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0年12月）

rsjby

2020年12月7日
孙犁的《野味读书》分“书里书外”、“书前书后”、“书长书短”三部分，是其“访书、藏书、读书心得”。书里所记，均为古籍，经史子集都有涉及，谈版本源流，说内容史实，抒心得感慨。言简意赅，文短而精，对人对事多随和宽容，少激越褊狭。见解独特精准，对书对文喜则喜，厌则厌，常有己断，不随流俗。

对孙犁所知甚少，只读过他的《白洋淀纪事》，翻过他的《书衣文录》。以他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文笔清新自然而闻名。就是写残酷的战争，枪林弹雨烽火烟尘之余，也多田园风味山野情趣。在老一辈作家中，他的这一特质特别醒目，其小说、散文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就是在当下依然有它非同寻常意义，读来心胸为开，可以体味到文字背后某些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建国后，孙犁究竟创作过什么作品，这些作品的品质如何，既不得而知，也未去深究过。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都是、也只是创作《白洋淀纪事》的那位孙犁。


读完《野味读书》，才知道：孙犁不仅仅是位作家，而且藏书颇丰，涉猎颇广。其所藏所读多为传统古籍，经史子集均有收藏、阅读，还有很多传统“正书”之外的“闲书”。一直以为自己学过文史，虽读得不多却知道得较多，传统古籍大多听过其名目，知晓其内容。但看孙犁所藏所读，才知道自己只是井底之蛙，他提及的许多书目，都是第一次见到，见到才知道，比如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等。即使是以前知道的、读过的，对比他的所感所得，才知道自己读书只是翻，只求过眼，并无真正“所得”，永远也达不到他的深度。即使有什么感慨，也多是人云亦云，囿于旧说，拘于成见，永远也读不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悟不到文字背后的“深文大义”。孙犁读书，从内容看广博无垠，虽无外国作品，但传统古籍不仅经史子集，而且书画金石，比如《语石》《金石索》等，而且士农工商，比如《农桑辑要》《蚕桑萃编》等，真所谓遇者不拒，开卷有益。从感慨看深邃真切，既有作家的文学体悟，亦多更为广阔的人文关怀，所得多出于己，敢于自见，异于流俗，迥于时评，比如说朱买臣的妻子“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从态度看平和宽容，结合时代大势、具体形势品评人物、文字，不求全责备，多设身处地，少苛严褊狭，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即使经典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敢说“读不出个所以然来”。

2020年12月10日
广西师大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收录许寿裳“回忆鲁迅的两本重要集子：《亡友鲁迅印象记》和《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叙与鲁迅的交往，品鲁迅的人生、作品与思想。虽非正传，却因事均亲历，所以真切感人。对作品与思想的评价，不拘于意识形态，不拔高，客观公正，准确精辟。吉光片羽，皆金玉珠贝。


虽然知道鲁迅许多，却都是大略，若真要找较为精当处，或许有两点。一是对其人的总体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二是对其作品的评价：投枪和匕首。一直以为这两点是建国后的新创，但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才知道：并非新创，而是旧说。关于其一，蔡元培1938年11月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说：“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元培笔下的越缦先生，即李慈铭，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晚清官员、文史学家，所著《越缦堂日记》，内容涉及经史、纪事、读书记、诗文等，字数多达数百万字，是一部文史、学术宝库，人评为“可继亭林《日知录》之博”，又谓“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是“晚清四大日记之冠”（另三部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翁同龢日记》和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仅异曲同工，甚至作用更大更具象征意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其二，许寿裳1946年10月在《鲁迅的人格和思想》中说：“鲁迅的著作中，充满着战斗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为劳苦大众请便的精神。”此概括，比简单地将鲁迅作品归类为投枪与匕首，要全面准确深刻得多，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寿裳又说：“尤其是短语，不但体裁风格，变化无穷，内容又无不精炼而锋利，深刻而明快，匕首似地刺入深际。”后来的投枪与匕首之说，或许也是脱胎于此。许寿裳还说：“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也不原谅”等等的背后，有大悲悯在。这句话特别是“其本质是人道主义”一语，或许才是我们认识鲁迅的准确视角，或许才是鲁迅为世人景仰成为某种象征的真实原因，或许才是鲁迅之于当时、现在、今后的意义所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其实是两书合印，前者为《亡友鲁迅印象记》，后者为《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前者“最早于1947年10月由峨嵋出版社在上海出版”，后者“最早于1947年6月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在台北出版”。之所以要将“出版说明”里两本集子的最早出版时间摘录下来，是觉得其中透着深意，即：鲁迅不是党派的而是民族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分析鲁迅“致死之由”时，认为“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窘迫。”“心境的寂寞”里有段话，值得细细品味：“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偟’（《集外集•题仿偟》）‘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有无限的痛苦！”与这段话可互为参证的，是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读完这两段话，我们或许就会明白鲁迅诗中所谓“两间”的“微言大义”，许寿裳所谓鲁迅之“心境的寂寞”。


书中有一处错误。第33页第7行：“达个挚爱是他人格的核心，也就是作品所以伟大的原因。”句中的“达个”，应该是“这个”。

2020年12月13日
《南行记续篇》收录的短篇小说十二篇，系建国后艾芜重返西南边疆所作。作品继承《南行记》的风格，以“我”为叙事主体，写南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与风情，虽多是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但却与旧社会之故人往事相牵相依，新旧对比，以见新之美好，旧之万恶。各篇均写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有鲜明的时代印痕。


从孔夫子旧书网淘回《南行记续篇》，一是读过艾芜的《南行记》，想看看续篇；二是想从中找到一些四川方言的书证。文学界好像有一个奇特的规律：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续篇”，不论是本人创作还是他人续作，一般都不如原著。艾芜也无法摆脱这一规律，与《南行记》比起来，《南行记续篇》似乎有不小的差距。《南行记》是有中国特色的“流浪小说”，虽然也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但更多的却是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的艰辛生活与日常风情。《南行记续篇》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描述“天堂”般美好的“当下”时日，虽也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与风情，但一例体制下的一味歌颂中，时代印痕太过明显，有命题作文的嫌疑。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再再版《南行记》，却很少再版《南行记续篇》的原因吧。《南行记续篇》里的四川方言书证不多，偶尔有之，也是一些接近普通话语境的词汇。有一个猜测，或许不对，却一直耿耿在心：《南行记》里随处可见的四川方言是艾芜行笔时的自然流露，那时的他或许只能用熟识的方言词才能准确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内容；《南行记续篇》很少见到四川方言是艾芜的刻意回避，经过长时间的文学陶冶，他的语文文字功力有很大提升，他想让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普适性”，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不愿让小说披上一层地域的外衣，至少要在语文文字这个层面上杜绝。

2020年12月19日
《直面与正视》有个副署：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1版2印的封面是一张鲁迅的正面像，内容却是周海婴的回忆录或称自传，有点脱节。只是尽管鲁迅逝世时周海婴还小，但作为鲁迅唯一的儿子，且有许广平与鲁迅故旧的关系，所言鲁迅之事多属家言，应有参考价值，值得研究者认真梳理分析。


说实话，从来就对对周海婴没什么期待，总觉得他与鲁迅虽血缘亲近，是鲁迅唯一的儿子，但不论是文学的还是思想的都离鲁迅太远太远。名人之后多庸庸，似乎是不成定律的定律。所以，一直没买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也不太想读这本书。但盛传出于此书的那段关于“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问答，却一直耿耿在心，挥之不去。买这本书，读这本书，只是想求证这著名的问答是否存在，是否如此。还好，现在的大环境终究宽松，不会随便删减相关内容，书的正文的最后之部分，即“后记”之前的“再说几句”，所说的就是这一著名问答。内容不长，摘录于此，算是资料保存。“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主席的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引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的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宁波的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二OO一年）七月拜访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2020年12月27日
用颜歌自己话说，“《五月女王》就是我的青春迷惘。”小说以平乐镇为背景，袁青山的奇异成长为主线，以的“我”所见识镇上奇人为辅，描绘了一副鲜活的市井生活图画。故事奇巧，既在生活之内又在生活之外；伏笔众多，常常出人意料却理所当然。不只是青春迷惘，更有死亡的荒诞凄清，格格难入的无奈悲凉。


读颜歌的作品，是想找四川方言的书证。第一部读的是长篇《我们家》，收获了不少四川方言的书证。对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封底上介绍“鲁迅有鲁镇，沈从文有湘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有马孔多，莫言有高密东北乡”之后的一行黑体字“颜歌有永安平乐镇”，很不不以为然。觉得颜歌或许有志于如介绍所言要将“平乐镇”“打造”成文学作品里的经典意象，但至少在当下与前面几者还有很大的距离，不可能相提并论。很多时候，为了使作品更吸引人，出版社也好、专家学者也好、朋友同好也好，它们和他们的推介语都有夸大其辞的成份。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在出版，多多少少都有可取之处，吹拍吹拍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出什么问题，管它符不符实。这也是我一直不太喜欢甚至讨厌封面、封腰、封底上有推介语的作品的原因。


读《五月女王》，一直很压抑。差不多一开始，袁青山还是一个上幼儿园的三岁小孩时，小说就提及了袁青山的“死”。这个“死”一直压在我的心头，难以抒解。但颜歌还不满足于此，几乎每章的前面都要写有一个平乐镇的人物，而且几乎都要写到他们的“死”。更有甚者，在小说结尾处还要浓墨重彩地画一笔：其实“我”也是早已“死”了的亡魂。小说主线写袁青山的成长，成长的目标却是死亡；袁青山因为特别高大而被人目为异物，她的生命就只能匆匆死亡。辅线写“我”观察的小镇人物，这些人物差不多都走向的死亡，连“我”这个观察者也早已死亡。逃离平乐镇的袁青山的母亲、岑伯仲的父亲“死”了，回平乐镇看望袁青山的同母异父兄弟岑青江“死”了，一直生活在平乐镇的袁青山的同父异母妹妹袁清江或许“死”了；“我”欲观察探问其究竟的“我”爷爷、高木匠、何胖娃、张仙姑、曾寡妇、宣传员、钟腻哥、茅厕娃、花疯子、邓爪手、姜有余、贾和尚、叶豁子、陈三妹、朱驼背、高歧也全“死”了。“死”有平平常常，“死”有奇奇怪怪，“死”无处不在，“死”既真又假。虽然颜歌小说里的袁青山的“死”和“我”的“死”或许是寓示青春的死亡，“我”观察下的人物的“死”或许是寓示平乐镇旧时光的死亡。逃离者的“死”、未逃离者的“死”，或许寓示死亡无处不在。但在我看来，每一次“死亡”都是真切的生命的死亡，都是异于常的奇异之人的死亡。颜歌说：小说的主题是“我的青春的迷惘”。我越读越觉得：迷惘之外，有更多无言的凄清，深沉的悲凉，如浓雾弥漫，无处不在，如毒虫附体，噬骨吸髓。本来，当作者赋予死亡诸多寓意时，死亡就会成为一种仪式，一种象征，一种意象，不再触目惊心，不再令生者心生痛切；本来，当死亡只是他者的灭失，只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旁观者就很难感同身受，而会如陶渊明所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那样。但颜歌笔下的这些“死”，虽只是纸上的死亡，却总令我心有戚戚焉，有一种无言的悲萦绕着我；意尤耿耿然，希望那些死去的能美好地再活很多年。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颜歌的《五月女王》，但这部小说的确打动了我：不仅仅是小说里四川方言的亲切感，更多的还颜歌描绘的千奇百怪的“死亡”里或许存在或许根本就是我想当然的寓意。

万里山水

手头有《野味读书》，一直没看，先在这里了解一下。喜欢点到为止的心得体验。

刘彦林

问好老师。非首发作品不能作为计酬推荐对象，望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