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四
纵横古今，创为全史
在《史记》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史书，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著述，即使遭遇了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历史浩劫，仍有不少先秦典籍流传下来，其中就有不少是史书。如《尚书》、
《春秋》及其三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虞氏春秋》等。然而这些史书
或为典诰体，所记只有言，而无事，人们无法看到先人们的历史活动，如《尚书》；或为编年
体，如《春秋》及其三传，基本上是春秋时期的流水账，很难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或
为记言体，偏重于记言，记事的成分很少，如《国语》；或为断代史，仅记述一个时期的历
史，如《战国策》；有的则近于小说家言，仅记述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如《晏子春秋》。因
此即使你翻遍《史记》以前的史书，也无法对秦汉，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历史形成清晰、完整的
印象。这自然给读史者留下莫大的遗憾。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这样评价《史记》：“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
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
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
也。”赵翼从史书体例上，论证了《史记》是如何“创为全史”的，也就是说，《史记》的五
种体例使它有可能全方位地反映历史。当然还应指出的是，《史记》的通史体例更是直接保证
了该书纵横古今，上下几千年，展示了中华民族完整的发祥史、发展史。正是《史记》的纪传
体通史体例既能纵向地展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又能横向地展现不同时期中国历史的具体面
貌。从太史公写作《史记》的动因与目的即可看出，他的着眼点就是一代全史。他在《报任安
书》中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
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面说：“网罗天下放失
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后面则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太史公所述历史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完全打破
以往史书或为编年，或为记言，或为国别，或为断代的局限，既纵向地叙述历史，又横向地解剖历史，由点到面，由点到线，点面结合，纵横交错，从而从体例上保证了所叙历史的完整
性。
司马迁虽然极为推崇孔子编订的《春秋》，但在史书体例上他却摒弃了《春秋》的编年体
与断代史体例。因为编年体无法横向地解剖历史，很难清晰地展现历史全貌；而断代史则容易
割裂历史进程，把一部完整的中国发展史弄得支离破碎。太史公对左丘明也很钦佩，但他对
《左氏春秋》的体例也不采纳，因为《左氏春秋》尽管记事要比孔夫子的《春秋》详尽得多，
但就体例而言，仍是《春秋》的翻版。《国语》一书被称为“春秋外传”，还有人指左丘明为
其作者。然而就体例看，它与《春秋》相去甚远，它是“左史记言”的产物，多是人物对话，
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忽略不记。而且它采用分国记事体，造成历史的整体感欠缺。在记事的
时间上虽突破了《春秋》，起于西周初年，迄于战国初年，但关于西周以前的历史仍是付之阙
如。至于《战国策》，也许秦汉时期已有其书，但它的编定却已经到了西汉后期的刘向时。此
书在体例上承袭了《国语》，亦是记言体、国别体，只是它断代为史的特点更突出。也许太史
公叙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取用了其中不少材料，可在体例上却完全弃用了此书。
显然，《史记》的文献材料虽有很多来自先秦史书，但在体例上却基本上是出于独创（也
许在形式上受《吕氏春秋》一定影响）。他创造了全新的“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既以人物为
中心来叙述历史，又着眼于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从而打破了以往史书叙事没有中心，散
点式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摒弃了以往史书叙事偏重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模式，着眼于大跨
度、全景式，从而有利于完整地再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司马迁创造性地采用这一体例，目的
自然是为了“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理清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探究人与
自然的分际，考察古今变化的原因。
说到《史记》作为“全史”的价值与意义，人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在书中，人们看到了
西周以前的历史，特别是上古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所缺失的。关于殷商时期
的历史，后人还可凭借殷墟的考古发掘，尤其是从殷墟甲骨文中窥知一二。然而关于夏代以前
的历史，尤其是夏代以前的史前史，几乎是迷雾一团，虽然诸子书、《楚辞》、《山海经》、
《淮南子》也有一些片断材料，但多属于神话与传说性质，其真实性往往令人怀疑，所以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才会说上古史是“层垒堆积”起来的。太史公爬罗剔抉，整理分
析，终于清理出夏代以前的历史，写成《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勾勒出上古史与夏朝的历
史面貌。如果没有太史公的这份努力，只怕中国人连自己的祖先也弄不清了，而“龙的传人”
之说也会失去依据。
从《五帝本纪》的赞语不难看出，史公为写本篇实在是下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神思的。
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
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
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
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
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
故著为本纪书首。”由于五帝离汉代太遥远，诸子书中虽多有言及，可往往失于荒诞；孔子当
年与学生宰予也曾谈到过五帝的问题，可惜又未传下来；《春秋》与《国语》关于五帝倒还有
所叙述，民间也流传着关于五帝的传说：史公经过“深思”，删掉那些不雅训的东西，多从古
文经书中取材，才写成此篇。
写一朝一代历史尚且不易，要写几朝几代的历史自然就更难了，而要贯通古今，写上几千
年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旧时史家多是断代为史，专写一朝一代的历史，除了司马迁，就
找不到第二个敢写通史之人，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断代史因有二十四史摆在那里，再写的话实
有炒剩饭之嫌，故而史家才专在通史上下功夫。然而历史家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没有司马迁
的《史记》，只怕对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只好望洋而叹了。
人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人们在讲这一点时首先应该感
谢司马迁，是他第一个写出了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后人不过是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往前
跑罢了；如果没有司马迁，后人要写出完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怕不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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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9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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