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学雷锋
张峪铭
那些年有许多活动,我要么是一个可怜的参与者,要么是一个无聊的看客。惟有学雷锋活动让我的少年生活有了点亮色。
我的出生,是上帝将我丢进了一张黑黢黢的网。也许有人说我很矫情,这只能说你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若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降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且父亲是右派公子,伯父是去台军官,你与你的家庭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严格地说,与姐姐相比家庭成分对我的冲击不算大,无非是红小兵的胸牌我没有,悼念老人家的袖章不给写字之类的。好在学雷锋活动没有出身限制。于是我的心中掀起了比常人不一样的小高潮。
那年学校做厕所,尿池出口需要铁丝网。那年头物资匮乏,老师在班上发动同学们学雷锋献铁丝。我认为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在家里想方设法地翻找,可任我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一根半截的。最后我瞄见了火桶上的铁箍。当我将火桶上偷偷退下的铁丝交给老师时,老师的一句表扬,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事后才知道,班里的憨子、祥伢、季生也都带来了铁丝,不过没用,他们的不是短了就是烂了。
至于冬季母亲发现了散了架的火桶后,对我如何责骂,我已记不起了。但有一件荒唐事,至今想想还好笑。那天放学看到母亲在家到处翻找,说五毛钱不知丢哪儿了,问我看见没有。我说交给了老师。气得母亲将我打了一顿。而我还倔强地说:“是我捡的,就要交公!”要知道那时五毛钱是生产队一天的日工钱啊。
其实学雷锋做好事,引出的笑话也不只我一个人。我们班的那些年龄大些的孩子,趁大月亮天,将生产队的一亩稻子悄悄地收割了。第二天生产队长站在田埂上破口大骂。原来这块田里的稻子还没完全成熟。当队长了解到是自己儿子挑头做的“好事”时,骂了一声“兔崽子”,也就不好追究什么了。
那时学生帮忙农事是常有的事,如拾肥、看青什么的。一到双抢,学校还要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割稻。尽管稻子割得天一半地一半的,但那学雷锋的场景不能不说成了我们这代人火红的记忆。不过我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至今看到左手无名指上的疤痕,就想起与人比割稻速度时镰刀的无情。
“对同志是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样无情。”好像是雷锋日记中的句子。我无法漂洗我的身世,因些我在学雷锋的岁月里还是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一点无奈与“无情”。
父亲在大队里永远是台上被斗的敌人,学校师生也是每场批斗的参与者。我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裹胁着,怕人说我不能像雷锋一样对敌人“无情”,随着大流举起手臂,可我真的呼不出来。有谁关顾一个少年的痛苦?我那根正苗红、个性强的母亲,每次只顾与大队干部吵斗。而老师要求学生呼喊要高昂有力。
此时我真想只当一个事不关己的看客。就像红小兵为生产队值班看青。
皮贵年龄比我大,家里祖宗三代是雇农。我们小孩子不知雇农是什么,看见皮贵一天到晚鼻脓拉呼的,就索性叫他“鼻脓”。鼻脓是红小兵,在学校安排下护青,每天傍晚戴着红袖章,持着红樱枪,俨然是一个兵样。别人红樱枪枪尖是木头做的,他的却是一个铁茅。有一天他和几个红小兵正看护着,一头黑猪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田里,他让另几个人包抄驱赶,自己守在口头,等猪一露头,他就照着猪肚子一枪扎过去。猪一路嚎叫着,流着血跑回到主人家。
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鼻脓的二大爷。他二大爷当时正在家抽旱烟,跑出来看到这事,往鼻脓头上挖了一个“暴栗子”。鼻脓搂着头哇哇地哭回了家。
那些年我们学雷锋也是活学活用。有一天憨子拿着一个大桃,在我们面前一点点啃,这可让人馋死了。好吃的季生就跟在他后面讨吃,并对他说,只尝一点,学雷锋做好事嘛。憨子拗不过,用手掐一点范围递给季生,可季生一大口将桃核都咬了一半,让憨子心痛了好几天。不过憨子也不吃亏,连抄了季生的三天作业,让我这“活雷锋”清静了几天。
那些年学雷锋做好事提倡不留名。那时农村的路特烂,即使是机耕路,若遇到雨天车子往往就无法前行。在一个春雨初霁的上午,我和祥伢等几个人在路边玩耍,看见一辆车在陡坡上像老黄牛一样哼。我们知道学雷锋的机会就来了。于是跑去主动帮忙,和大人一起推车。我们跟在吉普车的屁股后,使出了吃奶的劲。当车子轰鸣着上了坡顶时,我们已是一身泥巴淖。
司机说,一定给我们学校写封表扬信。可我们几个直到进初中时,也没盼到个音讯。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后来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我想被时代色彩浸染的心,虽没有先前的艳丽,但也不那么容易褪色。
尽管如今社会利己化倾向严重,尽管对雷锋的认识我们更理性了。但雷锋依然是“行好事,做好人”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应驻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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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张铭 于 2012-5-28 09:4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