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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游 洞
文/匡建华
三游洞位于湖北宜昌城区西北郊二十里的长江北岸的西陵山中,它背靠长江西陵峡口,面临清丽婉约的长江支流下牢溪,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山水秀丽,恰似天然盆景置于群山峻岭之中。历史上的三游洞,并非三游洞,而叫西陵山。山虽小,地图上难以见到它的影子,但它却是宜昌的门户,上可控巴蜀,下可引荆襄,为入蜀进川的要冲,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宜昌的辖区内不仅有山有水,而且还有许多溶洞。如今不少溶洞已被开发出来供人们游玩。考古发现,有一些溶洞曾经就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家乡人称之为岩屋。听长辈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人发现在大山里有一户人家还住在岩屋里,连土改都没有参加,后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才搬了出来。我在读初中时曾经到那岩屋里玩过一次,洞中冬暖夏凉,还有一股泉水,稍加整理,可供一家十口人居住,现在看来那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参加工作后我游览过一些溶洞,不少外观华丽,可少了人文的厚重。据文献记载,三游洞在唐宋以前也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溶洞,后来名气大增,全是因为唐、宋时代的几位大文学家来这里游过。相传唐代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一路游山玩水,寻幽探胜,不期与元稹相遇,三人同游此洞,玩到兴奋时每人赋诗并刻于石壁上。白居易看到满壁诗文,心中大喜,干脆又挥毫在前面题上《三游洞序》。序云:“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 这么一来,任千百春秋也不会磨灭掉。从此,人们只知“三游洞”,而没了西陵山。
二百多年后的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由眉州赴京城开封应试,途经夷陵,也慕名前来游览三游洞,且各题诗一首,刻于洞壁之上,以其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也可能就是仗着这诗名,使这个极普通的溶洞名声日渐辉煌响亮。
但凡来到这里风雅一番的人们,目光一扫,就会看到岩壁上的题刻,仔细读之,发现不少有味道的诗句。三游洞内虽然光线挺暗,但洞的中央立着白居易、苏东坡等三座石像,使这洞的历史氛围一下子就浓重起来,显示不寻常的文化格调。桂林巡抚张联桂有一次来三游洞,还为它的名气超过桂林风景而抱怨。在洞口壁上题刻:“我昔分符驻桂林,七星叠彩俱登临。玲珑峭拔斗奇幻,较之此洞犹宏深。惜哉,名贤足未到,至今胜境鲜知音。”可让后人看了难免觉得他胸中太无丘壑。
在中国古代,官员们都有一套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文学者,他们走到哪里,都可以觅见他们的足迹,听见他们吹箫式的轻音。苏轼当年与苏洵、苏辙父子三人到三游洞一游,生花妙笔咏赞,就有了“后三游”,使三游洞变为抒发情怀载体。苏轼到海南去一次,在天涯海角里还可以见到他被放逐后依旧放达的身影;黄州去一次,赤壁的浪涛湿透了他的衣襟,至今未干;杭州去一次,连条堤岸都要与他同姓。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好像对三游洞非常感兴趣,他几乎走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写出了116篇诗文,特别是他有关“夷陵山水甲天下”的诗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状况,使夷陵文学积淀更加丰厚,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南宋诗人陆游到三游洞见洞前有一小潭清冽的泉水,取水煎茶,气香味甘,赞赏之余留下诗词:“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这也是三游洞文化历史长河中唯一幸存的一首煎茶诗。后人为纪念陆游,便把此泉称为陆游泉,并在泉口外围砌上雕花石栏杆,依山傍壁,仿照宋代风格,用青石雕凿半壁亭一座,悬崖壁刻陆游煎茶诗,使这里的泉、亭、诗、景融为一体。
一个小小山洞,居然又一次引来如此多的世人关注,就不再是简单的自然造物之奇观,它成了一个大地的生命故事,它如何诞生和发育,如何成长和变化,都通过各异的内外在形式昭示出来。
宋代是三游洞人文荟萃、文化张扬的鼎盛时期。欧阳修、赵拤、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等,群贤毕至、探访游览、赋诗作文、挥毫题壁,为三游洞凝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历史。
三游洞自从唐宋名声大震以后,似乎沉寂了一个朝代。不知何故,元代好像没有名人来寻访,或许是有人来了而没有留下痕迹,不能不说这是一大遗憾。到了明代又活跃起来,有文字记载的明代历史名人就有十九人。
三游洞不仅是历代文人墨客游玩的地方,而且还是摩崖壁刻的博物馆,历代名人的石刻多达100多件,现洞中尚存宋代以来壁刻、碑刻56件,其中宋代现存壁刻18件,极大丰富了三游洞的文化底蕴。
据考古发现,在西陵峡口的牵牛岭上遗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在三游洞周边还发现自战国以来近千座古墓,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表明先辈们早已在这里休养生息,而且把它建成了长江中上游的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
除了到过三峡的文人墨客钟情于三游洞外,浓烈豪壮的英雄也时常光顾。本来探幽之地,一不留神就沾身强悍和血腥之气。早在1700多年前,东汉政权就在这里建有军事城堡,并沿用至南北朝。这座残缺的古代军事城堡,至今还保存在这座西陵山上。三国时期的张飞,是蜀国的一员虎将,早年追随刘备打天下,为防止曹军入川,张飞曾在三游洞的山腰间修筑擂鼓台,督阵练兵,擂鼓不息。
梁元帝在西陵峡口筑“七胜城”,南朝宣帝征江陵,在峡口筑“安陆城”,古军垒就是此时建立,出土的古代箭镞以及东汉纪年砖等证实,它是那个年代峡口唯一的古军事遗迹。
“一洞凌虚佛自在,万方多难我重来”是三游洞所存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方石刻。所指的是1917年冬至1918年冬在宜昌境内打的一场护法战争,起因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1917年9月1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向全国通电讨伐。1917年12月1日,靖国军打响了宜昌护法战争的第一枪,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三游洞是大后方的前沿阵地,下牢溪系阻隔日军的天然屏障,扼守着三峡门户,没让日寇跨进半步。下牢溪南岸的南津关即为日军的占领区,而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作战指挥部曾一度设在三游洞内。1938年10月,湖北省政府要员移驻三游洞内办公,主持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爱国志士先后在此留下了气壮山河、震撼人心的抗战题刻,见证了日寇侵犯宜昌的残暴行径和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宜昌的壮举。1939年在洞内石壁上刻石志耻:“中华民国廿八年春,寇机屡袭宜昌,居民死伤数千,爰率本府同仁驻此办公,书以志痛”。冯玉祥将军从四川到宜昌督练抗日军队时,也在三游洞题写壁刻:“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抗日之情溢于言表。 再回到文学,美国汉学家宣立敦认为,“三游洞是文学圣地的一个典型,它因作家的宣传而名垂不朽,并且因此而被定位在文学地图上,这样一个地方于是就成了文化旅游指南的内容之一,也是后世作家们朝圣之旅要去的地方”。也许正是受到宣立敦的启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张聪女士在《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一书中,辟出专门一节研究三游洞与文人、文化的相生关系。她重申了文化朝圣的意义,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唐代元白以来,每一个后来者造访三游洞都是对所有前行者的致敬,我们从欧阳修的诗里,读到了“久闻三游洞,疾走忘病婴”;从清文学家刘大櫆的《游三游洞记》里,读到了“地得因人以显”的浩叹;还有近代张大千“寻诗问苏黄,扪碑识元白”的诗句。可以说,正是历代文人的声息相通、惺惺相惜,让三游洞千年文脉不绝,同时也让宜昌平添了一张特殊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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