇很不成熟的冗长之作，要脱颖而出是很难的。不敢说三封信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在我二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这始终成为我敬重的一种职业风范，无声地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无论时代进入到怎样一个阶段，这种品格仍是一册珍重的教科书，是一种财富。”
　　
　　他的《牧童宝笛》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创作的，那“高高青山下，清清溪水边，苍松翠柏接连天，四季绿湛湛”的优美语言，诗篇一波三折的情节总是在清新的氛围中演进，抑恶扬善的主题自然流露，对儿童心灵的净化、性情的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此外，诗作音韵和谐，琅琅上口，很适合儿童阅读。
　　
　　李云鹏老师有一段军旅生涯。后在定西秦剧团工作，在定西地委文教科任科长。1973年，调人《甘肃文艺》编辑部，1987年出任《飞天》主编。
　　
　　1998年12月25日，我再次见到《飞天》主编李云鹏，他为我及《杏花》题词“苦涩，挫折乃至扑蹀，是走向文学高地的必经之路。执著者的永不气馁，是希望的火光。”最后，并署名“题赠刘居荣先生及杏花文学社”。
　　
　　李云鹏有一种军人的气质，1米8以上的个头，看上去很是精神干练，他亦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走起来来依然脚板沉稳。他在基层搞文学函授班，为发展甘肃文学竭尽所能，不少人都受到他的亲切教诲。先生对我的关心让我铭记心头，就连我自己编辑的一份小小刊物，他都尽力支持，让何来老师从那上面相继选发了我的《想雪》，朋友的《水车》《腰鼓》《老牛》（发表在1999年10月《飞天》“共和国五十年专号青年诗坛”）。后来，又在2001年2月《飞天》选发了我的《倾听阳光》《植根泥土》两首诗。那时，他们二位都已经退休了，何来老师向我写信亲切地称我为同志，并告诉“我以寓居北京，不能帮你们更多的忙了。以后有作品直接寄编辑部，他们会及时处理的。祝好。”
　　
　　2009年8月，我因创办杏花文学院之事再次去了省城兰州，当时何来老师在兰州，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拨通了何来老师的电话，他住在省委家属院。他怕我走错，亲自到侯车点等候，等候多时了。我看到他还是那么精神，那么真诚，给人一种诗歌和人格的魅力和力量。他一看到我，就马上走了过来，领我到他的住处。我说明了来意，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全身经历，建议我让杨文林主席题写“杏花文学院”的牌匾，并打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交代我怎么怎么做，其虔诚热忱让人不能忘却，时间过得欲久就愈加清晰起来。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我拨通了杨文林老师的电话。看杨文林老师在不在家。我轻轻地敲了几下杨文林老师的门。杨文林老师，开了门，我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在省文联家属院的一座旧式楼里，见到了德高望重的杨文林老师。
　　
　　杨文林老师，是甘肃文学界的老前辈、《飞天》的见证人。他一直忙于《飞天》的编务工作。并出版了诗集《北疆风情》。他1949年8月参军，1957年10月从兰州部队转业到甘肃省文联，分配到《陇花》（《飞天》前身）当编辑。与李季和闻捷一起共过事。1973年负责《甘肃文艺》编辑工作，1979年任《飞天》总编辑。他与农民朋友结为友好，关心他们的生活创作，称农民作家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为“陇上文坛四君子”，叙写他们的酸甜苦辣，四位农民作家和诗人，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切接见，四位农民情深义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共一个历史，同一个命运，同是新中国农民的见证人，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学之路的新中国农家少年。
　　
　　这天正好，我碰见了这四位农民作家之一的农民诗人张国宏，他也来兰州拜见杨文林老师，送来了1995年杨文林与农民诗人刘志清和张国宏在兰州诗会的照片。
　　
　　对于张国宏，我早有耳闻。他新时期开始写诗，带领群众办水电，不久当了村支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筹划办了一家小石膏场，一边推销产品，一边写诗，先后出版了《桃花雨》《张国宏山水诗选》等三本诗集。
　　
　　我和张国宏闲聊，杨文林老师为我题写“杏花文学创作研究院”的名字。写成后，真切地问我和张国宏，行不行。令我我非常感动。杨文林老师和我与张国宏一起拍照留念。
　　
　　现任《飞天》主编马青山，我2006年初，在《飞天》编辑部相见，他赠我一册诗集《一朵云的春天》，其时，他已经担任《飞天》副主编，编务多，待人热情。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办刊人，在文学市场化的今天，依然坚守着《飞天》这一片净土，让人刮目相看，那是很自然的事了。
　　
　　2009年8月，我去兰州，让马青山为《杏花》题字。他很忙，没有顾上，答应一定写。今年3月，他托定西市委工作的诗人刘晋寿，转来了他题写的杜牧的《游山西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欲何往，牧童遥指杏花村。”我知道他很忙，时间极为宝贵，很有些过意不去，他把我们最底层人的事儿放在心上，真让人敬重。
　　
　　今年5月初，我见到《飞天》原主编陈德宏写的《思念金川》一文中101页右栏顺数第12行“杏国（李盛国）”有误，《幸福沟轶事》的作者应为“原八冶公司宣传部长窦新国，笔名杏国”，此人我在金昌逗留期间，曾经见过面。他是金昌《西风》的主编，名噪甘肃。后来他去了新疆，偶尔和我互通信息。为文为友，我都应该说出来。一是为自己负责，二是为朋友负责，三是为读者负责，以至于不要缪传，贻误视听。我发现有误，就向《飞天》马青山主编做了说明。马青山主编以“真诚为文，朴素为文”八个字相赠与我，这种对人对事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让我倍受鼓舞和敬佩。
　　
　　作为一个农民作家，几十年来，我主要是靠文学这种精神来不断地鼓舞自己，《飞天》是我精神支柱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成为我坚强活下去的理由。我更加感受颇深的是，在人们极度势力的时代，许多文学刊物日益趋向关系化、经济化，《飞天》几代人依然一以贯之的重作品不重名人，成为编辑人传承的原则和财富，是十分难得了。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操守了。
　　
　　我想，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精神支柱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精神支柱的人，才有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动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创造辉煌人生。对于一份有品位的文学刊物也一样，毫无例外。
　　
　　值此，《飞天》将要迎来她的六十华诞之际，我谨以此文深情祝福，祝愿《飞天》继续传承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精神！
　　
　　通联：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解放路37号
　　
　　电话：13993298296 15349321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