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与世风的放诞

楚牧歌

　　魏晋时期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期，也是人觉醒的时候。人觉醒的标志是士阶层思想的活跃，士子个性意识的增强。人的觉醒与思想的解放始于汉末而盛于魏晋。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相继专权，皇帝成为外戚与宦官手中的傀儡，自西汉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封建大一统政权逐渐瓦解，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也日益衰落。外戚、宦官挟持皇帝，肆意胡为，党同伐异，迫害忠贤，激起了士人阶层的强烈义愤。他们相互激励，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群起反抗外戚、宦官，弹劾权奸，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士子们对腐败政治的自觉批判使士阶层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性的群体，促进了士阶层群体意识的觉醒，对腐朽的上层封建集团造成了威胁，引起上层统治势力对士阶层的迫害与镇压。

　　汉桓帝延熹九年，大名士李膺在任河南尹其间，不遵赦令，诛杀了故意犯罪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怀恨，勾结宦官，诬陷李膺交结士子，结党诽政，把李膺逮捕下狱，布告天下，牵连下狱的士人有二百多人，造成了第一个党锢之祸。不久，第二次党禁接踵而至于，宦官侯览唆使朱并上书告名士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把张俭等人逮捕下狱，并再次牵连遭第一次党锢之祸的李膺等人，至使李膺等一百多士人被杀，六七百人遭废锢、流徙。两次党锢之祸是代表腐败的朝廷势力的官宦集团对士阶层的严重打击，并试图以此挫伤士阶层的反抗不满情绪。不料两次党锢之祸非但没有挫伤士阶层的不满情绪，反而使士阶层更加义愤填膺，他们相互标榜，砥砺志节，抨击宦官势力，批判朝廷，愈来愈认识到封建大一统政权衰败命运的不可挽回，进而对自己所依赖的封建政权失去了信心。他们由忧君到忧国，由忧国转而忧己，逐渐从对封建大一统政权的维护转移到对个人志节名声的追求，整个士阶层的意识也由群体意识走向个体意识的觉醒。士子们开始抛弃忠君孝义的群体伦理规范而自觉地追求自我的独行异节，努力突出自己的个性。

　　东汉末年士子个体意识的觉醒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独特个性的追求。他们力求在行为方式上与众不同，独自标榜，以期引人注目。如汉末名士赵壹，为人恃才桀骜，州郡长官争相礼聘赵壹去做官，赵壹认为朝廷昏聩，奸臣当权，拒不出仕。尽管赵壹不愿出仕，却以自己的奇行与才能赢得天下人的倾慕。在东汉末年，士阶层中人着意追求卓异甚至是放诞的行为为猎取高名渐成风气。这标志着士子们不再拘守儒家君子的规范，不再墨守中庸之道，而是去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这种风气到了魏晋时代则蔚为大观，盛于一时。

　　汉末儒家思想独尊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诸子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老庄尚玄虚，崇自然，轻礼法的思想在士阶层中广泛流行，推动了士阶层思想与个性的解放，被儒教伦理所束缚的人格也渐次冲破礼法道德的筋骨，趋于多元化。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从维护儒家正统礼教观念出发，对汉末士风的放达进行批评，把士子们狂放的行为归结为老庄思想的引导，从反面说明了老庄思想对汉末士风的影响。汉末魏晋士风的狂放不拘礼法不仅见于下层文人，也见于上层文人，甚至见于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人物身上。如曹操掌权得势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广招天下贤才，重才不重德，尚刑名不尊儒术。魏文帝曹丕更是行动不拘小节，狂放通达。这说明在当时人的头脑中儒教的礼法观念已经很淡薄，人们重视的是个人的性情与爱好，而不是礼教的规范。

　　思想权威的破除有利于自由意识的产生，名教礼法的破除有助于个性的生长。汉末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士风的放诞还与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有关。汉末天下大乱，社会动荡不安，朝廷之上，奸臣当道，诛杀异己，肆无忌惮。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引起了黄巾起义的爆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紧接着的是军阀混乱，三国纷争，百姓流利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漂泊不定，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当时人对生命的忧惧，在《古诗十九首》中有充分的反映。社会动荡，生命朝不保夕，时光淹忽，人生短促。从《古诗十九首》到阮籍的《咏怀诗》，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生命的咏叹与哀伤。就连高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一代英雄曹操，也不由得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叹息。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人像这一时期的文人那样对生命如此地关注，对生死如此地敏感，对人生如此地感伤。由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士子们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着人生，从而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有了新的发现。

　　生命意识的觉醒促使人们对个体生命的价值进行思考，既然生命是如此短暂，如此珍贵，何不趁大好时光，及时行乐，以满足自我的欲求。既然生命的长度无法延长，何不努力增加生命的强度，以求得自我的适意。道德是外在的教条，功名是身外之物，只有现世的享乐才是真实的，只有听凭个体的意愿行事，任自我感情充分地流泄，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士子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向内发现了自我的价值，更深刻地认识自我，放纵自我，饮酒享乐，放纵不羁。无论是权贵的纵欲享乐，还是文人的欢会宴饮，都表明着人生欲望的放纵，道德束缚的薄弱，表明着对现世生活的留恋与热爱，在及时行乐中流露出生命意识的感喟。这正是人性觉醒的标志。

　　《世说新语·识鉴》载，张翰纵任不拘，其人生价值的标准是适意，即注重自我的愉悦，求得个人的感情、欲望的满足。因此，当他想起家乡那美味可口的菰菜羹、鲈鱼脍时，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功名，辞官回乡。别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中国士大夫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人生的不朽，把功名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可在张翰的眼中，眼前的功名，身后的声名还不如一杯酒值得珍视。视功名为粪土，把个体的享乐适意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放诞行为正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从人的觉醒程度看，张翰的人生追求比汉末士大夫的纵情享乐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一进步反映出士子个体意识的增强，说明士子对个体的追求已由外在的纵情放诞发展到内在的自觉。

　　从汉末到魏晋，人觉醒的过程显示出士阶层从群体意识到个体意识的发展，由中庸人格到狂狷人格的演进，其显著的标志是士子对独立个性的自觉追求。他们谈玄析理，越名任心，蔑视礼法，狂放不羁，任情而为，标志着在孟子和庄子之后一种新人格的诞生，这种新人格可以用名士风度来概括。然而，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的就是嵇康、阮籍、刘伶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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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志堂主

中国人的个性从宋朝开始被一点点抹杀了。

幸运草荧荧

这样好文章要细品，多学习,同感~

楚牧歌

多谢斑竹支持，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落梅

思想真活跃，可以将魏晋的风尚舒展得这么宽阔。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过程，同时也看到了那个时代世风的放诞。
先生看的书真多。这样好文章要细品，多学习！