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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二月上旬，新抚州网新闻披露：江西宜黄县前县长苏建国复出，出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这是江西“宜黄事件”后首位官员出任新职。官员是人民公仆，人民儿子之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骂声一片，群情激奋。随后网上称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也已任抚州金巢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消息一经曝出，更是立即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抚州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抚州市委、市政府对邱建国、苏建国受组织处理影响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就是这些戴着红帽、唱着红歌，言必称人民为父母，讲必称自己为公仆的官员，在去年九月份发生在江西宜黄县凤冈镇强拆自焚事件中，扮演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角色，致使三人被烧成重伤，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严重后果，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事发后，时任县委书记的邱建国，亲自率大队人马在机场拦截欲赴京接受采访的拆迁户家属，时任县长苏建国，则亲自率人到医院抢夺死者尸体，与电影中那些肆意妄为，恃强凌弱，打家劫舍的强盗毫无二致。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抚州市委很快对八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邱建国、苏建国被立案调查。
事发后的一年中，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对该事件的调查结论却迟迟未能公布于世，却等来了邱、苏二人双双复出的消息，这怎能不让网民们失望甚至愤怒？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立案调查”在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成了当地官方搪塞、敷衍公共舆论，为问题官员遮丑压惊的挡箭牌。抚州市委组织部一名常务副部长对记者说，十一月下旬，经抚州市委常委会研究并票决通过，提名邱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问责制可能成为平息公众不满情绪的“避风港”，而官员免职则成了“带薪休假。”在这个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时代，“票决通过”的方式，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有一把手当机立断的“拍板表态”，何愁问题官员不能顺利复出？既然部属“代己受过”，那么“割发代首”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为了扫清障碍、保住官位，学习一代奸雄曹操的“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也未尝不可。抚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忠实实践者，更是“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忠实实践者。
我曾看过“宜黄事件”的视频，既曾关注过“宜黄事件”的后续报道，也曾经为抚州市委“快刀斩乱麻”的工作态度而拍案叫好，未曾想到这个“强拆问责第一案”，却给了当时以为舆论的胜利、正义的伸张而报以热烈掌声的民众一记意外的耳光。只是强拆视频中那浩浩荡荡的强拆大军，那颐指气使的“人民公仆”们，无一丝一毫的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无一丁一点的做人为官的廉耻之心，仿佛他们不是爹生娘养的，全是野山荒岭乱石中爆出来的。否则他们不会这般人性泯灭，丧尽天良；否则他们不会这般穷凶极恶，大打出手，做下这般触目惊心，巧取豪夺之举。指望这些利令智昏，独断专行的干部“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苦乐酸甜”，无异于天方夜谭；指望这些疯狂敛财，豪强作恶的干部“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无异于掩耳盗铃。每逢这时，他们总是利用宣传部门危机应对，展开舆论公关；惧怕人们以坦荡的胸怀，正直的道义将这些丑行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
近日，也有网络媒体爆料现任湖南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曾侃融，因在当地一起拆迁户自焚事件中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而被曝于今年九月份引咎辞职。九月份，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通报了上半年六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株洲拆迁自焚事件名列其中。有媒体报道透露，曾侃融被“党内严重警告”、“引咎辞职。”而其事实是该曾目前仍然在以副主任的身份出席会议、参加活动，未辞职的原因，竟然是 “还在走程序。”为此，曾侃融应该对自己的仕途依然持乐观态度，因为除宜黄“强拆事件”中的两名官员外，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复出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再如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在悄悄复出之后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还有黑砖窑事件中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
官吏腐败，欺上瞒下，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这是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主要原因，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主要因素，因为有截访大军、因为有黑监狱、因为有驻京办，所以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便有众多的“人民公仆”骑在人民头上扬风乍毛，作威作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虚美媚世，取悦邀宠。上有所好，下必投焉，为了在短期内出政绩，好大喜功的官员们便不择手段，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背地里却做了那么多缺德带冒烟的坏事。不是被逼急了眼，谁会拼上身家性命，争取合法权益、谋取正当利益的群众被自己的“仆人”们恶毒地称之为“刁民、屁民”，当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强势、权势打压为真正的一代“顺民”后，“人民公仆”们才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己抽烟基本靠送，自己喝酒基本靠供，自己工资基本不动，自己老婆基本不用。故而有人这样说，做领导的仆人叫奴仆，做群众的仆人才可以称得上叫公仆，虽然那些奴仆也喜欢被阿谀者称作“公仆。”
为了配合执政党的宣传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要推出一位群众的贴心人，人民的好干部。我并不是否认这些干部真心为民的言谈举止，执政党的宗旨，入党时的誓言，都将为人民服务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这种好干部却凤毛麟角，值得宣传部门大书特书，实在与执政党的最初愿望大相径庭，背道而驰。说起来，倒是一件非常值得令人思索的事情了。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那些个真正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的干部，倒成了来自异地的“白菜”，他们无足道哉的平常举动，在现实社会中却显得光彩夺目，也应该不过只因为稀为贵的缘故罢了。官员们追求的所谓的“五子登科”，归根结底为一个“钱”字作怪，难怪有的干部公开叫嚣“做官不为财，请我都不来”，人们送给妓女的那副“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温柔”，横批“钱是真的”的对联，同样可以送给那些在仕途上欲壑难填、前途无量的官员们。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接受《法治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完整规范，正当复出与不正当复出鱼龙混杂，公众既然难分青红皂白，也就容易触发一律质疑的怀疑，这是问责制信用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直指“宜黄事件”干部复出规定，未就“说明复出理由”有任何精细规定，而“实绩突出，根据特长”、“符合提拔任用条件”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等似是而非的表述，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给人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上述论点持有异议，因为在这个权大于法的年代，让代己受过的“替罪羊”永世不得翻身，既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也是惧怕属下与己玉石俱损，同归于尽，即使冲破艰难险阻提拔部属，也不能在官场落个不仗义的坏名声。哪里管得了众多的“临时工”打头炮，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冲锋陷阵的强拆场面是多么血腥，哪里顾得上百姓骂自己要多么混帐有多么混帐，要多么土匪有多么土匪。
众多强拆有功官员的短期“潜伏”，必然导致他们随后的快速复出，这些现象完全足以说明，问题出在下面，根子长在上面。当权者不见弊端丛生，只道歌舞升平，不闻啼饥号寒，只知琴瑟钟磐，必然导致施政失误，国运衰微。我们不指望用自己的文章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但愿执政党能表里如一地做到：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 本帖最后由 范廷伟 于 2011-12-29 19:2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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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8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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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9 06:58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