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淼之 于 2015-8-21 09:15 编辑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留在北平，出任伪职，鼓噪“中日亲善”，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并非是一种睿智的“文化选择”，亦非是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而是一种熟虑的“义利选择”。黄裳先生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周作人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自己来说也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我以为考察周作人的义利观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是寻找他必然没落沉沦原因的便捷之径。 周作人很有学问，其散文成就尤为人称道。他的散文冲淡闲适，精细雅洁，妙趣横生，如苏州刺绣般的艺术品，中国的大文豪是很佩服他的。鲁迅认为，在优秀的散文家行列中，周作人应居首位，其次是林语堂，再次才是自己。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中称，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郭沫若意思是说自己与周作人相比，是驽马之于麒麟，寒鸦之于鸾凤。夸饰的文辞，凸显了周作人的重要文化地位。然而，一个学识丰赡，妙笔生花，谈起“仁义礼智信”满嘴跑火车的人，也未必就一定是大丈夫、真君子，名长意短、口正心邪、简贤附势者，实繁有徒。 周作人断定日本侵华，中国必亡。周作人毕业于清末的江南水师学堂，对世界海军尤其是中日海军的现状应该有一定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国甲午以来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这是明显的事实，毋庸赘言……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在周作人看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人心涣散、军阀混战、积贫积弱的中国无法抵御的，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只是时间问题。既然，亡国不可避免，那么，一切的抗争便无意义，徒增牺牲和损失罢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貌似强大的一方，未必就一定是胜利者，如近代非洲人民反抗殖民者入侵的胜利，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战胜美国等16国联军等等，但弱方面对强敌如果没有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必胜的信心，没有赴死的勇气，没有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人人都想逆来顺受，甚至于附逆当汉奸，断无胜利之可能。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有誓死不甘当亡国奴的血性和以死相拼维护民族大义的崇高气节；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如此艰难，又部分地在于为数可观的汉奸、伪军充当了日寇的鹰犬，助纣为虐。 可惜，周作人未作如是观。胜败问题考虑清楚后，便该打自己的小算盘了。北平沦陷前后，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拖家带口、跋山涉水随校南迁了，而周作人声称：“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恰好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示意周作人：“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又给不愿南下的周作人以可乘之机。当时远在英国的胡适之先生从伦敦发来敦请周作人的白话诗，劝他幡然悔悟，以民族大义为重，“飘然一杖天南行”。矛盾、郁达夫、老舍、丁玲、夏衍等18位作家更是联名发表公开信，与日寇激烈“争夺”周作人。然而，一切力劝和热望，都没有阻止住周作人下水降日。 周作人留在北平真能“隐于市”而“不食周粟”吗？不可能。狡猾的日本人需要像他这样的文化名人“更生中国文化”，鼓噪“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解除中国人的思想武装。巽坎可期，威逼利诱是不可避免的。周作人能经得住威逼利诱吗？既然掂量自己经不住威逼利诱，留在北平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毕竟没有到“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的地步。其实，周作人留在北平并无“隐于市”和“不食周粟”的想法，而是想依靠归顺日本人活得更滋润些。这不是主观揣测，因为周作人是文化名人，跟日本人的关系比较深，且北平的大知识分子已寥寥无几，在日本人眼里他无异于凤毛麟角，无需弹铗歌鱼。果不其然，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旋即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19日代替病死的汤尔和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日本舆论界表示以周氏“出任巨艰”，非常“荣幸”，无不“庆幸鼓舞”。 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不能“兼济天下”，还可以“独善其身”嘛。远离沦陷区，万里投荒，倚山结庐，种豆造酱，编蒲为席，朝观晨曦，暮送晚霞，听雨品茗，吟诗赋词，临溪濯足，与友人把酒话桑麻，围炉论古今，不也很好吗？即使箪瓢屡空，瓶无储粟，短褐穿结，鹤骨鸡肤，又何妨？庄周贷粟，陶潜乞食，鲁公乞米，至今思来泪如洗，君子不患贫而患不安，超然物外，追求心灵的洁净与安详，是一种生存智慧，何必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周作人自己也曾说过：“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诚然，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沧浪之水浊兮濯吾足”的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并不具有道德价值，然其抱着“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态度，沉醉于“纯粹求知”的乐趣中，虽不善亦不恶，人们也不会苛责于他。这非笔者心之灰暗，而是笔者深知中国人的德性由儒教和道教两种元素混合而成，处顺境，几乎人人皆是儒教主义者，处逆境，则几乎人人皆是道教主义者，改变德性是极其缓慢的过程，故出此无可奈何之语。出人意料的是，真正面对义利选择的时候，他却抛弃了民族大义，而觍颜侍敌，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多欲者是不会丧失有利可逐的机会，而去过“露鹤声中江月白，一灯岑寂拥书眠”这样闲适恬谧的生活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熙宁奏对日录》中，记载了他和宋神宗的一次谈话：“……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由北平南迁的爱国知识分子对此应该有深刻的理解，故离“瓮”南下，毁家纾难，坚持抗战。周作人根本无意离“瓮”，弃义趣利之图已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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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6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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