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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十）
乾隆朝文字狱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乾隆皇帝开展的禁书运动。所谓禁书，就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销毁反对统治阶级或对统治秩序不利的书籍。禁书和文字狱，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统制的手段，但禁书只是禁毁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狱则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以及与作者有关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统治者也曾禁毁过书籍，但都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书籍。而乾隆朝的禁书，则是倾全国之力，历二十余年，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多年查办文字狱过程中，乾隆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识，就必须彻底销毁那些传播这些思想的书籍，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当时毕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个时代了，他不想给后世留下毁灭文化的恶名，而且还要留下美名，这一目的他居然就达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两件文字狱案。这原是一起告发贪官的群访事件，却被乾隆敏感地从中发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而转变为两起文字狱大案。当时，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带。一日，召见当地士绅，询问地方情况。有一个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退职官员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县遭遇大水、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的问题。乾隆听后不悦，认为彭家屏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两天后，他召见图勒炳阿责询，图勒炳阿矢口否认。于是乾隆便让图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据实奏报。而在图勒炳阿的奏报未到之时，乾隆就已经在经过济宁时，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的汇报中知道了“去年水灾‘惟夏邑被灾独重’”的实情。这有些出乎乾隆的预料。不久，图勒炳阿的奏报亦到，仍然匿灾不报；但奏报中的粉饰之辞，却又让乾隆宁可相信所报情况是真实的。于是，他对图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几句，叫他对灾区加赈一月，便将此事了结。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视了与河南相邻的江苏徐、淮等地，亲眼见到了灾民流离失所、田园被毁的真实景象，这才对去年秋天江淮一带水灾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进一步调查，而自己则结束南巡回京。当他返京行至山东境内时，又发生了两起河南夏邑灾民拦路状告当地官员办赈不力、贪污灾款的上访事件。这让乾隆大为恼怒，他已经让河南官员加赈，却为何还要越境告状，他怀疑这其中或许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怀疑是彭家屏。经审询上访者，还真的审出了指使之人，但这个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县生员段昌绪。于是，乾隆将上访者交河南巡抚衙门继续深查。不久，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贪污灾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乾隆于是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新疆军营效力，将夏邑、永城两县知县革职查办。然而，仅过了两天，事情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夏邑县知县孙墨，在被革职之前，突击查抄了段昌绪的家，抄出一份《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这使乾隆大为震惊，吴三桂叛乱已过去80年，竟还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最初对这起上访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变原先的处理决定，恢复图勒炳阿等被革职官员之职，责成他们继续清查此案，并指名要严查彭家屏，他仍然坚信，彭家屏才是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吴三桂反清檄文》。为了有利于调查，乾隆将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离家之后，河南官员对他进行了突击抄家，但没有查到《吴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员，共审彭家屏，逼他交出《吴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说他的确没有藏匿《檄文》，乾隆说段昌绪家中藏匿此书，你家难道能没有吗？即使没有，也定有其它这一类书籍。在乾隆强大气势的压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这终于让乾隆抓住了把柄，两案被定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这两起文字狱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诫世人，不得藏匿这类逆书。所以，在审结彭案时他在谕旨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蒐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此后，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齐周华逆书案，三十四年下令销毁钱谦益书籍、书板。可是，数年下来，却并没有多少人主动交书。这使乾隆意识到，仅靠士民畏祸而自行销毁家藏禁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由政府强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购觅“历代流传旧书”“汇送京师”，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而真实的目的则是调查摸底，禁毁书籍。但是，过去一年“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于是他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拟定了采访旧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又再次点了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两年多过去了，这一次书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想要“征集”的书籍却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强文化建设的伪装，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严旨：为什么这么多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然而，严旨催逼也并不比设计诱惑的效果更好，特别是在江浙等省仍进展缓慢。清朝的官员，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文字狱，对书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别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但是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阵恶风，将这场大火燃烧起来，这阵恶风就是文字狱。在乾隆四十二年，他亲自制造了几起文字大狱，其中最典型的，是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岁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举人，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海成这也是向皇帝邀功请赏的意思，不意却遭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说他有眼无珠，竟遗漏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更加严重问题海成居然没有看出来呢？原来书中竟将康熙、雍正和“朕”的御名——玄烨、胤禛和弘历“一一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在乾隆时期，尽管避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字典，属于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意思，这原本是王锡候的好意。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结果，王锡候被“从宽斩决”，所著书籍13种全部销毁，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江西巡抚海成也受到了严处，被发配新疆乌什效力。这个海成，是一个禁书运动积极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刚树起来的先进典型。但他在查办《字贯》案时，却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问题，属于严重渎职，于是乾隆便翻转脸来，又拿他作了一个反面典型。乾隆严办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满人，省级大员，又是他亲手树起来的禁书积极分子，将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员，如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此后，各地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字狱。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书运动结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狱五十九起，中国封建时期文字狱，被推上了顶峰。 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除了禁毁书籍以外，还包括篡改书籍，就是编修四库全书，这被誉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伟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血迹渐渐淡去，后世的人们，经过《钦定四库全书》的愚化，开始颂扬乾隆的盛德；时至今日，对编修四库全书，仍然是誉多毁少，认为保全了中国的古书。鲁迅先生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他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是的，这样的保全古书，实在也是毁灭了古书，而且比禁毁古书更阴险。我曾见过南宋胡铨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陈辞、愤怒声讨秦桧等人卖国行径的战斗檄文，四库版只删减数行、改易几十字，便血气尽失。乾隆御下的那帮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还真是高超。阅读这种钦定的文章，国运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舰炮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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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9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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