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2-3-1 09:04 编辑
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一套播放至今,好评如潮,街头巷尾热议。
这个剧我没有追,因为网络上看起来费钱费劲,所以有空就在电视上看一下,错过几集也就错过了。这个电视剧的侧重点恰恰不是剧情,而是通过剧情来折射出年代的变迁,大背景下各色人物的悲欢离合。它的信息量很大,可讨论的点也很多,比如对于一个年代的反思,对于人性的一些探讨。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剧中的对应点,一如每个人都可以读出自己心目中的哈姆雷特。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感慨于周秉坤的命运多舛,郑娟的贤良坚韧,周秉义的敬业与信念,孙赶超等等的悲惨结局等等,从中回想到自己的类似经历,进而产生共情。都很正常,我也类似,但是我还有一个不大从众的观点或者叫做心理状态。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人的人世间,准确地说是城市小人物的人世间,此外还有很多人经历的人世间不是那样的,还有很多的人世间其实比他们更苦,更不为人知。
我说的是对应年代的农村生活。
电视剧以灰色的画面时常环绕在光子片,房屋破旧,道路泥泞,年轻人要么下放到偏远的乡村,要么在城市从事着最为低端的体力劳动,一家人聚少离多,生活不易,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是判断事实是不能离开当时当地背景的,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状态去衡量过去的生活,得到的信息是不准确的,秦始皇和慈禧太后都不舒坦,人家没电没手机不是?那样的状态很惨吗?不是!周秉坤一家全是城市户口,这意味着永远有饭吃,有工作安排,有钱拿。经济上,周秉坤父亲八级工,七十年代一个月拿到五六十(我九二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里的民办老师一个月只有五十六元),周秉义在部队有工资,周蓉下乡有工资,从来不需要愁钱的问题;政治上呢?工人出身,还有部队的背景,人人都得高看一眼;这样的生活苦吗?这样得生活方式憋屈吗?都不是,挺好的。
至于住房问题,他们有自建房屋,一家人虽然挤一点也是能够住得下的,其他人家也是。再说住房当时就是一个普遍问题,不是哪一家得问题,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得住筒子楼,也都习惯。当几乎所有人境遇类似的时候,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
农村面积当时倒是宽敞,可房屋也很简易。也就用在泥塘里挖点泥,自己制成土坯,然后垒起墙体,用稻草盖起来留一个烟囱,一个屋子就建好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本钱,能住就行,八十年代之后开始有砖墙房屋,九十年代才有的稀稀疏疏的楼房。而九十年代,城市已经开始有商品房了,始终有差距的。
不少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农村是个什么生活状态,我知道。
当时的农村在搞大集体,俗称“大农活”,就是每家每户都要出劳力,在队长的统一指挥下分派任务,天天出工,有农活就做农活,没农活就是兴修水利等等,一年到头的工作日安排的满满的,虽说很多都是在磨洋工,但必须得出工。结果呢?结果就是到年关的时候到生产队结算,全是整劳动力(青壮年男性)的结算下来,可能会领个百十来块钱回家,那都是村里的富裕户,一般的能持平就不错了。我爸那时候生病,我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每年结算都是超支——就是劳动了一年还差生产队的钱。“超支”两个字是我对于经济学的最初记忆,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词语和苦难有着非常牢固的联系。
每年的借米借钱几乎是规定动作,吃不饱,穿不暖,没有钱是常态体现,整个村子乃至于乡里除了公社一两个干部脸色红润一点之外,多为菜色,公社书记要是到哪个村子里一站,不怒自威,因为他居然是个胖子,是十里八乡唯一的胖子。
知青下乡本是解决城市就业和粮食问题的,城市的岗位太少,粮食供应已经有问题了,接受再教育是一回事,不得已为之也是一回事。他们心有怨气,包括不少知青文学是有情绪的。事实是,他们下来在农村是被视为“高压线”。什么叫高压线?一碰即死。搁到哪个村子,多半像宝贝疙瘩一样供着,他们绝对不会被饿死,他们也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歧视。或许他们自己因为背井离乡心里不平衡,但是他们的确分去了农民并未盛满的饭碗的一部分。
剪刀差的事实保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规模形成,剪刀差的另一端是农民和农业的牺牲。
我不带情绪论问题,也不否认知青在那个年代的历史作用。最突出的是他们点燃了农村的文化种子,当时遍地文盲,知青下来很多都是当老师,当医生,搞宣传之类。他们让泥腿子娃儿开始识字,开始知道一些肤浅的历史故事,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乐器——比如口琴、笛子甚至是手风琴之类,也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没有知青,这些情况要拖延几十年。而因为这些,他们大多赢得了村里人尤其是小孩们的极端崇拜。我刚教书时,还有人在念叨那个谁谁当时有多么多么厉害,什么《红楼梦》背得出来,什么外国的机器都会用等等。事实是城里的初中毕业生接受的教育谈不上有多规范,哪有那么神乎其神,是内心机制在起作用。
我的一些老同事曾经和下放知青共过事,时常会提到早已返城的某个女子,在他们的描述当中简直美若天仙,我很好奇。故事是这样的,那个女知青曾经穿过泳装在河边上跳过水。我的天啦,那个年代穿泳装,他们还敢细看吗?我不想把这件事和性启蒙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同事的叙述当中可以感觉他们的确被教育了一次。后来他们说的那位神秘人物我见过一次,即便是在花季,也没有办法和漂亮联系在一起,太普通了。
我看知青文学,十个故事当中就有九个写到什么女知青受欺辱,为了返城牺牲自己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刺激眼球还是把个案当作普遍来写,这里面有对于养育他们农村的不敬。这些事情有,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暴力事件以及不择手段的案例,不能和知青现象划等号。我的记忆当中村里有过类似的案件,青年男女互有好感,因为女方是知青,男的立马就捆起来公审,死过人的。反过来,男知青恋上村姑,始乱终弃,倒没有什么后果——也有,比如那首流传很广的歌曲《小芳》,一句“谢谢你给我的爱”了事。
这个事情,梁晓声倒还厚道或者说遵从历史的真实。人物的感情产生着知青之间,周秉义和郝冬梅,周蓉和冯化成,这个算是普遍的。爱情向来很难突破阶层,知青和农民不是一个阶层。
农村和农民才是另一个人世间。他们穷、他们苦、他们目不识丁,他们卑微无助,连个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从未想过发声,不觉得是在逆来顺受,而是心安理得。就像电视剧当中,周秉坤的父亲送礼人家看都没看又送回来都不会不高兴一样,他们不敢去质疑一个省级大干部。农民也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命。
知青的幸运在于他们有过文化基础,又有过特殊岁月里广博农村的阅历,所以他们当中的部分精英人物成就了知青文学。对应的情况是,当时的农民和农村很不幸运地被遮蔽,被遗忘,甚至被曲解,被污名化,这都是客观的存在。这谈不上公正与否,但是,农村才是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农民才是当时中国的百分之七八十。
周秉坤一家拿了近乎一个村子全年的收入,有着旱涝保收的工作,过年时骑着农村见都没见过的自行车,欢声笑语地穿行在街道上,他的姐姐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的哥哥是高级干部,他的嫂子是省长的女儿,他们可以到马厅长曲书记家串门拉家常,他邻居就是公安局长,他的孩子们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在农村,这是连梦都不敢去做的。
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还有教育问题。我还和别人说过笑话,什么情况下北大清华好考?电视剧上。梁晓声是不是有执念我不清楚,怎么一写到上大学就是北大清华,美国的就是哈佛,玩吗?不可能的。更多的情况是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当时考上最多的恐怕还只是大专和高中专,北大清华收的过来吗?要是那么好考的话,现在孩子还活不活了?
作家的深刻在于挖掘人性的深度,梁晓声写得很好,电视剧拍的也很好。电视剧当中有很多把人物置身于事件当中折射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剧中谈不上任何一个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每个人都值得挖掘和发散,每个细节都值得玩味。这是作者以及编剧包括演员的高明之处,这些也让这部电视剧厚重起来。
至于用《人世间》这样的名字,我想可能是作家的初衷,每一个作家都想写一部史诗级别的小说,结果往往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附近,很难走太远,这个并不例外。他只是写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几十年得变迁和世态,对于另外的人世间他触及很少,他的人世间不是全息式的。
全息式的人世间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
对于“人世间”这样的词语,我写了一段话
人世间 如果有两个人,一瓶酒,对面而坐, 只喝酒,不说话,然后各自走人,再无联系, 就很好。 也可以是自己影子。
真正的人世间不好说,说不清,兀自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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