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古代泛权力具有现实意义

李华新

了解中国古代泛权力具有现实意义

李华新
  
       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
       权力，实在是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绝好的切入点。而对于权力的使用和围绕着权力的寻租会如何的得到既得的利益，以及权力的泛化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都是由自己的一些特色的。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了解权力以及它是如何实现了泛化，应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


       因此，说中国的权力的泛化，是在不是一个故弄的悬念，而是权力概念更多的是运用于政府范畴，指的是人们从政治体制中获得的、强制性的、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而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存在。并且直到现在依然在发挥着影响。

        明清时期，北京的物资供应全靠漕运，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官署会为每批漕粮漕银的押解规定到达日期，而无视运输过程中的天气变化和船队的实际情况。船员水手们不敢违抗，想方设法赶在期限前送达。在这里，漕运衙门就对船只水手们拥有权力。这是无法与之理论、带有强制性的权力。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衙门中都有文书，就是抄抄写写的角色，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他可能字写得歪歪扭扭，力气没有你大，甚至耳聋背驼，老迈无用，但你就是裁撤不了他。如果你得罪了他，文书可以用文件处理的快慢、抄写字迹的清晰潦草与否，来对与你有关的事务设置程序性的障碍。那么，这个文书就拥有你所没有的权力。


       现在的权力机关，因为一介文书而改变它人命运的事情，有人以为是很少了，但是，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那些因为命案而判刑的人，有的就是一些冤案错案，现在的新闻报道已经有了绝非个案的报道，这些人是有幸活下来的；而也有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却是永远无法再生了。这里有些是无意识造成的，

       再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官员的大秘书的作用，也是一种权力泛化的具有一些具体事件可以被证明的。或者是裙带之风，也是一种可以允许权力泛化的主张因素。

      明清时期，地方长官上任都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套工作团队：　协助决策的有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具体事务的有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稿签”、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左右的“跟班”、对外联系的“执帖”等，统称“长随”或“长班”），等于自己又招募了整套政府班子。原来官府中的相关人员就变成了这套团队的助理和帮闲了。长官通过自己团队掌控政务的权力就是一种陋规权力。

       这些权力在《透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法则：泛权力》一书中是这样界定的：
　　第一是亲缘权力，指通过亲戚关系获取的衍生权力。权力所有者的法定权力一般为0，却因为有亲戚是朝廷命官或者衙门的差役，依附这些亲戚而获得了权力。所谓的以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最形象和生动的说法。而且现在的官太太现象依旧在左右着一些官员的行为做事，已经官太太在权力寻租变现，就是最为生动的事例。
         
        第二是地缘权力，指通过同乡关系获取的衍生权力。亲戚之外的人要拉关系，首推同乡。古代交通不便，异地遇同乡很不容易。各大城市都有同乡会馆，对来往的官员士人和寻常买卖人家都酌情给予资助，提供食宿。而现在的这种地缘权力，依旧是存在的，只是现在的一些高官任职，已经没有了带自己随员的习惯，往往实施独身一人赴任。只是现在的在乡镇一级当地干部任职的还是比较普遍。

        第三是科缘权力，指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的衍生权力。以上“三缘”是古人编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衍生权力的基本途径。对此是否是与前不久的博士组团到基层任职的现象相似，只是现在的博士为官以及那个不是那么容易了。

　   第四种权力，陋规权力，指的是官场上盛行却没有法律依据的制度性权力。这是一种半合法半非法的衍生权力。官场上有许多千百年来就存在的不合理制度或者规矩，比如“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做账，相关人员有权瓜分百分之五的差价。这种权力是“公开的秘密”，但肯定没有明确的法律许可。但是作为一种潜规则而还是依然如故。

       第五种衍生权力是体制权力。政府工作内容和制度的设计，天生地让部分机构或者在特定岗位上的人拥有比同等级别的机构或官吏更多的权力。这是体制设计造成的，任何体制都不能做到绝对的权力平均。那部分多出来的权力，我们姑且称之为体制权力。

　    就因为衍生权力非法，所以一切与之相关的运作都不能接触阳光。历史上有许多骗子，就利用这点假冒官员行骗。

　    近日，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领导干部要树立正气、抵制歪风时说，要提高警惕、敢于揭穿打着领导的旗号找关系、走门子、搞项目的各种欺骗行为。( 2010-12-27 四川在线）刘奇葆说，2008年初我来四川工作不久，在省纪委九届二次全会上，我代表省委常委就廉政建设作了五条承诺，第一条是带头严守政治纪律，第二条是带头执行廉洁从政规定，第三条是带头秉公用权、公正用人，第四条是带头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第五条是带头秉持社会主义道德操守。三年来，常委们都在带头遵守这些承诺。

　　而实际上，作为一个位居高位的领导，其实你只有自己对于钱财不动一点心思，那么，你才会真正能够杜绝此类现象发生。不仅是刘奇葆这样做，在山东为官的吴官正同志当年在山东也是这么说的、这么做的。只有自己光明磊落，不利用职权为自己为家人为亲戚谋利益，那就不会有人利用你的旗号来办事、谋利，这样的话，你才会有一个真正一心一意干事业、求发展的心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些专门投机钻营者，就会盯着这些机会，就会利用你的旗号来实现个人的目的。其结果那就不仅是使得自己的一生清白被玷污，重要的是会使党和政府的形象蒙羞。

　　此外一点是真得做到言行一致，要对于那些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同志，进行褒奖，而决不能打击报复，尽管自己有时会觉得面子上抹不开，让你有时下不来台，但是这样的同志，才是你真正的良师益友，是你的诤友。然而现在一些官员多半是趋炎附势者多，讨好者多，而对于那些真正按照自己表明的态度去做的人确实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同志也往往是言不由衷，因此说，根子还是在领导身上。

　　打着领导的旗号办事，策划一个骗局，其实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导着想，也不是领导不好亲自出面，但是对于既得利益又想捞上一把，这样的话就会有人打你的旗号行骗，而且有些人似乎也不相信领导不爱财、领导不贪财。

         假冒官员比冒充农民、工人或者商号老板的收益要高得多。尽管不能获得真官那样的待遇，但也能享受到若干官员收益的甘露。
         
         但是不管用得是何种手段，这些都是权力的泛化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的衍生使然。衍生权力是决定权力所有者实际权力的关键，衍生收益也是决定人的实际收益多少的关键。
　   
         正是因为“靠山权力”力量巨大，天下钻营取巧之徒无不四处奔走。因此骗子们的活动才不会绝迹。权力决定财富的事实，强化了“泛权力”，也消磨了个人的能力和斗志，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自然权力之间也是可以用来交换的。这是衍生权力的跨界权力。政府权力跨出了正常的政府管理领域，在社会其他领域施展权力，就属于“跨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权力，就是跨界权力。政府为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将权力跨越到一定的范围是应该的，关键是跨越要有一个度。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要协调好相互的管理范围。跨界权力关注的是那部分跨越到民间领域的政府权力。

          权力拥有者私自使用权力，难免是有些唐突或是不艺术，而权力只有具有了泛化的能够，权力才会用泛滥的方式为自己变现服务，而用权力寻租的多半是
在权力泛化之后，才会释放出盈利的空间，而对于那些依附于权力的有心人来说，更是看好权力的衍生意义和方式的。


（济南 李华新）




[ 本帖最后由 李华新 于 2010-12-30 09:33 编辑 ]

武俊岭

原帖由 武俊岭 于 2011-1-2 09:39 发表
有好的路子摆在那，因为自私而不走。
文章理性，睿智。

再提

武俊岭

有好的路子摆在那，因为自私而不走。
文章理性，睿智。

太和五中张奇

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分析的透彻入理

水如空

真可怕……人人自危……]

李华新

原帖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12-31 12:50 发表
中国自古到今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故权力往往居于社会的中心，而从祖先到我们都似乎未找到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与办法。

说得很准！

潇湘渔父

中国自古到今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故权力往往居于社会的中心，而从祖先到我们都似乎未找到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与办法。

李华新

原帖由 郭玉琴 于 2010-12-30 09:42 发表
对中国国情体制辨析的很清晰，有洞悉社会根本性质的敏锐能力。

谢谢论坛元老的点评！

郭玉琴

对中国国情体制辨析的很清晰，有洞悉社会根本性质的敏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