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地映射社会痼疾

刘彦林

深刻地映射社会痼疾

——读唐秀宁短篇小说《叮当》

    唐秀宁的短篇小说《叮当》是其小说集中较有特点的篇什。她以此篇篇名作为小说集的书名，表明她对这篇作品也很看重！我读出了诸多的意外之喜，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儿童视角，显出新颖别致

    《叮当》选择第一人称“我”，不仅便于文本展开叙述，还能增强故事真实效应，给读者强烈的现场感和具象感。令我惊喜的是，《叮当》把主人公预设为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由于“我”极其有限的社会经历和认知生活的能力，本能地具有敏感、多疑、好奇和不计后果的“孩子气”，对父亲的“爱”更容易刻骨铭心，也对后爸的同情，及至对货郎的仇恨逐渐加剧，都能增强故事的可能性和可信度——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和赋予能动性、价值观等，也有着独到的考量和决断。表明唐秀宁对语言的驾驭和把控有过人之处。

    二、心理嬗变，揭示人心善恶

    心理活动能够揭示人物的内心悸动与情绪流变，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作品主题。《叮当》注重“我”的心理描写，呈示“我”对“很多弄不明的问题”疑虑簇生的心理情态，如：“我不知道黑河为啥不黑，不知道父亲为啥会那么快就死了，不知道母亲为啥要给我找后爸，更不知道她为啥有后爸了还和货郎鬼混在一起……”尤其是对货郎的仇恨，反映在行为上则是“磨刀”，目的“要用它洗刷货郎带给父亲和我的耻辱”。这段心理描写，为故事的发展预设了悬念，引起读者的探究心理。随后的情节渐进，通过“我”的举动传达仇恨的执念。父亲死后“我”开始磨刀——“为狗日的支书磨刀”，原因是父亲在视察领导当面揭穿村支书在三道湾修梯田的作假行为，父亲遭受狠毒地批斗而惨死。唐秀宁穿插“磨刀”场景，是反映“我”的心理状态，以及内心仇恨和心理痛苦的纠结，为人物爆发强烈心理冲击波埋下了伏笔。村小女教师的“笑”和“我”的心情形成巨大反差，反衬出“我”的情绪极其低落；由于过度仇视货郎，“我”在情绪失控状态下对母亲实施公开化的控诉、揭露和报复，真实的状态则是“我”对母亲的“爱”与“恨”有着纠结的矛盾心态——刻骨铭心，不断激化！我对“妹妹”的态度也是仇恨的，体现在“磨刀”行为中“用光剑刺过那个货郎，刺过我的妹妹”，理由是妹妹“嘴角的黑痣，居然和货郎的长在一个地方”。甚至，“我”在做了矿老板后对货郎依然仇恨，对再没有和母亲来往过“守着小摊点”的货郎怀恨在心。每次出现货郎，“我”会联想到父亲给“我”买的“叮当”，当中存在矛盾的对立“叮当—刀”，并贯穿文本始终，这是作者呈现主人公心理活动的重要介质。“我”的心理的终极，是得知山洪淹没村庄时货郎不顾个人安危救出了母亲、妹子和后爸，故事的结局顿然发生反转，“我”的心理嬗变的结果是：“我在这一瞬，原谅了货郎，承认他也是个男人，真正的男人，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我”的心理变化历程，也诠释了哲学观点——人性的本质是尚美向善的！在故事发展中，叙述节奏拿捏得得当，通过心理凸显“我”的内心波动——从“恨”到“爱”，让故事不落老套和旧窠。

    三、矛盾冲突，映射社会痼疾

    矛盾冲突是小说情节运行的动力，也是小说形成情节的基础，如果矛盾冲突设计得好，能起到引人入胜的作用，又能起到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叮当》中，唐秀宁把矛盾冲突作为折射人民内部矛盾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支点”。小说关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但在有限的篇幅内，足够为深化主题和揭示深层问题服务。家庭人物包括：“我”、父亲、母亲、爷爷、后爸和妹妹。社会人物包括：村支书、女老师、同学狗剩、货郎、刁家二姑娘等。“我”是矛盾的“圆点”，散射的对象是村支书、货郎、母亲和妹子。矛盾的焦点既有家庭内部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我”与“村支书”的矛盾是他导致了父亲的惨死，当我蓄谋已久的报仇接近实施时，他却在埋雷管炸石头时被炸死。“我”与“母亲、妹子”的矛盾，导火线是“货郎”，矛盾叠加的根本原因是“我”把仇恨聚焦于“货郎”和“母亲”的私情——这一关乎人心脸面的道德问题。从身份上说，“我”是家庭中唯一有能力报仇雪耻的“种子选手”，唐秀宁在人物处理和形象塑造上，体现了匠心。“母亲”也是关键人物之一，很有典型性，也是“矛盾的统一”体，更是个人命运悲苦的“集合”体：她的丈夫死亡，家庭的重担移到了她的肩头，在农村以“工分”兑换生活必须品的年月，生活的压力超越了惯常状况，村上还派来一个傻瓜做丈夫（荒唐），她与“他”之间没有爱可言，在一家人的生计举步维艰时，她和货郎之间的关系曝光，不仅造成“我”的仇视和村人的讥讽，隐藏在“她”内心的苦痛比刀锋刺扎更痛——心理纠结，生活所迫，无奈之下只能以生存为重；尽管货郎又在镇上开杂货铺，但后来没有和母亲来往，从侧面证明母亲对货郎当初仅为利用，并不是对“我”的父亲的情感背叛。而爷爷临终前对“我”的叮嘱，是“文眼”，也是点睛之笔，更是他对母亲的理解——特殊境遇，只能“视而不见”。“我”和“货郎”的矛盾，侧证了“我”对父亲的真情，对“货郎”和母亲、妹妹的仇恨由此而起。后来，随着“我”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生活的理解，对货郎的态度有了改变：从当初“磨刀”变为“虽然不想杀他，但也不理他”，当得知货郎为挽救母亲、妹子和后爸而献出了生命时，“我”与“货郎”之间的矛盾瞬时冰释，此前的“恨”变为对货郎“肠子悔断”的歉疚。综合来看，《叮当》中人物个体的矛盾，是特殊时代畸形社会关系的外在反映，深刻地映射了社会痼疾和现实生活中深层的问题。

    四、另辟蹊径，体现扎实素养

    《叮当》的开篇部分，特意设置“我”磨刀的场景，给人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显得别开生面，尤其是“刀子已经磨得飞快”，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理敏感度，随产生欲知后事如何的探求欲，从而吊起继续阅读的胃口，让情节牢牢地牵着读者鼻子走；从增强故事的吸引度上看，这是给读者一个“甜点”。其次，“磨刀”和“叮当”屡次出现，前者作为贯穿始终的现象是“我”对“货郎”仇恨感层层加码，后者作为媒介传达“我”对父亲的深切之爱和父亲死后对他的真切怀念，原本不相关的事物，由于人物关系，使得故事中的矛盾冲突加剧，为情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真相是“我”的磨刀要“洗刷货郎带给我的耻辱”，而提及“叮当”目的是让“我”睹物思人，想起遭受民兵狠毒批斗惨死的父亲——这种处理方式，要比直呈事件前因后果、娓娓道来的讲述更能刺激读者心理。再次，细节描写和场景再现也是作者营造情境和氛围的“杀手锏”，如：“我把锋利的刀片在阳光下转来转去，总算找了个好的角度，将一束光聚在刀刃上，然后又反射出去……”，很有电影镜头中特写效果，令人拍手称道！最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先抑后扬的笔法，尤其对“货郎”的刻画，开始他是“我”仇恨的对象，随着他与“母亲”关系的密切程度，“我”的憎恨程度随之升级，当猝不及防的洪灾来袭，反倒是货郎舍生忘死地救了“母亲”和“妹子”，得知真相后“我”被货郎的重情重义感化，在内心对货郎产生原谅之念——这样的安排出乎所料。此外，给爷爷预设“眼瞎”也是给读者一个“意外”，爷爷临终前说的话“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亮”，点明了“是货郎养活着这一家老小”这个“核心”，这也是“母亲”与“货郎”发生情感纠葛的根源，亦为“我”对货郎的态度发生改变所作的铺垫。从这几点来看，唐秀宁谋篇布局的能力不容小觑！

    当然，《叮当》并非完美无缺，我的感受是：第一，开篇的那种叙语言述风格，在随后的篇幅中气息逐渐减弱，到结尾处几乎消失殆尽；第二，“我”暴富式的成长缺少过程性，寥寥数笔间“就做了矿老板”，其间的必然性和可信程度显得较弱，这一情节的合理性有商榷的余地；第三，“刁家二姑娘”的出现处于怎样的考虑，“我并不缺女人”这种对待无辜女性的态度处于什么用意等。然而，瑕不掩瑜，我还是认为《叮当》是唐秀宁小说的“高标”，这本小说集有《叮当》这篇就物有所值了。另外，小说集中其它几篇塑造了“月月、桃叶、泉拜、石拜、润生、老包、蔓儿、永泽”等较典型的人物。综合评判，唐秀宁的小说集应该给予肯定和赞许！

MLMC

欣赏佳作！问好彦林文友！冬日快乐！

万里山水

条目分明，归纳细致，是一篇深入剖析的好文。论及社会痼疾，把一些矛盾冲突涵盖为人民内部矛盾，感觉不一定准确，小说里打击报复群众致死的描述，哪里还会有一点党员干部的气息？做出伤天害理没有底线的行为之时，已经难以继续归入内部矛盾，只是没有人去梳理清算，这种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倒是不失之为社会痼疾之一。

刘彦林

何叶叶 发表于 2022-1-1 16:31
学习刘老师佳作。新年快乐！

谢谢来关注拙作，祝你新年好运！

何叶叶

学习刘老师佳作。新年快乐！

刘彦林

新年好！此篇应作者要求，已在某微信平台推发。贴在这里和师友们交流，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