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改革开放后数千万计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繁荣和发展，除了衣锦还乡的一部分人之外，还更多的是留下辛酸的往事和一辈子落寞的惆怅……
六 月 雪
忽然收到一个手机短信，是一句问候的话落款是“六月雪“，望着陌生的号码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是谁？于是只好回复询问，很快又来了短信：“我是六月出生的，故名六月雪，我是雪飞啊！”我鄂然了：六月飞雪不是个好名啊，你怎么取这个呢称呢？六月的飞雪暗示着你凄楚的命运，难道冥冥中真有前生来世的安排？
飞儿是公司扩招那年进公司的，按惯例没有熟人是进不了公司的，飞儿是大姨夫的远房侄子，第一次来我家是由大姨夫领过来的，陪着来的还有她母亲—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听说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挑夫逢人不大会说话，儿子的工作大事便由母亲出来，说了多少感激的话我已记不太清了，我看小男孩一脸的稚气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眼中还带着淡淡地忧郁，上身套一件不合时宜的长大褂、脚蹬一着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指甲长长里面藏着污垢，因为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又没有工作经验我就有点犹豫，但经不住姨夫和他母亲的哀求，我觉得小伙子倒也不令人讨厌，于是心生怜惜答应了帮他去公司找人，按公司规定新工人须缴1500元押金，因为家境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我便找老总说情免去了押金，从此只有18岁的飞便喊我师傅，其实我那时也不过是个资深的班组长，时逢公司开发湖北的建筑安装市场，初中刚毕业的飞儿便随我远行湖北，到荆门市的一家炼油厂搞输配电线路改造。
湖北荆门是个四面被绿山包围的小城，这所城市的经济全凭着我们所施工的这家石化企业所支撑着，这所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炼油厂的职工，老一辈都是东北的大兵团建制整编的，建于50年代，据说是林彪在位时一手建起来的，颇有点神秘色彩，我们的任务是在几座山头之间架一条输配电线路搭铁塔、竖电线杆，实现变电总站与一个小变电所的并网供电，几个月时间我们整天在穿丛林钻山沟，在平原长大的我们第一次与大山亲密接触满是新鲜感，虽然爬到山顶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一点都不觉得累。可晚上一回来就寂寞难耐，除了写信就是看枕边常备的几本散文集。我给父母写信、给未婚妻写、给还在上学的妹妹写，信写得很勤，几乎一个星期写两封，详尽的把每天工作的经历和感受通过字里行间与家人分享了。 飞不喜欢写信，也不喜欢看书，一到晚上便跟几个同事出去逛街，兜里是没钱的，只是看看炼油厂里的诸多东北人在广场上自发组织的扭秧歌舞，或者是倚在街头的栏杆上在霓红灯闪烁的夜幕下傻傻地看着街头的繁华。
时间过得真快，这种日子几个月后便结束了，因为我性格中天生的不安分和倔强，年少轻狂的我没有等这个工程做完便因与工地负责人发生点摩擦，一怒之下离开了湖北，因为前途未卜不便把飞也一起带走，便把他托付给一位要好的同事，走时叮咛、嘱咐一定要学好技术日后方有出头之日的话，飞眼里噙着泪，默默地替我收拾行囊，看得出他不希望我扔下他独自在这里，但我已全然是一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豪情万丈的我还是毅然踏上东行的列车……
三年之后，我已在淮阴一工地上做技术负责人，每当有从原湖北工地上调来的工人我便打听飞的情况，但有些工人并不太熟悉他，从片言只语中只能大概知道点情况：在我走后，那个工地负责人因为我的缘故待他并不是太好，再加上他又没有技术，工地上的脏活差活都是由他独揽了……那个工程完工后他又随队伍辗转去了西安，并说飞儿自己也不太争气，晚上就经常出去跳舞，因为那个工地经济效益好每月能开得出工资，几乎都被他花光，听说还在舞厅泡了个贵州的女孩在谈恋爱。有一年春节回家去他家想去看看他结果没见着他回来，听说是工资花光了没颜面回来见父母只好在工地上过春节值班。人是我带出去的但没有尽到责任我还是深怀内疚。
三年后，这时我在南京负责一个小区的宿舍楼安装项目，农忙季节工地缺人手，我四处张罗技术工人，听一位朋友说起湖北的一个项目经理因驾驶摩托车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可惜了一支好端端地安装队伍树倒猕猴散最后落得个飞鸟各投林，听说我有个徒弟也回家了正没有去处。听到这消息我一惊喜一下便猜到应该是飞儿，好歹师徒情份一场，这过去的六年飞儿应该是出落得一个大人了，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我这样想心里美滋滋地。
六年没见的飞儿个头长高了，来南京那天穿一件白色的茄克，脸上多了些成熟和阳刚，第一次遇到他时的那种忧郁不见了，我很高兴。原来他已经和在西安认识的贵州女子结婚，出来时正是新婚燕尔，他从包里掏出喜糖摊满了一桌子，看得出他来我这里很高兴，离开六年后的重逢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一起吃着他带来的糖果畅谈着回忆着旧日的思念和美好的未来。这时我注意到他抓糖的手，指甲仍是长长地指甲间的黑黑地污垢还残留着，我的心里格登了一下隐隐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悦，但总归是久别重逢，这种不悦很快就没了。
飞儿没有学成电工，文化偏低的他怎么也看不懂图纸上的那些复杂的电气符号更弄不懂工作中该要掌握的电工学原理，因此他选择了电焊工，我看过他烧的焊，多少让我有点失望，这么多年来竟不得要领，经过我一段时间的悉心调教终于能在工地上勉强胜任了一个电焊工的角色。夏天的南京是个火炉，而我们的施工任务正赶上在木模板上配电线管，这种电线管每个接头都要用电焊焊死，工程赶工期时间紧，而我们电焊工又少，因此每个班都要连续干上七八个小时才能满足配合土建打混凝土的速度。有时赶上中午也不能停下来，头上顶个湿毛巾在50多度的木板上蹲上几个小时，到下班时几乎是直不起腰来需要同事们搀着下楼梯来，每次回来看他被烈日和弧光灼得通红的脸像个张飞时我总默默地叹息他的不成器和学艺不精，六年的老安装工了照常理是应该在管理的岗位上了何苦要累成这样。可我帮不了他，我明白我下面那帮聪明的兄弟们是不会听他摆布的，有时我巡视工地时走到他身边时，他竟紧张得用卷尺量尺寸都量不准了，真是让我可气又可忧。
一年后，全国的建筑安装行业出现大气候的滑坡，我所在的公司的经营也受其影响，每一个工程做完了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接到下一个工程，因为安装工人大都都是农民工，没有安装任务时其实就又回到了农民的角色，飞儿被迫也遣散回家了，我作为公司的骨干还在死守着几个早已完工的工程继续做着可有可无的维修工作，日子打发得百无聊赖。
几个月后，公司又发生许多变故，先是为接新工程被骗250万，接着又因事故接连砸死了两条年轻的生命，公司老总为之心力交瘁、夜不能寐，在一次洗澡时突发脑溢血竟一命乌呼了。公司在连换两任老总不能控制局面后终于象一头苟活残喘的困兽彻底躺下了，房子被银行接管，仓库的货物被愤怒的工人一抢而空，终于一张建工局解除劳动合同的契约和一次性补助的4000元钱摆在我的面前……
飞儿遇到失业后的我竟自责的说：“都是我不好，我在湖北几年那里就垮掉了，来你这里又给你带来不景气，唉！都怪我的命不好。”说完后一声长长的叹息，我看他一脸的惆怅。
我苦笑着无奈的说；“你真傻，这能怪你吗，这是事物的轮回规律，以后会好起来的。”
回家后的我把能呆在家里所有的理由都想到过后，终于不能再呆在家里了，妹妹颇有心机地推荐我看《谁动了我的奶酪》,斯宾塞 约翰逊真不愧是个心理学家,似乎早料到我会失业，我赖以生存的那块奶酪在一夜之间几乎消失殆尽。在看过这本书后我终于决定要像小矮人哼哼一样去寻找我内心想要的那块带“C”字字母的奶酪。
终于第一块奶酪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了，虽然它在遥远的东北，但没有选择的我丝毫没觉得它离我的距离，我和曾当过兵的父亲一起趴在明屋的大圆桌上看那张珍藏多年的中国地图，父亲没上过学，但对看地图确是内行，这缘于多年来闯南走北的结果。地图的边缘有些发黄了，父亲用胡萝卜般粗的手指指向一个接近苏联边境的地方—XXXX。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如数家珍的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气候，听说夏天也会下雪，多刺激的地方，早从小说里就知道了那个地方，凄凉的北大荒、冰封的松花江、还有充满神奇色彩的抗联密林，一直想有机会了解那块热土，自从选择了出外打工的路我就一直把每次地出外远行看成是一种旅游。
我精心搜罗组织了一支十多的人的队伍，除了飞儿和几个一直跟着我的兄弟外其余都是找的乡上的农电工，正逢乡用电站在裁减农村电工，一大批因考试不合格而被淘汰下来的电工正赶上失业在家，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大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去的人多，可能除了我之外大伙儿倒没有人感到远离故土的沧桑和恐惧感，在他们看来这次任务时间不长，又是农闲季节，田里也没有重要的农活儿，水稻秧子刚栽好，整个夏天的除虫管理都交给家里的老人或留守在家的妻子了，妻子是不能出远门的，因为有小孩要上学，放学回来不能没有人做饭，这时的农村是很难找到青壮劳力的。
60年代大量的热血青年插队到广阔的农村，与这个时侯的民工潮涌进都市正好是个历史的翻覆，谁也无法计算这种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现象和宏观调控给国家带来多大的经济效应和影响。
出了山海关就是古时的塞外了，列车以每公里一百七十公里的速度在塞北平原上飞驰，火车行驶了一天也没见村庄和人烟，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稻田无边无际的，什么人在此创建了如此庞大的农场？还没到收获的季节，偶尔只看到铁道旁正在扩建的监狱和光着头做工的囚犯，寂寞、渴望自由的囚徒们看到有火车经过时挥舞着他们的手臂向列车招手。当列车里有人在谈论北大荒、劳改农场之类的字眼时，我才明白这块富饶的黑土地就是北大荒了，从全国各地被遣送过来的劳改犯在这里进行着人类最原始的劳作和洗心革面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时从工地方面打来电话叫我们暂时不要去工地了，先在一个小城落脚停留一段时间，说工地方面还有最后一批犯人没有转移走，原来我们要去施工的工地是个监狱的旧址，从电话的背景里隐约传来一两声狼狗的吠叫，大家都兴奋起来，在猜想着目的地一定是个神秘 而又充满刺激的地方。
列车终于在一个小站停下来，这就是我们要停留的第一站-A城，这是一座古老的重工业城市，公交车行驶在街道上却颠簸得厉害，大凡北方的城市就是跟南方不一样，从外表是看不出它的繁花和衰败的，视线里偶儿还会出现文革时的工农兵的塑像，这足以证明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曾承载过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负责接待的人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已完工的别墅小区里，睡在一间半地下室的车库里，我们把地面打扫得很干净，睡上下铺的铁架子床，虽然离家很远,但大伙儿挤在一起却也平添几分家的感觉，出外人最想的就是家了，有了家的感觉就不会觉得离乡背景的凄凉。
因那边工程迟迟开不了工，便安排我们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帮着之边的工地上先搞点零活。
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上班飞儿便出事了。由于在宿舍整理安顿铁架床时不小心，飞儿的眼睛竟被床架上系着的一根铁丝扎了一下，一开始我们都没有介意，到晚上下班时才发现，飞儿捂着眼睛坐在宿舍里已经有半天时间了，我隐隐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于是便带他到附近的诊所去做看医生。一位中年大夫用聚光镜检查过后立马慢腾腾地收好医械，用迟疑的语气对我们说：这位小伙子的角膜好像已经被戳穿了，你们最好要找一家市内的大医院去确诊一下。
这时飞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还在说：“没事的，晚上睡一觉就好了，我们回去吧。”
吃过晚饭，见情况丝毫没有好转，我们便决定还是去市内的大医院去检查一下，在出租车上知道了这座城市的眼科医疗水平在全国占第三位，除了北京和上海就是这里了，果然到医院后确实不同凡想，进去一检查就很快下了定论：患者眼球前的水晶体和角膜被异物刺穿。医生告之需要连夜做修补角膜手术，否则这只眼睛保不住了。
我代表家长帮他在手术通知单上签过字后就是做手术前的准备了，我吩咐同事回去救援，去找老板借手术押金，手术还有一段时间才进行，我和飞儿并排坐在医院长廊的椅子上，走廊的灯光幽暗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一只眼睛被纱布裹住的他这时好像近乎麻木了。才28岁的一个男人，在家里应该是个顶梁柱，一只眼睛如果瞎了意味着什么？我在为他担忧，还有他那个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现在又是雪上加霜,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娶的外地的媳妇将来会怎么办？
这次手术是修补眼膜，手术后还是看不见到东西的，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再做一次换水晶体的手术才能恢复视力，但最好也只能恢复到0.6左右,最重要的是两次手术昂贵的手术费和漫长时间的等待是不允许长期住在这所医院的病房里,再说事故不是在发生工作时间,算不算工伤性质还没有定论, 我试探着跟他讨论处理这件事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里做完第一次手术后就转到家乡的本地医院去治疗,这样医疗费用会低得多,可这需要有家人来陪护,我们在这里不过是暂时停留,还要继续北上,飞儿虽然是个大人了,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这时也完全没有了主张,低着头坐在椅子上木然地盯着地面,发生这么大的事,家里是应该要通知的,可父母都是不认识字的庄稼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门,能千里迢迢来这里的只有寄托希望在他的那个媳妇身上了,一个女子承受着心理压力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独自来这里,我真为她捏把汗。
不知怎的,这时我突然很想了解他与媳妇认识的经历,曾听他说起个媳妇还是个大专生,是在舞厅跳舞时认识的,我知道他初中都没有念完,一个相当于完小毕业的打工仔怎么跟一个大专生的女孩拍档上的?现代这些孩子的恋爱观让我揣摩不透,是缘份还是魅力?我一惯很欣赏西式的婚礼, 在教堂式婚礼上,牧师会有这样的台词:“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你们都愿意彼此相爱永不分离吗……”我不知道飞儿在失去了一只眼睛后能不能再跟着我们出来打工，能不能会找到比出外打工还好的工作。失去工作后的他要以怎样的方式去谋生？他的那个她又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一大串的担心在我心里打着咕噜。而飞儿还是默默地坐着，面无表情的好像在等着一个法官的判决，我带着一丝内疚对他说：“你跟我出来后悔吗？我真不该带你出来，说不定能躲过这一劫，是我害了你”
“这不能怪你，都怪我命不好，我连累你了，我媳妇来了你就告诉他说全是我自己不小心才闯的这个祸”飞儿又一次说起这种话，我心一酸眼泪差点出来了……
北方来电话了，工地上急着要进场施工，可飞儿的媳妇还没到，我们不能再等了，决定留下一个兄弟继续在医院照顾一边等她的到来，其他的人员不得不要随我继续北上了，离开医院的那天，天阴沉着、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着细细的雪粒，一阵风吹过，湿湿地东西飘进眼里，我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倾刻间颗粒化掉了，才六月的天怎么会下雪？这鬼天气！我诅咒着。
工程如期开工了，我很快投入到工程的紧张忙碌中，几乎把还在A城的飞儿忘到脑后了，飞儿没有手机也一直没有给我电话，飞儿手术成功了吗？安全回家了吗？怎么几个月也不给我一个电话？
五个月后，工程终于顺利结束了，在工地方面一再挽留我继续留下来做后续的结算工作，我惦记着飞儿的命运，婉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再也没有心情去领略大兴安岭老林子里的银妆素裹了，进行交接后就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飞儿的家离我家并不是远，可我从没有去过，去的那天与我同行地还有一位曾在湖北工地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事，我们在问了几户人家后才在村头的一幢孤零零的瓦房里找到他家，飞儿的母亲见到我们没有了几年前在我家见到时的那份热情了，打过招呼后就去厨房忙去了，家里遭受了如此变故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几个月不见出现在我眼前的飞儿我几乎不认识了，比以前胖了许多，正光着个屁股趴在床上媳妇在让媳妇给他擦洗呢，媳妇是个身材矮小略带臃肿的女人，见她五官的布置不是太周正，我有些明白了她为什么愿跟飞儿结合的原因，见了我们她也不多言语，只是还在低头给飞儿擦身子，媳妇去厨房打水去了，我见飞儿翻身都显得吃力才知道他已经不大能行走了，原来从北方回来后就在县城医院做了手术，手术费花光了他家父母亲积攒了一辈子准备用来盖新房的钱，手术做得还算成功，那只眼睛还是保住了，就是看世界永远的模糊了，回来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因没有经济来源就又跟姐夫去海南了，姐夫跟我曾经同过学，我深知他的为人，那人颇能吃苦，全凭吃苦肯干得到海南的一个修船的私人老板的赏识，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飞儿去后，一方面还在吃着药一方面做着又操起他烧电焊的老本行，一天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每天到下班时都站不起来，一开始还以为是劳累，直到脸部浮肿连走路都不能维持平衡时，才想起可能出问题了，到医院做了检查才知道膝关节已经产生了病变，长时间的蹲着使膝部血液不畅再加上吃的药物里的激素影响使他患上股骨头坏死症，这种病起因很复杂，国内暂时无特效药治疗，几乎是绝症。
飞儿回家了，残酷的现实让他彻底的垮了，一个绝望了的人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回家后他不想再花钱去医院看了，家里已经举债好几万了，媳妇虽然没有离开他，但碍于孩子的情份勉强凑合着，无奈地苦撑着这个已没有了欢声笑语的家。爱情是否也需要经济的扶持？我一直有点怀疑山盟海誓的情人在失去生活的最低保障下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温馨地相守，浪漫的情怀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好在家人还在努力寻求民间偏方帮他治疗，毕竟儿子还没到三十岁，就永远的躺在床上了，每个做父母的都会于心不忍。
在我们的提议下叫他同意去南京的一所医院去做最后的治疗，如果这次治不好也就死心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说些让他坚强和自立之类的话，再就是安慰他一定会好起来，但事实上我也知道那不过是一些善意的谎言罢了，我们走时留下了两个人身上所有的钱……
几个月后，那个工程的老板催我去结帐，我便向那个老板提起飞儿的事，由于不能算是名正言顺的工伤事故，人家颇有微词，经过几番交涉，最后还是答应出于人道支付一半的医药费，我从县城取回钱回家后便试着给飞儿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飞儿，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意外，我说这钱要不要给你送去？他说：“不必了，我来拿吧，让那个人知道了不好，正跟我闹着要回贵州老家呢。”我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不过我还是心头一喜，是不是腿给医治好了？
门外想起摩托车的轰鸣声，我连忙跑到门外，车子已经停在我家的院子里，摩托车是前几年买的一辆二手车，飞儿正艰难地试图把另一条腿从摩托车跨座上拖过来，我赶忙上去一把扶住，下车后我才发现飞儿的两只脚已经不对称了，左脚严重地向外翻过去了，像动画片中的唐老鸭，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了几步就扶住了墙角，左腿几乎不能弯曲了除了开摩托车连自行车也不能骑了。
留着吃过饭后，飞儿便告辞了，当我把他扶上摩托车时我心里在默念：老天不公啊！为什么偏偏捉弄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也不知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自己跑我家来了，这样一想眼泪就下来了……
飞儿的遭遇使得我一段时间的心灰意懒，不愿再出去飘泊的我在家尝试着搞海产养殖，结果盲目地跟随着人家投资使得几万元钱打了水漂。没有办法，在我调整了心态后又再次踏上了寻找那块属于我的奶酪。
但这次是只身一个人前往，我不想再用兄弟们的牺牲来换取我的微薄的虚荣和成功。
两年后，当我神情自若地在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敲着笔记本电脑，在递上来的文件上签上我的大名时，我就会想起昔日的那些往事，想起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飞儿，从飞儿的短信中得知，他在村子里开了家小得不能再小的便民店，以维持生计，外地媳妇最终还是扔下已经上幼儿园的儿子回娘家了，小店的生意有点萧条，来光顾的人也少，有时一个人闲坐寂寞时就发个信息给我。
电视里正播着民工返乡的镜头，荧屏上躁动的车站月台、肩扛手拎大包小包的民工状如潮涌，带着一年的疲惫和收获的喜悦，我努力地在人群里寻找飞儿的影子……
2006年1月13日完稿于苏州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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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30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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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30 1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