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看的多一些，不是追剧，就是浏览浏览新闻，大概是前两三天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漪老师，就再没有换台，直到属于她的专访结束。
当老师的，尤其是当语文老师的，多半应该知道于漪老师，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她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无论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上取的突出成绩还是在教育理论上提出的前瞻性、革命性的一些理论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影响了教育的路径和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她也荣获了“人民教育家”的殊荣。
被称为教育家的人好像有不少，自然都是行业里的翘楚，而被称为“人民教育家”的少之又少。影响力最大的是陶行知先生，这个从安徽乡间走出来的青年才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杜威的学生、胡适的校友，回国之后，脱下博士袍，走向田间地头，一头扎在最底层的民众中间，用最朴素的语言致力于平民教育和大众教育，百分之百地献出了自己，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什么荣誉对于他都不算过分。
二00四年，我在歙县游荡，去了陶行知纪念馆，馆内高悬的四个大字就是对于陶先生的最高评价——万世师表。字是宋庆龄先生提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原来宋庆龄先生的字那样好，端庄大气，用笔疏朗，字体匀称，骨力千钧。后来再多看了几幅，宋先生的字本来就很好，而这几个字可能是她最好的，想来是发自肺腑的缘故。
那一次是一个专业的培训，指向是新课程改革。主办方很给力，请的专家有些都是享誉全国的。第一个主讲的就是江苏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成尚荣先生。老先生就拿着一个玻璃杯，一杯清水，一口气聊了三个小时，让人大开眼界。他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搞课改要学什么？就学学你们进门时看到了那个雕像——陶行知。任何花哨在陶行知面前都苍白无力且多余。我们培训的那个学校里正中间就是陶行知的雕像。
我想成先生自然不是站在课改的角度反对课改，他所在的江苏省的基础教育改革一直是在全国靠前的。他更想表达的是教育也好，课改也好，终极目的还是人民、还是大众、还是奉献，还是爱心。这些都是教育的初心，亘古不变。
后来也听过魏书生，感觉他身体好，精力充沛，能力很强，技术层面的多一些，是一个先锋式的人物。再后来听的就很少，只是机缘巧合分别看了一场于丹和曹文轩的现场讲座。于丹的讲座可能正是她最火的时候，几百块钱的一张票排队还排了三个小时。场面极其火爆，工作人员行色匆匆，高度戒备，不让拍照录像之类。我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齐耳短发的脑袋不停地晃荡，辅以频率很高的手势和体态语，至于内容多少有些忆苦思甜的励志性质，标准的心灵鸡汤。凭良心讲，现场感染力还是很强的。我一直认为于丹的文学能力要大于她的思想深度，表演特长要超过她的学术功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高中语文老师，谈不上什么大家之类。至于曹老师的现场，就更有意思了。主持人也好，曹文轩本人也好，那天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是：对不起，时间有限，对不起，时间有限——我都纳闷了，你时间有限干嘛不能找个时间无限的日子撒？你都知道对不起了，干嘛就不能对起一些撒？原来“对不起”这个词是个虚词，千万别当真。至于曹老师本人的内容我是一句都记不清楚了，远远看他，是个斯文人，穿着打扮也很得体，所以结束的时候，太多的学生家长——年轻的妈妈居多，蜂拥着上前找他签名，我多少有些莫名其妙，就回宾馆睡觉去了。
我家的书架上从来就没有过于丹和曹文轩的书，看他们的讲座钱也不是我出的。
学习也好，讲座也罢，主办方和派出机构动机可能很纯粹，无非是让参与人得到提高，最好是醍醐灌顶之类。偏偏我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一外出培训，第一想到的可能是有什么好山好水转转，好吃好玩的尝尝鲜，听课的时候藏在某一个角落把时间混下来就行了。就怕互动，因为互动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冲瞌睡。所以很惭愧，我把自己定性为末流教师也算是是有自知之明。
不过，于漪老师的出镜还是让我有些感触。
首先是年龄，我都不知道她老人家已经有93岁了。想一想也对，自己都混三十年了，在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于老师就名动天下，有这个年龄也正常。在我们都还时常把“退休”这样的词语挂在嘴上的时候，她老人家还是那么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谈到教育时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她的倔强和执着使她一个拼音字母都没学过竟然成了顶级的语文教育大家；恢复高考之后，她带的语文升学率达到了惊人的数据；她自信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学好语文，并且随手举出了实实在在的例子。对于别人来讲，说什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教不好的学科”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妄人”这样的词语。于老师既然开口了，那一定是所言不虚，那个不会写作文的孩子能把一只乌龟写活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于老师只不过把他变成了现实。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只是因为我们想不到，或者说不敢想以及就是没有做到位。
每一个老师都会有一两个成功的案例，之后没有是因为我们不复从前。
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就在我们反复针砭教育之所谓乱象，厌倦于学生之难教厌学、社会诱惑之重、师道不存人心不古之际，我们唯独渐渐忘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也蜕变了。教育哪有那么复杂？教育不就是全心全意地希望孩子们好吗？这些关乎名利的东西究竟与教育有多大关系？我们是因为要被抬举而教书还是就是因为本身就是教师只能教书因而只能教好书？
很年轻的时候，我在一个学校带着一拨乡里的野孩子，学校里没有足球，孩子用草绳绕起了一个足球，我和他们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踢球，那是何等的快乐？然而就在今天，我车子的后备箱里有篮球、乒乓球、连毛巾和运动服都很齐备，然而我动过几次？
上周我给学生上课，课的题目叫做《好山好水好风光》，上到兴处，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唱几句《我的祖国》，因为这个题目和《我的祖国》第二段开头几乎一样，多好的素材，然后声音在喉管里转了几下，到底没有发出来。我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过后相当沮丧，真的是老态作祟还是已然很难纯粹？
于老师还大篇幅地谈到了语文教育的属性鉴定，这个是千百年反复争论未果的命题，就是到底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一个极端是“文以载道”而失去语文该有的趣味，另一个极端是语文只是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不应该附着于价值层面的东西。现在的说法是两者的结合，这方面于老师是出力最多的，并且最终写进了语文教学法。我们已经被这样的理论武装了几十年觉得很自然，但是在一切价值都在被重估的八十年代初期于老师等能认识到这点无疑对教育起着导向作用。按照现在的话说，教育归根结底还是个“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于老师等等是发起者、坚持者、成就者。
理论上的探讨是没有止境的，我也无意于因为一个采访就完完全全地神化于漪老师。我感佩的是这个老人是怎样坚持并且怎样一直坚持的。采访当中不断有她对于自己追逐的无悔还有理论的自信。镜头还展示了她的部分手稿，流利的手写行书，在稿纸的方框里周周正在地安放着，像一个跳动的小雨点，活泼而富有生气。一个那么忙的老人，那么精益求精的老人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且全部关于教育，“人民教育家”当之无愧。
要有怎样的动力才能铸就如此？
我顺便瞄了一下于老师的屋内陈设。简单的公寓，老式的家具和柜子，到处是书，然后一张相当显旧的书桌和木椅子——我的感觉，这应该是目前上海市最为普通的居民住宅和装修——那根本谈不上什么装修。按照经济条件，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她无关享受。
为什么我们总是挣不脱太多的物质枷锁？
我和人半开玩笑时经常说，我一个月抽点烟、加点油，吃点蛋炒饭之类，大约有个一两千就可以对付了，剩下的都是剩余价值，要么被别人剥削要么就是被老婆剥削，无所谓的。结果，没被老婆掐死！
我是玩笑，大先生们是真正地在践行。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吴冠中先生的住所，一个一幅画能被拍到一个亿的老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怎么说至少得和黄永玉老人一样，整个“万荷塘”吧（黄永玉老人在北京有个万荷塘，你要是算值多少钱得烧死太多脑细胞），但是，吴先生就住在老旧的普通公寓里，里面堆满了书画，镜头里最突出的是他那张瘦削的脸。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这方面容易被遮蔽，被忽略。
并非他们与世界格格不入，而是他们看透了世界，实现了自己。
喧嚣的世界里，教育这个行当新概念层出不穷，新花样不断翻新，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最为普通的老师来讲，多半跟不上也懒得理会。我说起来三十年教龄，真的不短了，虽然不至于不务正业，但不务专业是肯定的。回头一想，主要是自己的原因，不够努力，不够热爱，不够真诚，不够纯粹……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接触了太多的假名士，唯独没有见过几个真君子。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仡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是司马迁很少的如此动情的评价性文字，读得时候都能感觉到他热血上涌，情绪激动。其实按照某些说法，司马迁当时的风评并不高，乡里人也不待见，他为人也算苛刻，能入他法眼的没有几个人，一个出使的张骞按说应该评价很高，司马迁和他的关系非常不好，语带讥讽。汉武帝他都不待见，写过《今上本纪》现在找不到，据说过分而被刘彻给删除了。但是司马迁对于孔子算是顶礼膜拜的，那也是一个老师，一个开先河的老师，一个永远在奔走，永远在推介自己理想和信念的一代宗师。
祝愿于漪老师健康长寿吧！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2-10-23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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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2-10-25 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