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大街向东，距红绿灯不到二百米，农行大楼对面，有一个叫新桃源酒店旁边，蓝色广告牌梦之蓝烟酒专卖店下玻璃门就是。”
镇是新镇，十几年前还只是三个小村庄的交叉点，由一条国道经过这里才兴旺起来，因此只能靠手机紧贴着耳朵指引我的脚步，才终于看到了那扇玻璃门，还有门口一个仍然瘦高的身影。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几十年的朋友兄弟常红。
“哇，不是一直电话联系，我真的认不出来。十几年不见，老了，都老了。”这是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同时侧身伸手示意我进到里面。
我没有他那股兴奋劲，抬头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他的脸瞟去。瘦长的脸型依然还在，只是黑了，憔悴了，多出了许多皮肤褶皱，重点是右脸自脖颈至耳朵那一片如被烫伤一般，不但肤色更黑一些，因笑而肌肉紧缩得明显和左脸大小形状都不对称。我知道那是手术造成的，心不由得随他那一块肌肉颤了一下。
小时候，我们是同班同桌，由于老吵架而且一开口就是脏话，有一次，他主动和我赌，“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骂人，就无条件挨对方一拳头。”我觉得这法子虽然粗暴，倒是有趣，便与他击掌接约。三天过后，他主动求饶，原因是他每天挨十拳头还轮不到一拳头的还击，实在划不来。
走出学校门后，正遇上改革的大门初开，我们一帮兄弟一道下南京闯苏州，在那富庶的苏南地区先是轮窑场，后来修公路开河道，和土石方一干就是十年。他读书成绩一般，但社会适应能力超强，卷着舌头学那鸟叫一般的吴侬软语是我们那一帮人中最快最溜的一个。南京那苦累无奈的轮窑场里一年没坚持下来，他就带领我们下苏州挖土方。最为精彩的是江阴拓宽运河那年，我们承包了一个乡的工程，他是总包头，下面是我们家族兄弟八个分摊全乡八个村的工程任务，绵延数里的河道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的人马。副乡长和施工员陪着笑脸和他说话，问工程进度可不可以保证。他叉开那两条跟丈量弓一样的细长腿，胳膊顺着河道一挥，那气势仿佛一下子就能将进度加深一尺。二十郞当岁的他，在那条运河堤上有大将风范。
那是他带领我们走向辉煌的一年，后来，他父亲要他回家参选干部，我们那一个帮派便因此分崩离析了。我是九二年独自闯到深圳，一晃二十余年，与家乡从前那些旧友的联系时断时续，只知道兄弟们混的都还可以，只有他好不容易从村委熬到副村长一职，由于偷生了一个小儿子，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下台。当然，他混得绝对不比我这个在资本家流水线上的工人差，只是可惜了从前的大好前途。
今年上半年在电话里听母亲说他生病了，是什么颈部淋巴出了问题，好像很严重的那种，我吓了一跳，连忙翻找他的电话号码，询问病情。他告诉我他正在南京鼓楼医院准备手术，医生是国内最好的专家，危险性应该不会太大。相距几千里的时空，我不能将我的关切装在电话里打包送去，只好命令也在南京工作的儿子请假代为探望。
我心中有一个梗，是那年在苏州结下的。有一天晚上喝酒闲聊中，他笑话我和另一位叫常灰的兄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都差不多，你们的面相看起来怎么这么老呢？看来是你们的名字取的不好，一个常灰一个常绿。”我不服，向他抗议说，“别得意太早，等到五十岁时再比比看。”如今我们都已过五十，想不到他竟遭遇此厄。
烟酒店是他儿子的，儿子另外还有物流业务，正好可以让他在此一边休养一边看店。店面两间，一道一米高的玻璃陈列柜算是里外隔墙。他领我走到里面茶几旁的藤椅上坐下，然后忙着递烟倒茶，一边还感叹着这么多年没见面，大家的变化都很大。
烟是中华烟，茶是红茶，我举起杯子对光看了一会，怀疑是上好的金骏眉。用这样的档次招待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他笑着解释，“烟是找村里镇里领导帮忙搞大病救助剩下的，茶是儿子送礼买多出的一点。别多心。我这里名义是卖烟酒的，实际也就只是混混生活。”
我相信他这话不假，因为环顾室内，所有的陈列柜里的烟酒摆放都不整齐，而且很多地方蒙着灰尘，毋庸置疑地暗示着生意的不景气。
醇厚的金骏眉在我的嘴里兜了个圈，然后一点一点地顺着嗓子往下溢，顿时心肺里有一股热涟漪悠然扩散，一如手指间升腾的蓝烟，在我和他之间自由舒展腾挪。我双肘压在玻璃茶几上，眼睛看着杯底氲氤着的茶色，仿佛在和茶杯说话一般问他，“到底是什么病？手术做得彻底么？”
他靠在藤椅上，双手举起反扣后脑，脸朝天说，“淋巴癌，还是最严重的那一种。总共花了七八十万。医生说三年期限，不好就见阎王。”
他这话的口气明显外强中干，让我一时不知怎么应答。
“他妈的，这就是命。老子真的不服，无论凭哪一点，老子都不比别人差。当包工头时，当干部时，”话到这里，喉咙似乎有一口痰没让他继续报怨下去，只好欠身对一旁的垃圾桶咳嗽着。
我俯身将烟在烟灰缸里点了点熄灭，对着那一小撮焦黑的烟丝上跳跃的火星说，“人生好比走路，谁都不能保证不摔跤，爬得起来还是好汉。何况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据网上说，两三年后绝大多数癌症都将有特效药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五百元钱放到桌上，然后慢慢向他那边推去。他一见赶紧伸手按住，急切地说，“兄弟，难得回家一趟就赶来看我，这份心比什么都好。再说，在南京时，你儿子已经又是礼物又是钱的去医院看过我了。”
我抬手止住他的话头说，“儿子归儿子。他如今在南京工作生活，家门口人在那边看病，他有探望的责任。我这只是一点心意，于你起不了多大用。毕竟我眼前手头比你稍好一点。”
听了我这样说，他身子往后一缩，表情惊愕地望着我，然后低下头，收回手，同时也收起那薄薄的一叠钱。
从他的神色，我明白我的话似乎重了些，因为谁都知道我这些年在外混得并不出色，仅凭每月那点死工资，将儿子供上大学，又在家造房子又帮儿子在外买房子，日子过得肯定捉襟见肘。我敢在他面前直言比他过得好，简直等于是把他从前的那些威风一抹干净了。
他在那边叹了一口气，声音不再那么激昂地说，“现在的人哪，眼皮真的好浅！那些年，他们手里只要有钱都主动送来，为的是可以多得点利息。一听说老子大难临头，不但再也不肯借钱，连以前的账都抢火一样往回要。翻脸真的比翻书还快！”
我垂下眼皮，端起茶杯，一心一意品尝着那杯愈发醇厚的金骏眉。他这话头我没法接，因为这消息在我回来后就从几个渠道得到了。都是当年一同出道的好朋友好兄弟，一旦起了纷争，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待他气息稍定，我放下茶杯随意问了一句，“常灰也没来看过你么？”
“他倒是来了，还拿了三百块钱。”他点着头，声音也平缓一些说，不过随即又不平起来，“那个傻瓜。老子念他是老实人，按医院陪护的价格请他照顾，他却放不下上海扫大街的工作。”
常灰在上海扫了十年大街，惊闻他生病，马上请假赶回。我所知道他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常灰那里得到的。常灰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病情是如何如何的重，过后又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他借他十多万块钱不知道怎么要回。从声音里可以感受到常灰那颗恐慌的心差不多和患了疟疾一样。十多万块钱等于是他全部的积蓄，更是一个光棍汉的养老本钱。能不着急？几年前，他第一次开口找常灰借一万块钱时，我听常灰打电话来征求过我的意见，却没料到过后又借去那么多。常灰解释说，他当时的许诺是存银行里那一点利息，还不如借给他好些。
我问常灰，“有没有条据，或其他的证明文字？”
常灰说，“没有。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手续，一听到他病重，就吓得急忙回来看个究竟。”
常灰的意思我明白，但我的能力能有多大？
他端起他那杯白开水咕咚喝了一大口，然后重重放到玻璃茶几上，气息显然还没有平下来。
我忍不住自语似地替常灰分辩一句，“环卫工作风雨无阻又收入不高，确不是人干的活，但对他来说还必须珍惜的。五十多岁，又没其他能力，在外生存不容易呀！”
他坐在那边，低着头，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包细烟拆开，抽出一支自己叼上，又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抽一支甩到我面前。我大惊，起身问，“你还可以抽烟么？”
“管他妈的呢，早死早超生。”他用打火机点上，一口浓烟吐出的同时，也吐出一声怨忿。
就在那一刹那间，我们如两座云蒸雾绕的山，中间的玻璃茶几恰似一块平湖，问题是这番仙境不但一点也不美妙，更让我担心的是被他家里人看到难免连我也受申斥。他却朝我一挥手说，“没事的，老婆在学校里帮忙打杂，等到孩子们放学才能一道回来。”
他所指的孩子们包括他的小儿子和大儿子的三个小孩，从初中到幼儿园都有。一个这样的大家庭，目前只靠大儿子一双手挣钱，说不艰难谁肯信？而且，他的儿子和儿媳正在闹离婚，这消息暂时是保密的，所以我不好多问。
细烟也有刺激性，一支没吸完，他又咳嗽起来了。“晓得落魄到今天这个程度，老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要那个小的。”他又报怨了，这回是忏悔自己以前的决策错误。老来得子在外人看来都是福，可风险真不是一般的高。
眼看他老婆就快要回来了，我几次起身作势告辞，都被他客气地留下一起吃饭阻住。而我没有一点在这里吃饭的心思，直到他再次提到常灰时又报怨，“老子临死前一定会把他那十五万块钱搞清。”我才毅然走出。
在穿过那道玻璃门时，我胸中有一道门也随之洞开。傍晚的阳光正红，镇大街两旁的景物如两道绿色的长廊，只是天空灰蒙蒙的不甚清爽。不过空气尚好，也算得上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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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9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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