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举与他的自著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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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思举，清代中期四川宣汉老君百花坪人，是宣汉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人物之一。罗思举因军功而官至提督，其子孙也因荫出仕。在宣汉，民间多不直呼罗思举其名，而尊称“罗大人”。“大人”虽是旧时民众对官员的通称，罗思举子孙也因荫出仕位“大人”之列，但“罗大人”却不是姓罗的大人之简称，而特指罗思举。今天，一说“罗大人”，宣汉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罗思举。

    罗思举一生以从军为中点，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军前，一是从军后。

    从军前，罗思举年少轻狂，“胡作非为”。民国版《宣汉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之“勋臣•罗思举”说他：“胆力过人，自幼不拘小节。”“不拘小节”，显然是为罗思举“隐”，言下之意便是不按规矩办事，所作所为多出常规。清绥定知府顾复初《府志稿•罗思举传》说他：“有胆略，跷捷桀黠，能逾数仞之墙，往来如飞。既贫困，又遭岁欠，夫以为生，乃飞为椎埋奸利事，与鸡鸣狗盗伍，亡命秦、豫、两楚间，结交得三十六人，借躯报仇，手杀不义之徒先后数辈，屡遇奇厄及刑狱，适有天幸，得不死。”“跷捷桀黠”、“为椎埋奸利事”、“与鸡鸣狗盗伍”，应是客观描述，普通人肯定不敢为敢做。魏源《圣武记•嘉庆川、湖、陕乡兵记》说桂涵与他：“胆智矫捷，不治生产，横行乡里，屡触禁纲，遂不知所之。”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横行乡野”，自然会“屡触禁纲”，官方辑拿之下，只好外逃，“不知所之”。《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四《杨遇春罗思举合传》说他：“少有胆略，跷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厄，幸不死，久之自悔。”“为盗”，是对罗思举从军前职业与身份的准确定位。用宣汉方言说：罗大人从军前，是个强盗（即偷盗者、偷儿）。罗思举在“为盗”过程中，“手杀不义之徒先后数辈”、“数杀不义者”，用今天的眼光看，私刑轻断别人生死肯定是“滥杀”，但在当时却是豪杰所为，很得人心。

    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罗思举的命运无外乎两端：一是在盗匪冲突中丧生，一是被官方羁押身死。但“嘉庆元年，川、楚之间，教匪四起”，改变了罗思举的命运。“教匪四起”指白莲教起义蜂起云涌，“教匪”即信教会众。宣汉是白莲教起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王三槐起于峰城”（峰城莲池沟）。世事突变，时年32岁的罗思举慨然投军，开始了他与白莲教起义教众不休不止的征战生涯、“奋勇杀贼”，屡获拔擢。由普通乡勇，而七品军功，而蓝翎千总，而夔州左营千总，而守备，而游击，而陕西都司，而山西参将，而太平协副将，而重庆总兵，而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卒于提督任，赐谥壮勇，晋赠太子太保，谕赐祭葬，国史立传。”魏源在《圣武记•嘉庆川、湖、陕乡兵记》里说：“思举用兵善因险出奇，以少破众，长用劫，长用伏，长用间。……军中号曰‘罗必胜’，谓晦夜劫营必胜，岩沟间道必胜，冒旗诱敌必胜。”“因险出奇”，战法多变，善用“诡道”，应是罗思举战多胜、攻常克的重要原因。魏源还将罗思举与同为宣汉人、同因征战白莲教起义教众而官至提督的桂涵比较：“世多以思举与四川提督桂涵齐名，谓出身功名略等。源尝以质果勇侯杨芳，芳少许可，顾独贤思举：‘涵特以乡勇击小贼，视田朝贵、薛大烈辈，彼善于此耳。岂思举烈大夫比？思举不屑依附总督以速贵，而甘从提督血战，冒万死也。其生平岂桂涵比？’”显然，在魏源看来，罗思举自有风骨，不蝇营狗苟，“冒万死”“血战”，要高出“击小贼”的桂涵许多。

    在宣汉，关于罗思举的传说很多，最为甚者是蚂蚁葬母。传说：罗思举家道中落，贫困不堪。母亲死后无棺椁，只好以草席裹尸，背负出门，准备葬于山中。未至葬所，突黑云四起，雷声震天，暴雨急至，罗思举见雷狂、风猛、雨急，只好将母亲尸身暂置路边，跑回居家的岩洞躲避。待雨过天晴，回来准备葬母时，原置于路旁的母亲尸身已被蚂蚁搬运的泥土掩埋，一坟耸然，自然天成。无独有偶，在宣汉，也有许多关于王三槐的传说，最为甚者也与母亲相关，即杀母祭旗。传说：王三槐聚众起义时，为向教众表明自己义无反顾、永不回头的决心，也为防止官兵捕捉亲人要胁自己，将自己的母亲杀死祭祀军旗。罗思举与王三槐，是对立双方的两位豪杰。二人住家相邻：罗在老君百花坪，王在峰城莲池沟。据说，二人还是表亲关系。两则与母亲相关的传说，均不见于正史，真实的可能性小，虚构的可能更大。既然如此虚构，肯定有旧时官方教化之下的民间寓意。只是，这民间寓意究竟是什么，恍惚明白，却又说不清楚，不好说清楚。

    罗思举晚年（道光十八年），“于楚北提署杏花书屋”著成自著年谱。其时，罗思举在湖北提督任上，驻防湖北谷城（即“楚北提署”驻地），“杏花书屋”是罗思举的书斋。罗思举自著年谱，在其逝世后，以《罗壮勇公年谱》为书名印行面世。现有清光绪年间泉唐汪氏刻《振绮堂丛书》本、武昌肇杏书屋刻本、巴蜀书社贾载明校注本行世。

    胡适对《罗壮勇公年谱》评价颇高。1953年1月12日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演讲（演讲内容1953年1月13日以《传记文学》之名登载于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等报）时说：“提出两部我个人认为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这两部传记，虽然不能说可以与世界上那些了不得的传记相比，但是它在我们中国传记中，却是两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一、《罗壮勇公年谱》（即《罗思举年谱》）；二、汪祖辉《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

    周作人也曾提及《罗壮勇公年谱》。民国“廿六年三月一日”，周作人作《谈食人》一文，谈“既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的《谈史志奇》一书里关于“食人”的事。刊载于1937年4月1日《宇宙风》第38期，署名知堂。收入自编文集《秉烛谈》时，改名《〈谈史志奇〉》。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听说罗思举在他自著的年谱里讲到军中乏食，曾经煮贼为粮，这是清末的事，以后大约没有了罢？”周作人将罗思举“煮贼为粮”归为“清末的事”有误：罗思举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煮贼为粮”大约是嘉庆六年的事，应属清中。

    《罗壮勇公年谱》最大的特点是真实。对从军前自己的所作所为，罗思举一点都不避讳，一一道来，任人评说。比如说到幼时读书：“读书只念一遍余就背得，写字教认一个‘人’字亦不能识。”记性很好，认字不行。清绥定知府顾复初《府志稿•罗思举传》说：罗思举“尝自辑生平事迹为二卷，纤悉甚备，其微时所为亦不讳。”“微时”指没有军功、没有做官身份之卑微时，即从军前。胡适所谓“最有趣味”，应该也是指罗思举从军前。对征战经历的自述，则真实得残酷、残忍甚至残暴了，最为甚者便是周作人所谓之“煮贼为粮”。关于“煮贼为粮”，《罗壮勇公年谱》里说：“贼败入楚，向二竹一带老林奔窜，官兵屯扎茅平，缺粮，实属无法。余上前回明，令所获三千五百多贼人剥杀煮食，七大人应允。每日将所获贼人立斩均剥肉煮食。至十日，竹溪粮米运到始接兵食。”将“贼人剥杀煮食”是因为“缺粮，实属无法”；如果不缺粮，有办法，自然不会将“贼人剥杀煮食”了。罗思举所言，多少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四《杨遇春罗思举合传》也有记载：嘉庆“六年……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鞯，啖贼肉以追贼。”一句 “啖贼肉”，将战争的残酷、残忍、残暴暴露无遗。胡适在谈到《罗壮勇公年谱》时也曾提及 “他说，有一天在打仗的时候，送粮的人没有赶上时间，粮草因此断绝。他怕影响军心，于是他就去报告他的长官：‘我们粮草断绝，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把几千俘虏杀了来吃？’他的长官说：‘好。’结果，就把俘虏杀来吃了，留下一些有毛发的部分。第二天，运粮的人仍然没有到，于是又把昨天丢了的那些有毛发的部分捡起来吃。第三天，粮草才运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写实。”惨烈程度，无法想象。这样置“人性”于不知何所处的真实，令后人读之毛骨悚然，恶梦不断。

    罗思举读书时连一个“人”字都不能识，最后竟能自著年谱，而且将年谱写成“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不得不说是世事播迁、造化弄人。


    参考资料：
    宣汉县地方志办公室校印《宣汉县志（民国版）》
    中华书局《清史稿》
    《罗壮勇公年谱》（《振绮堂丛书》本复印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胡适文存》
    岳麓书社《周作人著作•秉烛谈》

刘彦林

《罗思举与他的自著年谱》是一篇扎实的文章；融知识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既有透彻分析，也有“引用”佐证，有理有据的一篇。拜读。学习。致敬。

刘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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