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牵 于 2022-3-28 10:45 编辑
析说鲁迅《在酒楼上》上的醉翁之意
一一兼析古尔纳在《博西》中的鲁迅式彷徨
志明兄在"明净阅刊″刊载了一篇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评价其是"很苍凉的一篇"，读后深有同感；除了苍凉，鲁迅先生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篇小说写法也非常前沿，即使放到现在看仍然先锋十足。这小说在写法方面多有值得借鉴处，读此篇时又意外发现其国民境遇与非洲作家古尔纳的名篇《博西》有相通处，于是将这二篇作一比较，提取出在文学现象方面存在的规律共性出来，以作自由之谈。
鲁迅这篇《在酒楼上》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片断，写了与故交在一石居酒楼喝酒聊天的一件小事，它以舒缓的散文笔法开篇，渐渐皴染开了在酒楼上的一番把酒言谈，猛一看是饮者的醉翁之意，但却是清醒的人间写实，短短篇幅里涌动着振聋发聩的国民觉醒，是破除愚昧的鸣镝，也是启发青年心智的鼓槌，沉稳的叙事调子有着不可扼制的抗争力量，包含着对毅然冲破封建牢笼的青年抗争者的疾呼与砥砺，这正是鲁迅《在酒楼上》的在酒不言酒，鲁迅此篇满怀着忧虑深切的醉翁真意。
文章开场即是旅人归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我”暂寓旅馆，心情意兴索然且生疏，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楼上空空如也。尤其是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些渲染并透露了一种环境同情感上苦闷的寂寞基调。“我”对着空板桌，看着废园，在懊恼中杯酒释怀，不料意外遇到了旧同事吕纬甫，当年的敏捷精悍现在变得格外迂缓，一一在内心无望与苍凉的气氛中，主人公出场了，小说部分也正式开始。
以散文起笔再转入小说，这样的行文促成了人物上的起转，叙述者由"我″转换成了主人公吕纬甫，同时在时间空间上也立刻产生了大的跳转。从“我”的角度讲述“我”与吕纬甫的故事，然后再由吕纬甫的讲述完成另外的故事。这时的“我”已由叙述者变成倾听者，同时也是旁观者与潜在的评判者，在这样的多个视角下，吕纬甫无疑成了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人物。这一点同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非洲作家古尔纳的短篇《博西》在手法上非常相似。"我"既要参与到故事中去，但又不是小说真正要着力表现的人物，"我"的叙述者视角对主人公既是一种呈现，一种审视，也是一种内在的觉察。这样的视角与故事的多个穿插使得小说的叙事框架稳定且有条理，酒楼上的寻常叙旧看似漫不经意，但通过闲谈中提及的另外事件，一起合成了有层次，有逻辑性的故事发散力，也有序构成了小说中越来越凝聚的内在紧张力。
吕纬甫讲述的一件事是他曾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买两朵剪绒花，这两件事他做得一丝不苟，但都深感失意。“我”和吕纬甫以前同为热情的新青年，“我们”曾是一起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但现在找不到方向的吕纬甫却已经消沉度日了，他让自己“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了起来而思想麻木了。但后来他又情不自禁讲了阿顺做荞麦粉的旧事，这是吕纬甫将热情熄灭的一个深层的内因触手，这个激发着他行动力的姑娘因听信了诳话竟白送了性命……太多的事与愿违让吕纬甫放弃了积极的行动，于是他仍旧教子曰诗云《女儿经》之类，从而退回到世俗里冥顽庸常的生活中去了。
一些如吕纬甫这样的"新青年″因为革命的暂时失败，受无奈困顿的现实局面所囿，逐渐失去了前行的方向与精神的原动力而陷入了彷徨，这篇《在酒楼上》被收集在短篇小说集《彷徨》，表现的就是当时青年们面对的根深蒂固的精神囹圄。彷徨之后，何去何从？吕纬甫面对生活的无聊和死寂，放弃了前进，选择向现实妥协。而与他选择不同的是，“我”将坚持在寂寞和彷徨中继续前进并决定继续反抗。所以小说写到，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小说结尾仍是“忧愤深广″的主调，透过艰难的生活表面，鲁迅坚定地表达了他对无望现实的抗争意识，这是《在酒楼上》里淬炼出来的深刻觉醒，是鲁迅这篇小说真正的醉翁之意。
周作人曾说《在酒楼上》这篇小说是“最有鲁迅气氛的小说“。气氛渲染包括前面提到的环境(自然的与社会的)，事件的渲染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织构。当听从母命的孝道沦为愚孝，吕纬甫屡次违心地去尽一个孝子的本份，他从来不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当他发现事情已经无法完成却不愿对母亲明言，而活在了让自己无法排解的压抑之中。阿顺这个人物是这个世界的一抹亮色，也是他难得真正情愿去为之做事的人，但阿顺被居心叵测的恶亲蒙蔽忧虑而死，为阿顺买的剪绒花也不得不违心送给了他厌恶的顺姑的妹妹，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使吕纬甫处在了矛盾绝望中。在这篇小说中，阿顺是个作者精心塑造的女性，鲁迅用了明贬暗褒的独特笔法，故意用突兀冒犯的反笔去刻画她，行文故意带着点搞怪，其实这样恰恰符合年青人的心理，这样的写法恰能把她写深刻难忘，她要强可爱又聪明能干，敢反抗(为了要剪绒花宁可挨打)，娇憨又有人情味，但她也一样可怜，因为被蒙蔽失去了反抗的机会，而被崩坏的礼教与周围人们的凶恶所戗害，如阿顺这样的可爱女性的殒灭，无形中又加剧了吕纬甫的沉沦过程。为小兄弟迁坟时棺内踪影全无，费劲周折为阿顺买到了剪绒花阿顺却又死去，吕纬甫提到的这些事件并非随意地陈述罗列，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其逻辑为希望的幻灭。生活中太多的遗憾扑灭了吕纬甫理想的火花，——但在作者”我“看来，这些事件虽然是出现在吕纬甫生活中的阴影，却并不必然成为抗争精神的实质障碍，内卷躺平的吕纬甫们仍然可以重抖精神，重新上路，奋力冲出现实的无形桎梏，去激活生命中的激情与斗志，这才是青年人该有的样子，小说正是以这种意识点明了"我"在酒楼上的醉翁之意与内在觉醒。
《在酒楼上》这个短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刊于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这一年冯玉祥在北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旧中国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国人在黑暗中没有方向，青年陷入彷徨。鲁迅小说中的这种处境与非洲作家古尔纳《博西》出现的写作背景何其相似！小说《博西》中以东非地区的人民挣脱英国殖民、求取独立自主的历史阶段为背景。《博西》的小说结构也同样前松后紧，且小说的人称同样在叙事发生了转换。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收到信的出现为转折，第一人称更换为第二人称继续叙事。《博西》中的“我”也将自己置于一个叙述者的位置，这样可以更客观地反映了非洲社会的混乱无序状，以及让人窒息的痛感与无望，所以《在酒楼上》与《博西》忧愤深广的文学基调也是相同的。
叙述节奏上，《在酒楼上》用了罗列推进式，而后的觉醒分化表现的是混沌之后的清醒，对青年有对症下药的医心效用。而《博西》情节急转直下，变化之剧烈让人猝不及防，能给人以相当大的震撼力，其情节落差上的急剧下行暗合了非洲社会的混乱无序，进而加重了窒息的痛感与无望中的忧伤。但《博西》指涉的仍然是只现象，对内在的精神渊薮与性格病因还未能有效触击，所以相比较而言，《在酒楼上》仍然具有文学的先进性，这一点不会因时间间隔百年而改变。
人物塑造上来说，《在酒楼上》除了中心人物，还连带出现了多个一笔带过的影子人物，用来表现愚昧势力密不透风的包围同裹挟，同时通过“我”带出了吕纬甫，又通过吕纬甫带出了小说中的亮点人物顺姑；《博西》则通过单线事件扑朔迷离的线索，用隐晦的叙事点明了博西这样一个优秀年轻人不明就里的悲惨猝死。两者都用小说中最有光彩的人物的死去，来表达年轻一代身上的绝望与残酷的幻灭感。
《在酒楼上》的叙事节奏舒张，情节缓缓展开，理性的观察者视角不带情感地表观了局势低潮时对年轻人的希冀同鞭策；在环境，细节，人物，事件选取上都与忧愤深广的情感基调息息相关。而《博西》注重表现事件的陡转直下，从充满希望的年轻人的争强好胜，再到被命运莫名地吞噬，情绪与节奏上制造出了剧烈跌宕的起伏变化，而引起了"我″内心巨大的缺失与深度的茫然，这样的精神困境与鲁迅时代的彷徨不谋而合，古尔纳陷入的苦闷忧愤，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历的鲁迅式的彷徨，这也说明了人类的处境在某些时候会惊人地相通。
当古尔纳的《博西》在结尾处陷入了鲁迅《在酒楼上》的开篇情境，这是世界文学百年的一次耐人寻味的首尾呼应，这种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奇特相遇是文学精神的一种必然交会与殊途同归，这不是旋而即逝的偶然，或值得进一步深究。(333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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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6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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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7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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