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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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3、4月间，鲁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过一篇名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文章，向世人揭露国民党残酷迫害左翼作家的事实。该文未在国内刊物发表，1931年的《新群众》上也未刊载。后收入《二心集》。

    在谈到“黑暗中国”的“统治阶级的官僚”“禁期刊，禁书籍”之无稽极端时，鲁迅说：

    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 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 Mühi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尊严了。

    据《鲁迅全集》注释介绍，发怒的“将军”，“指当时湖南军阀何健（1887—1956），湖南醴陵人，时任湖南省主席。”何健“在1931年2月23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其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曾提到何健的“咨文”。据《鲁迅年谱》介绍：1931年4月1日，鲁迅“校阅孙用所译匈牙利裴多菲的童话长诗《勇敢的约翰》毕并作‘校后记’，载10月湖风书局出版的《勇敢的约翰》，署名唐丰瑜，收入《集外集拾遗》。”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一文里，鲁迅说：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

    动物能不能说话，有结论不同的两种答案。站在动物的立场考察，它们能说话：它们彼此互通声息，除靠身体姿态外，肯定会用到它们的语言，即要“说”它们的“话”。单纯从人的角度分析，它们不能说话：动物语言只动物能懂，与人的语言无法互通互译，它们不能“说”人“话”。如果“说”是泛指，指用声音表述，动物则能“说”话。如果“说”是特指，指人的言语，动物就不能“说”话了。何健“咨文”里的“说”，显然是特指。何健认为：“说”只能用于人，不能用于动物，“近日课本”里的童话，使“禽兽能作人言”，将“尊称加诸兽类”，绝对是“莫可言状”的“鄙俚怪诞”。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通今人读来瞋目结舌的“怪论”呢？

    难道因为何健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

    据杨学东所著《何健传》（东方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介绍：何键，号云泉，后改号芸樵，国民党陆军上将。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03年入县立朱子祠小学读书，1904年就读于县立渌江中学，1906年考入长沙崇古学堂，1909年后入湖南公立政法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弃政入武，相继入湖南将校养成所、武昌第3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学习。从何健的生平看，他并非张宗昌似的草包，虽不能说有多深厚的国学修养、多丰富的新学知识，至少是既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学的“新”军阀。所以，何健的“怪论”，应该另有根柢。

    或许与传统文化氛围相关！

    虽然传统文化特别是底层的市井文化里，动物也“说”，历代传奇、志怪小说都有动物化身人形，与人相处，说话的故事。但这些动物与童话里的动物不同：它们要么成妖，要么成精，一般都要幻化为人，才说话。换句话，它们之说，其实不是动物之说，而是另一种人在说。传统文化里，除童谣外，很少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儿童的文学》里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更没有童话这一文学种类。（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古童话释义》说：“中国自昔无童话之目。”）而且，传奇、志怪等小说家言，历来被视为旁门，不入正统文化的法眼。何健读私塾，学的应该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儒家的“四书五经”；小学、中学虽是晚清新式学校，但除新增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科目外，并无外国文学的内容；崇古学堂崇古，法政学堂是官吏速成学校；辛亥后，上的全是“武”备学校。何健于新文化运动时才从西方引进、渐为人知的新文学形式童话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他个人的文化橱窗里，没有“童话之目”。所以，他无法理解童话世界的拟人手法，看到童话里“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等，自然会觉得“有失人类尊严”、“失了人类的体统”了。

    周作人在1912年10月所作的《童话研究》一文中，曾经说过：

    童话者亦谓儿童之文学。今世学者主张多欲用之教育，商况之言，扬抑未定：扬之者以为表发因缘，可以辅德政，论列动植，可以知生象；抑之者又谓荒唐之言，恐将增长迷误，若姑妄言之，则无异诏之以面谩。

    虽然周作人认为：“二者言有正负，而于童话正谊，皆未为得也。”但至少在何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咨文”时，童话已“用之教育”。而何健对童话的态度，肯定是“抑之者”了。

    1931年3月6日，《申报》以《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为题，公开发表了何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何健的“怪论”自然逃不过博览“群报”、关注“时言”的鲁迅的火眼金睛。虽或值不得专门作文驳斥，在相关的文章里“刺”一下却很有必要：既是对文坛“禁期刊，禁书籍”现状的挖苦，也是对当权者“将军”之流指驴为马的嘲弄。

    以“武”闻名的何健《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虽或是“省主席”的职务行为。但一个军人，硬要自信地就自己“外行”的童话这个“文”的方面发言，还公开发表出来，其结果只能是引起文化大家鲁迅的嘲讽，留“污名”于青史文卷。所以，发表公开言论时，最好控制在自己专攻或至少熟悉的范围，如果明明是外行，却偏充内行，对什么都信口雌黄，指手划脚，言论就会沦为谬之千里的“怪论”，自己也会成为大众的笑柄。只是，人特别是占据要津的当权者多自以为是，舆权在握的“专家”、“学者”常作惊世之语；因此，人世间便充斥着种种奇谈怪论。前有踵，后拾跡，古如此，今亦是，令人笑掉大牙，令人哭笑不得，令人悲愤不已，令人绝望透顶。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的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里的“约在1931年3、4月间”，一是黄乔生《鲁迅年谱》里的1931年“2、3月间”。何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的落款时间是1931年2月23日，咨文作为国民党政府内部运行的文件，鲁迅不可能看到。鲁迅看到的，应该是1931年3月6日《申报》公开发表的何健的《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所以，《鲁迅全集》明确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的写作时间“约在1931年3、4月间”更准确。当然，完成于“2、3月间”也勉强说得过去：此文起笔于2月，未写完时看到何健的《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乃将其写入文中，于3月完成。

    查《鲁迅日记》，1931年3月曾有提及“史女士”： “十八日 晴。下午寄小峰信。晚史女士及乐君来。”文中的“史女士”，应该就是“约”鲁迅“为美国《新群众》杂志”写文的史沫特莱。鲁迅日记很简略，没有说史沫特莱“来”干什么。若“史女士…来”与《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有关，其写作时间两说皆可：如果她是这一次“来”，是约稿，《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最早的起草时间只能是1931年3月，创作时间应为《鲁迅全集》注释里的“约在1931年3、4月间”；如果她这一次“来”，是取稿，《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的完稿时间则截止于1931年3月，创作时间则是黄乔生《鲁迅年谱》里的1931年“2、3月间”。

刘彦林

感谢老师再次支持 书话评论  版。问好。

云馨

老师博学，所评内容自是与众不同。拜读学习了！

刘彦林

《“将军”怪论》一文，从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将军”引出话题，结合《鲁迅全集》、杨学东所著《何健传》、周作人《童话研究》等史料进行论证；有理有据，史料详实的一篇。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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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馨 发表于 2023-12-18 12:41
老师博学，所评内容自是与众不同。拜读学习了！

谢谢阅读留言。慢慢读《鲁迅全集》，读到有感慨处，便瞎写写。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瞎想，但也算是读有所得吧！

rsjby

刘彦林 发表于 2023-12-19 16:05
《“将军”怪论》一文，从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将军”引出话题，结合《鲁迅全集》、杨学东所 ...

鲁迅总是百读不厌。他文章里的许多东西，是永恒的，虽时过境迁依然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