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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橡树】
忽然想起已有许多年没读约翰·多恩（John Done）了。他的一段被海明威引在《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扉页的话曾使人去寻觅和琢磨部分与整体、生与死等高玄的话题。同样，他的关于爱情的奇思妙想—比如《告别辞》里著名的圆规比喻—也不时地在人心中为爱增加着分量：
我们就这样：你是那固定的一点
当我远行，你侧身倾听
你的坚定使远行围绕了固定的中心
使起点成为终点
而终点又成为启程
在所有关于别离的诗文中，没有谁的话语可以达到多恩表示的情感深度。现在很难想象十七世纪那一个晨雾迷茫的码头了，多恩站在船上，他的恸绝的妻子安妮眷恋难舍；这是一个极感人的场面。
十七世纪的英国极似于中国的魏晋，出了不少怪人。多恩幼而丧父，后来凭自己的才华和机遇作了掌玺大臣埃格顿的秘书，而后他拐走了埃格顿夫人的侄女安妮；再接下来他不得不入狱。直到1619年安妮死后—他们所生的十二个儿女也已经有五位夭折—多恩才蒙国王詹姆斯一世赏识，并在压力和自惭之下改信国教，改变了过去的纨绔生活，当了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他的情诗和布道文是极为奇异和感人的，这一点与他的爱情生活相谐配。
另一个怪人是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年），这位“最重要的次要诗人”和“最伟大的小诗人”与多恩对待安妮的态度有较大的差异。在他有名的诗《致他的娇羞的情人》中，他或真心或假意的用生死虚空的理由来诱惑世间女子及时享有自己美丽的年华，哪怕仅仅是用肉欲的方式：
因此啊，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
在你的玉肌，像那清晨的露珠；
…让我们趁此可能的时机戏耍吧，
像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嬉狎：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的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将英国的十七世纪类比于中国同样多怪人的魏晋时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在这中间都出现了张扬个性的现象。多恩和马维尔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殊异的，但这都是任性而为的表现，是出于个人的性灵；这中间没有过多的社会规范的色彩。中国自两汉结束，诗文中也不再大量出现表达男儿一生的唯一使命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英雄气概了，至少国家和君主已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个人的、个性的言论大量出现，感性和感情的元素逐步上升，竹林七贤的任诞狂放也正是如此。刘伶醉酒，阮籍信马，嵇康锻铁，这些奇人异事讲述的恰恰就是放狂和纵情的主题。即使在对待个人生活之外的事件，他们也有自己独立不羁的价值判断。《晋书·阮籍传》曾记载阮籍对一件子女弑母案的评论，阮籍说：杀父亲是可以的，你不该杀母。皇帝大吃一惊，问何出此言。阮籍回答说：上古之人及各类禽兽，生而不知其父，但全都知道母亲是谁；因此，杀父与杀一陌生人无异，而弑母则禽兽不如。阮籍这样回答，也许被人认为是出于遇事爱出怪语的习惯，但熟知阮籍故事的人肯定可以判定这是实话，是阮籍真实的内心语言；他一直有一种卓然特立的精神，何况他和当时的其他人也都是老庄思想的信徒和研究者，崇尚无明无智和逍遥齐物的老庄玄谈本来也是促使个性独立的主要原因。
此后，享乐的原则也借老庄玄谈成了传统的一部分。南北朝，君主与士大夫们就已经将这一原则付诸实施，醇酒与美妇人的言论、大量宫体艳诗的诞生和流布大多出于这一原因。唐代是一个国力强盛、并在意识形态上几乎重现了大汉朝崇高无我英雄气概的时代，但《全唐诗》中无名氏的一首诗却几近于马维尔：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
当然，魏晋个性高蹈的出现也来自于司马氏政权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的极度黑暗，奇人名士的特异表现也有远身避害、佯狂自存的考虑，或者是想保全个人小世界的完整，即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屈原在面对渔夫的质问时，也就曾以这样的个人处事方针回答：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况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一场欧洲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一场王政复辟，保王的国教和革命的清教，教权的独宰天下与政权的分二而治，这些也使它成了一个动荡和剧变的世界。多恩和马维尔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分别歌唱的。他们也应该有不得不如此的客观原因—这该和阮籍们一样。
但多恩和马维尔们的歌唱带来的是新的生活观念。在这之前，文艺复兴的十四到十六世纪为英国新伦理的产生已经作了大的努力，他们当时和以后，爱变成了个人间的事情（当然最高的爱仍是对上帝的极致情怀），成了最高的尘世感情。这里的实质是，英国十七世纪开始产生了基于宗教博爱之上的爱的伦理。同时，在海峡的另一边，法国也因为骑士和贵族沙龙的兴起而产生了同样的私爱道德。但在中国的魏晋，则少有诗文涉及爱情，除民间外，士大夫阶层一般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情诗，涉及到男女情感的诗歌基本上是在配偶死亡之后的悼亡诗而已。由悼亡而体现和形成的是宗法基础上的情感伦理，它往往要考虑血缘和家族，更多地受到两人之外、甚至是自身之外因素的牵绊。即便是洒脱达观如阮籍者，在《咏怀》诗里就有“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话。“妻”与“子”的连用是关于宗法家族关系的最好说明。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情感是实用的和功利性的，属于物质思考的范畴，我们那时没有将男女之爱和家族之爱分开。这不单单是理论上对概念的分工和解析，它或许已经留下了很多问题。
昨天从成县赶往西河找朋友相聚，听胡询之讲了一件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这会让惯作惊人语的多恩吃惊的。一个少女因爱的挫折自尽了，她的尸体躺在河边，躺在路人的目光下。接下来，几天后，她的父亲赶到了，他用一桶煤油点燃了这个殉情的少女。没有葬礼，也没有哭声，他烧了她。
什么都没有；甚至对这个毫无情感表现的事件我们都没有插话的地方。
那个父亲，那个提着煤油点起火焰的父亲处于什么情境之中呢？
这里就见出了魏晋以来没有把这一概念做出理论和实践上分工的缺陷。这个父亲想顾住家族的脸面，他用蔑视和抹煞一个女儿的办法去挽回荣誉，来保全一个尚有许多生者的家庭。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关于正义的定义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认为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所有手段都是正义的和正当的。这个父亲有他的理由，但是否可以用抹煞人性的方法来处事和行事？他没有读过和听过多恩，甚至也不大可能知道阮籍，但这并不是让我感到最大悲哀的地方；我甚至
无法悲哀。
和多恩和马维尔同时，英国还出了一个奇怪的医生托马斯·布朗（1605-1682年），他一边行医，一边凭自己的意气和兴趣搞一些哲学研究和随心所欲的考古。1658年，布朗研究了从瓦尔兴恩原野中出土的几十只骨灰瓮，他认为是古罗马人的东西，于是写出《瓮葬》这一著作；在这里面他的奇思妙想和虚虚实实的思想以及结论等都自由的飞翔在英国的天空和他的居室里—但书中至少有一句话是真理，布朗斩钉截铁的口气几乎像是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中国哲人孟子。这句话是这样的：
古老的家族活不过三棵橡树。
[ 本帖最后由 老盖 于 2013-4-15 12:3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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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5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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